我的大学
走出大学校园15年，我近乎忘记了自己曾经也念过大学。当然，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光阴怎样射箭，上过大学这个事实大概是永远不变的了。因为身处繁华都市，现状安好，我内心深处总有这样一个潜意识在隐动：我正是靠着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才得以改变世代的“泥腿子”身份。依此看来，在短暂的人生路上，这段大学时光，终究是值得怀念和回味的。
“发配西北”
1998年，我19岁。九江爆发特大洪水。
高考结束，我在地里割稻。我就读的临川二中，位于江西省东南部的抚州市临川县政府所在地——上顿渡镇。这里被誉为“中国才子之乡”。学校离我家不算近，骑着老式自行车出村需要先翻过一道山梁，过了山梁，有水塘、田野，遍地的村庄，到学校大约两小时。
高考成绩发榜，还行，考了个全校第三，第一志愿被广东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录取。后来我才知道，以当时的成绩，上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压根不算个事。后来我还听说，当年与我并列第三，同时被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录取的那位同学名叫胡风。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想到了“翻案”、想到了“万言书”。而这位据说是一美女。问题是，我们最终并没有成为中大校友。情况是这样的——我对新闻专业极其狂热。很显然，相比中大的“考古”，我对从十三朝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新闻系抛来的“媚眼”要中意得多。最现实的问题在于，广东地处沿海，消费水平远高于大西北，作为农村娃，“发配西北”在当时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这次选择，不只注定了我与胡美女的无缘，更直接影响了我今后的人生，决定了我的事业、家庭与成长。大学毕业15年来，我不止一次在内心深处琢磨过：如果有如果，当年的我是否依然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当然，从来没有得出过结论。每次刚要琢磨，就想到米兰•昆德拉那句该死的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傻逼让座”
到大学报到，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
在此之前，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政府，至于市中心，直到现在我依然东南西北傻傻分不清。尽管在母亲的回忆中，我也算得上是见过“世面”、去过省会的，只不过这次弥足珍贵的经历我并无丝毫印象，毕竟那时候我尚属襁褓，三伏天高烧不退，急得父母团团转、医院无可奈何，跑省会南昌去治疗，病根却是那件把我裹得像粽子一般的棉大衣，想来也是可笑至极。
从临川到西安，相隔1800公里。由于是第一次出远门，担心我路上不安全，我的一个在乡镇担任司法所长的姑父，慷慨地借给我一套司法干警制服。姑父没有想到，正是这套制服，竟穿出了一个傻逼。
九月，开学季。挺幸运，我买到了硬座。事实上，凭当年的家底，也只能买得起硬座。那天夜里9点，父亲把我送到南昌火车站，我背着被褥、揣着录取通知书，挤上了绿皮火车。车上人挤人，穿着司法干警制服的我，挤过人堆倒真没费什么事。也许，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制服”尚存敬畏，这种敬畏帮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说实话，我对这种敬畏心存感激。却因为这份对敬畏的感激，生发出了无限的责任感、使命感。火车开出约摸两小时，我身边站着的一位老者，大概年岁太大，体力不支，开始有些摇摆。我也是好事，问东问西，知道老先生买的站票，目的地西安。这也意味着，老人家“站”完全程，得24小时。
在村里，怎么说我也是出了名的懂礼数。且不论打小受的教育就是尊老爱幼，光是身上这身“制服”也足以召唤我挺身而起，给老人让个座。老人倒是千恩万谢，只是一屁股坐下去，再也没挪过窝。而我就这样，揣着座位票，傻乎乎站了24小时。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这次远门的最终后果是，打那以后，只要坐火车，我就晕车。时隔多年，老大爷怕是早已不在人世，我却依然记得，那套坑爹的“制服”。
“偷书被捉”
西安有高校50多所，数量之多全国少见。各个学校当然也各具特色，各有所长。论综合实力，西北大学是当之无愧的“西北狼”，现如今的陕西“吃饭大学”（陕师大）、西北“蒸发大学”（原西北政法学院，后升格为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托生于西北大学这个“母体”。
究其学习氛围，当年流传过：“爱在西大”、“吃在陕师大”、“学在西交大”……不难看出，1902年建校的西北大学，娃娃们大多学习未必走心，谈恋爱、撩妹、勾帅应该个个是把好手。需要正名的是，西北大学的娃娃们很是遵守丛林法则，深谙“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也因此，当年的西北大学，曾盛传这样一个顺口溜：“西大自古无娇娘，残花败柳排成行。偶有鸳鸯一两对，也是野鸡配色郎。”
此事暂且不表。二十年前，西北大学最牛逼的还是图书馆。260万册的藏书，在西北无人能敌。馆内藏书，尤以古籍之多令人艳羡。我乃爱书之人，苦于家贫无力购书，进了西北大学，一度意淫自己能成为这里的图书管理员该多好。且不说每天进进出出多少“又沟沟又丢丢”（预知此话真意，请听青曲社苗阜王声的相声）的美媚花枝招展打眼前扭过，最酷爽的当然是看书免费、应有尽有。记得当年为了写《胡适现代新闻思想解读》毕业论文，三个多月泡在图书馆里，把五四时期的大家、名作基本扫荡了一遍，光是各种资料摘抄就达10多万字，复印材料堆一块有两尺高。
囊中羞涩，看到好书想要不得，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借，借不能占有便只好“偷”。在西北大学，我真干过这种名垂千古的“壮举”。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本出自郑振铎之手的《中国文学史》（插图本），自己实在喜欢得不行，反反复复通读了好多遍。有一天，趁着没人发现，悄悄撕下其中的精彩篇章，刚要收入囊中，被碰巧前来整理书架的管理员逮了个正着。
那一刻，整个人都不好了。什么无地自容、恨地无缝这些形容词，完全不足以呈现我当时的心理状态。说实话，当时的第一念想是：完了，偷书搞破坏，八成是要被学校开除。满脑子立即浮现出父母起早贪黑的身影、饱经风霜的脸庞。
毫无疑问，只有鬼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很快，我被拎到馆长办公室“问罪”。馆长王小君一头短发，穿着清爽得体，身材高挑且皮肤白皙，五官长得恰到好处，年华渐逝却风韵犹存，尤其声音充满磁性，属于典型的西北美女。馆员的陈述简单粗暴，而后满脸得意，扬长而去。我毕竟是犯了错，开脱不得，只好痛说“革命家史”。我说我爱书，我说我是个有征服欲的男子汉，见着好书就想占为己有，没钱买只好“干一票”。王馆长是真美，不只长得好看，心也善，说年轻人谁还不犯个错，你这错也不是杀人越货、作奸犯科，动机还是好的，方式方法出了轨、偏了向，是这，你把损坏的书恢复原样，我给你找个活，赚钱好买书。
我的天呐，我这算因书得福呢。打那以后，整个西大图书馆的大小报告厅由我负责打扫，一次300块。各位看官，要知道这可不是小数目。想当初，我一个月给自己限定的生活费也不过大洋150。更值得强调的是，这笔买卖，竟然让我的脑袋瓜子开了“窍”，从此开始琢磨起了“生意经”，并最终成为全班第一个腰挎“双机”（诺基亚手机、中文汉显传呼机）的小“土豪”。
（待续，哈哈）
本文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学院首届毕业生，现供职于江苏某新闻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