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Queena 在2019年阅读的第21本书：
《我们仨》
因为《围城》而知道了钱钟书，因为钱钟书而知道了杨绛。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杨绛火了，我时不时在网上被杨绛语录所击中，比如这句：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又比如这句：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冲着这些句子，就有一种读读杨绛的冲动，于是翻开了这本书：《我们仨》。
万里长梦，到底有多长？
这本书是杨绛先生92岁时的作品。
那时候，她的女儿钱瑗已去世近6年，丈夫钱钟书也去世了4年。
这是一个暮年老人思念丈夫女儿的书。
每一个人都会离开，或早或晚。
每一对夫妻总会分离，总有一个会形单影只。
每一个家庭都要承受失去的痛苦。
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却是世间大悲。
两个至亲的人相隔不到两年，相继离去。这是杨绛先生最大的痛。
在此之前，女儿和丈夫住在不同的医院里，她以八十高龄的年迈之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两个医院与家三地奔波，两头照顾，早已疲惫不堪。
以至于她不相信这是真的，仿佛这只是一个梦，梦醒之后，一切又会回到从前其乐融融的日子里。
这一段经历，她写在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读第一遍的时候，还有些云里雾里，但读完全书以后，回头再读这一部分，才深深地体会到杨绛先生的痛，胸口象压着一块石头，至少两天没回过来。
杨绛先生一生历经坎坷，早已对世事无常了然于胸，然而女儿和丈夫两个人相继离世，带给她的痛不堪忍受。
她这样描写女儿过世以后的自己：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口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闩。”
失去女儿的痛，是痛彻心扉的那种痛，撕肝裂肺，肝胆俱裂。而对丈夫的离去，她早就有心理准备，但离别越近，越是不舍：
“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私下认为这部分是全书写得最好的部分，这段时间应该是她人生中最暗黑的时间，是她最不肯面对的时光，所以她用了梦境的写法，虚虚实实，恍恍惚惚，但愿这一切都只是在梦里。
那个万里长梦，究竟要做到什么时候呢？大概三个人在另一个世界相聚的时候，这个梦才结束吧。
因为在杨绛心目中，没有他们在的日子都恍如梦境。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我们仨》，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原计划每个人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母女俩，然而，造化弄人，钱瑗病重，只得停笔，1997年3月离世，1998年12月，钱钟书也离开了。两个世上至亲至爱的两个人撒手而去，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老先生，再次回到三里河的家：
“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
让人不禁潸然泪下。一个87岁高龄、失去两个至爱的老人，从此没有家的老人，又该如何度过那一个个的孤寂长夜呢？
1999年，88岁，翻译完成柏拉图对话录《斐多》；
2001年，90岁，《钱钟书集》定稿出版，誉清、整理并出版《钱钟书手稿集》；
2002年，91岁，那年冬天开始写《我们仨》，用血和泪记下了一家三口相濡以沫63年的点点滴滴；
2003年，92岁，只用4个月就写完了《我们仨》，定稿出版；
2007年，96岁，出版《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2011年，100岁，仍笔耕不断，读书不止；
2016年，105岁，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
写到这里，一股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杨绛先生走了，世间从此少了一个高贵宁静的灵魂。
想看方鸿渐了
“我一个人回忆我们仨”，是这本书的主题。
作为作者的杨绛，在她的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三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彼此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是属于“我们仨”的记忆，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是温暖的、是恬静的、是自得其乐的。
作为读者的我，在深深地被她的恬淡和一家三口的温情所感染的同时，却也生出了“我们仨”之外的期盼。
当看到钱钟书与杨绛留学国外，眼前浮现的却是方鸿渐穿背带裤的样子；
当看到钱钟书前往蓝田师院教书时，眼前浮现的是方鸿渐和杜辛楣两个好基友一唱一和的情境；
当看到杨绛在英国坐月子，钱钟书却什么都不会时，脑子里却是钱老先生的清高、透彻与尖刻……
于是，想起那句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话：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想看，《围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