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在哪本书看到一个故事，只能记得大概。说是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他哭的很伤心，每隔一段时间只要他想起父亲去世还是会像刚刚得知父亲去世时那样哭泣，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才好。
虽然我不知道故事的所有细节，但我仍记得当时读过后的震悚：怎么会有人对父亲产生这样的情感呢？
这种想法的来源并不是我觉得对父亲不该有浓厚的爱，但爱到这样地步，的确是匪夷所思的。
也许，今天的孩子很难再产生我这样的感受，因为他们多半没有拥有一个“扮演”父亲的父亲，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是一个真实的父亲。但往前推二三十年，我们的父亲还没有从“父权”的位置上走下来，他们甚至是无以明之的被推倒一条轨道中去，在那里有着一系列完备而单调的指南，告诉他们如何扮演一个父亲，而非如何仅仅是去做一个孩子的父亲。
所以，当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哪吒的故事时，内心的激动是无以言表的。原来，还有这样一种选择？我甚至怀疑，中国的孩子都有过“削骨还父、削肉还母”的冲动，以这样彻底的割裂来根绝那种所谓的来自“爱”的抑杀。
但老实说，哪吒毕竟是神话，是千百年中的一个孤例。我们并不具有这样的勇气，也几乎很少能置身哪吒那样的处境之中。
所以，当我在调皮的时候，突然有人跟我说：“你小心，老虎（父亲）要来了”的时候，在瞬间涌起的恐惧、凌乱中也夹杂着诸多幻想。也许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呢？也许他因为某个意外成了站不起来的残疾人，或者干脆他死掉了呢？
这些想法听起来邪恶极了，但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儿童时期对那只随时可以将你置于死地的老虎。他对你虎视眈眈，永远严肃的表情和刻薄的话语，哪怕一点小事也会大打出手。这一切原本都不是什么严重的不得了的事，但对于一个对这个世界充满未知的孩子来说，你不知道所有那些表情、语气、动作背后的东西。那背后是仁慈么？是爱么？还是我们心中更在意的暴戾、杀戮和恶性呢？
鲁迅很早就写过文章来探讨“我们如今如何做父亲”的问题，但如今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更多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去传承那一套陈旧的“遗产”，将那个古已有之的套子套在自己身上，对孩子永远不亲不热，随时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智慧、挑剔，面对孩子的小状况一味的打和骂，便以为自己已然成了父亲，甚至成了一个够格的父亲。
的确，父亲是不可移易的，但父亲也只是一个“名词”，它所具有的内涵、权力是一代又一代人所赋予它的，那么，自然也可以一层层的逐渐剥除。
我之所以说中国的父亲多半是一种角色扮演，是因为他们拥有差不多的模式，而且那模式极其刻板、野蛮。他不需要你用心，用爱去体会什么，他可以直接从你的父亲，你父亲的父亲，甚至别的父亲那里嫁接。你可以随时进入这个角色，然后去塑造某种威严、冷漠。就像斯大林塑造自己的身高，我们的领袖们永远正襟危坐的姿态，不快不慢的语气那样呆板而让你讨厌。
我们总是可以在不同的父亲那里发现同一个父亲，但我们很难找到同一个模子的母亲。因为母亲就是在做母亲，她在天冷的时候强迫你加衣服，她理解并愿意听你解释，她哪怕很累也要给你做你爱吃的食物，她背着你的父亲让你回屋休息，她甚至和你平等而没有界限的谈论性……但这一切，父亲几乎只会和除你之外的人做。也许在另一间屋的酒桌上，他正不堪的仰头而尽，和某些陌生的女人调情，对同事出口成脏。但他面对你的时候却要教你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只是，他们自己却在别的世界，反其道而行之。
这就是为什么我震惊于那个古人为何会哭的那样伤心，还久久走不出来？难道我们所承受的那个虚假的父亲，不是他的父亲的延续么？还是说，他的父亲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成了那个时代的孤例呢？我当然不是说，父亲去世应该不要难过，这显然不符合人之常情。毕竟父亲是父亲，他的确给我了我们肉体、衣食……多年的相处，不可能没有感情，除非父子之间的确发生过让人难以原谅的过节。否则，我们一般都会难过，会哭泣。
我记得爷爷去世的时候，出棺的那天早上，我叔叔看到封棺的时候，突然颤抖，然后泣不成声，我紧紧的抓住他，以防止他倒下去。那个时候，我去看父亲，他只是瞥了一眼躺在棺材里的爷爷，然后眼圈红着，背过了脸。我必须承认，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伤心的，我也伤心。但我能超脱，不仅仅是因为面对生死是我们别无选择的事，更因为躺在棺材里的不是我的父亲。
但是，第二天叔叔就把爷爷房间里的一切都拖出来，堆成一堆，然后将它们付之一炬。此后，这个人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即便他在我父亲和叔叔的生命中存在了接近五十年。他还是消失的干干净净，仿佛这世上从没有这么一个人。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爷爷不能算是好的父亲。但我们的父亲仍然接受了他们父亲的衣钵，把这个角色在下一代面前扮演下去。我不知道，父亲在爷爷死去时伤心到什么地步，如果是轻轻的，他是如何反思这种“轻”的，如果是沉痛的，那么又来自哪些缘由？
如果我的父亲只是他的父亲的延续，是年轻化了的父亲，那么他是否算是一个好父亲？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他该作何回应？从中国的伦理和传统观念来看我这么想父亲是大逆不道的，也是对父亲辛劳一生的不公正审判。可是，我们又必须跳出那方舞台，用巨大的惊堂木敲出声响，以告诉我们的父亲，让他们清醒一点，戏，早就结束了，他们也应该走出来了。去遗忘那些没有生机的，不负责任的表演形式，去认真的思考、体验“父亲”。真切的走进真实的场景，放下虚幻的架子，去问问自己的孩子饿了么？为他们换一块包满了屎的纸尿裤，而不是将所有细节都天经地义的认为，它们是属于母亲的，而我只需要扮演一座张牙舞爪的泥塑，以震慑、恐吓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们去做一个“体验父亲”的父亲，而非“扮演父亲”的父亲，或许我们做的不够好，因为没有人能轻言教育。即便孩子真的是一张白纸，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是最好的画家。所以，我们该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哪怕他脆弱、任性，但只要我们将爱和责任真正的表现，而不是刻板的模仿，父亲就会变得更加多样起来。那种属于传统中不正当的程序就会被渐次终结，我们延续这种“恶”的可能才会缩小。
好比我自己来说，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十二岁了。当他开始走路和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也十五六岁了。当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面对三四岁的孩子时，他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从那时起，我开始进入那个角色——扮演父亲。
因为弟弟出生以后，父亲是处于缺位的状态。于是我像是铁肩担道义那样，去承担起这个角色，我很早的就管教他。当他不写作业的时候，我就会把他拉过来打一顿，当他不好好吃饭的时候，我会把他拉过来打一顿，当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他哭闹不止，母亲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会起身把他打一顿……我不知道这种暴力的根从何而来，我不敢遑论他们都源于对父亲的不假思索的模仿，这样说起来好像在推卸责任。可是，当你从出生以后，就被这样对待，你的朋友也被这样对待，你所见所闻的孩子都被这样对待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某种传统，事实上，人的确难以突破它身在的传统。于是，等你需要某种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最便利的资源，可以随时为我所用。
但是，很快我意识到这种行为的愚蠢和野蛮。当我在鲁迅的《风筝》中感受到鲁迅对弟弟的忏悔时，内心开始泛起酸楚乃至于恶心。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忏悔，对于弟弟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不知道，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他是在怎样的恐惧中度过的，但仿佛我又清晰无比。
于是我不停的去和他道歉，但是他总是像鲁迅弟弟的表现那样，表示对这些已经没有什么记忆。我知道这些都不过是宽慰人的话，他甚至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不希望任何人对我抱有歉意，尤其是我的亲人。”然而，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这份歉意的问题，我更害怕的是这样的行为还会继续在他的身上延续，我想就此停住吧，我不希望他继续扮演父亲，像我们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那样。
中国文化最虚伪的成份中关于“父权”的那部分，一定是最厚的。他们可以将自己装扮成至高无上的样子，发号施令，随意动用自己的权力去惩处自己的孩子。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往往比帝王惩处臣子更小。所谓的“天地国君亲师”，也不过是父权的升级或蔓延。我们将天叫“天父”，叫国家为“祖国”，叫皇帝为“君父”，叫官员直接为“父母”，说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把来自父亲的天然的权力不断升华、让渡给别的什么以此凌驾所有我们想凌驾的人。
即便看起来，我们的文化是父权化的，也便是男性化的，但所有人的心理都是被阉割过的。这种阉割不分男女，对男人阉割，对女人进一步阉割。他让所有人身处恐惧之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肮脏不堪的怯懦，把无数世代的人戕害的体无完肤。但我们从不愿过多反思它们，而是用虚伪的教育、爱来包裹这些色厉内荏。他把你的任何反对定义为造反、冒犯，然后动用更大的权威去惩处你。
因此，如果我们讨厌被冒犯，是否应该先卸下武装？一个孩子和父亲坐在一起，如果父亲不给孩子自由，没有足够的宽容，那么我们只能培养奴才和孽子。反过来说奴才和孽子也培养了污浊的、恶贯满盈的父亲。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如果这样，我们面对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没有必要痛哭涕零，更不必时过境迁还要在回忆中伤心欲绝。我们就应该期待着，盼望着，那个扮演父亲的人早日离去，因为我们所有的自由和幸福都来自于他们的消失。而一旦他们消失了，请你开始做一个父亲，而不再是继续扮演。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于赤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