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余华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我一直以为进入外国文学最好是先从大仲马开始，阅读的耐心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大仲马太吸引人了，应该从他开始，然后是狄更斯他们，然后就进入了比森林还要茂密宽广的文学世界，这时候的读者已经有耐心去应付形形色色的阅读了。”
如果你是金庸小说的超粉，恰好又读过大仲马的名作《基督山伯爵》（又译《侠隐记》）《三个火枪手》（又译《基督山恩仇记》），你会发现这几部小说之间，隐约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在《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曾躲在御厨里吃喝养伤；在《三个火枪手》中，阿托士躲在酒窖里吃喝养伤。
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在牢里把看守者拖入窗口，穿上他的衣服，趁机脱身；在《续侠隐记》中，达特安用同样的方法把瑞士兵拖进监房，借此脱身。
在《天龙八部》里，段誉、虚竹等人组合，类似《三个火枪手》中的四人组合——金庸许多作品中的人物组合都是如此。
其实，金庸的很多作品中借用或者化用了大仲马小说的情节。在《鹿鼎记》中，韦小宝经常和皇帝摔跤；在《三个火枪手》中，特拉维年轻时经常和国王摔跤，因此受到皇帝喜欢，当了火枪手的统领。《三个火枪手》中的达特安，很像左右逢源的韦小宝。
奇怪吗？一点也不。《连城诀》是从金庸儿时一个长工的故事演化而来的，长工妻子为财主所夺并遭诬陷，金庸的爷爷将其救下并带回家。但金庸曾经承认，“我写成小说《连城诀》后，忽然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基度山恩仇记》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当时故意抄袭是不至于的，但多多少少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
金庸在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的一次谈话中说：“《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小说，可说是手了此书的启发。”
据《金庸传》（傅国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介绍，金庸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大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就喜欢上了这个法国作家。
二
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上，大仲马的文学作品，大多与欧洲历史有某种姻缘。其小说《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或直接取材于历史，或以史为背景，使故事的展开获得了宽广而仿佛真实可信的舞台。
大仲马有句名言：“历史是什么？是一个钉子，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换句话说，历史只是大仲马为自己小说进行空间、时间定位的一个框子。对他来说，小说与历史的融合，就是演化为有声有色的故事，借典型来复活历史的某种精神。他并没有耐心去钻研学问，他只相信自己的想象的艺术。
以《三个火枪手》为例，小说取材于伽田·德·库尔底兹伪托的《国王火枪手第一连中尉达德尼昂先生回忆录》一书，原书已非实录，且才分并不高。经过大仲马的生花妙笔，补充了精彩纷呈的大量细节和精彩打斗，虚构人物间的精彩对话，穿插其间的爱恨情仇，使其成为一部极其精彩的侠义小说。尤其是杜撰出一些次要人物，通过这些无名之辈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来表明作者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充分展示了大仲马天才的创造才华。
金庸曾经被人们视为“有历史癖”，其小说除部分历史背景不明者外，如《笑傲江湖》，多数故事涉及两宋、元明清等朝代。这种背景不但没有对他的创作造成限制，反而给了他更大、更充分的驰骋想象的自由。
如《书剑恩仇录》，借传说中的乾隆乃陈阁老之子，出生后就被乾隆之父雍正掉包的民间传闻，虚构出以陈家洛为首的群豪反清复明的故事。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更是从北宋晚期的靖康之变，一直写到元末明初。一部大书《天龙八部》，将故事放在北宋与契丹常年战争、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宏阔壮烈、荡气回肠。
事实表明，金庸甚至比大仲马走得更远，敢于虚构某些重要关节，让自己的武侠故事更深入地嵌入历史。
《鹿鼎记》一方面让重要人物康熙出场，另一方面，写出了韦小宝这个出身扬州妓院的小人物，让他参与了康熙朝几乎所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如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文字狱、收复台湾等等。小说如此逼真，以致台湾的小学生竟然信以为真，在作文中写到：“自从韦小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
倪匡在评论金庸的小说时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
有此妙笔，小说怎能不好看？
三
好的小说总是高于现实的，不管是从精神从面还是道德层面。
《基督山伯爵》里的情节紧凑，尤其是蒙难、报恩、复仇的情节设计，扣人心弦，悬念重重。主人公埃德蒙遭受邓格拉斯、弗南尤其是维尔福法官的陷害，入狱十四载，受尽折磨。越狱后找到宝藏，成为基督山伯爵后复仇的故事。
在复仇过程中，作者匠心独运地突出了时间和人物的正义、道德和人格的力量。一方面，主人公埃德蒙的三个仇人卑鄙无耻，以无辜者的自由幸福为代价，换取了自己的飞黄腾达。邓格拉斯成为银行家，弗南不仅去了埃德蒙的新娘，而且当上了将军，成为伯爵和议员；法官维尔福更是官运亨通，不断晋升。
另一方面，经过精心设计的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体现了宽容、仁厚和大度的胸怀。他只让富有的银行家回归到一无所有，让议员因叛国罪败露而当众出丑并遭妻儿离弃而自杀，让法官因家庭成员接二连三死于非命却找不到可供审判的“罪犯”而发疯。这样的复仇大快人心，而又保持了君子风度。
要知道，银行家、议员和法官正是构成当时法国统治阶级的三大支柱。大仲马为小说主人公设计了这样三个仇敌，不仅大大高出原来的素材，其复仇也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设计展开的，所以更能让读者体味到酣畅淋漓的复仇快感。
其实，这部小说是有真实故事基础的。只不过，真实事件中，故事并不如此完美：主人公在复仇行动中杀死了其中两个仇人，但被另一位仇人认出并杀害。这位仇人临终前才向神父坦白了这些可怕的往事。
金庸对大仲马关于复仇的描述是赞赏的，他说：“一个人的复仇，把仇人千刀万剐，只是取快于一时；但如果千方百计的图谋报复而终于大仇得报之时，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了仇人，那就更加令人感动。”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一脉相承地继承了《基督山伯爵》的这类思想，否定了中国传统武侠作品那种“快意恩仇”、血腥杀戮的观念。
《连城诀》和《基督山伯爵》的主旨并不相同，主人公狄云与埃德蒙的经历颇为相似：受到仇家的陷害，未婚妻为仇家所夺，自己长期历尽铁窗生涯折磨，一个学得高强武功，一个获得大笔财富，他们都因旧日情人请求而挽救过仇家的性命，结局都实现了复仇心愿，而又表现了宽容与大度，展示了人性善良的一面。《基督山伯爵》结尾，是主人公携财富与善良美丽的东方女奴扬帆而去；《连城诀》中，狄云则远离尘世，回到深山雪谷，与水笙团聚。前者多少体现了大仲马的人生理想，后者，则深烙着金庸所受传统文化包括佛学的印记。
复仇是侠义小说的永恒主题。金庸和大仲马一样，没有对复仇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赋予复仇以良知、道德和正义的内涵。
金庸和大仲马所塑造的复仇，动机、对象、手段等等并不相同，但都有从家仇到国恨的升华，都有对血腥复仇手段的摒弃，都有行侠仗义的气度，都有对无辜者甚至认罪之人的宽容。
这正是人类对复仇进行反思和文明持续演进的结果，这也是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经得起读着和时间检验的秘密所在。
四
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些“如何写小说”之类的书，尤其是当代美国人写的，你差不多肯定会读到这么一条写作规则：“Show, don’t tell!”，直译过来就是“要展示，不要讲述！”。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者不应该直接使用类似“这个人很贪婪”、“生活条件很艰苦”之类说明、概括的文字，而是要通过描绘具体的场景、动作、对话等让读者自己体会出“这个人很贪婪”、“生活条件很艰苦”的感觉。简单说，就是写小说时要避免“讲述”（Telling），多使用“展示”（Showing）。
这条写作规则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果一篇小说中充满了作者的“直抒胸襟”、而缺乏细节描写，没有画面感，那样读者就不会产生切身的感受，这篇作品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故事，不能称其为好的小说。
比如，《聊斋志异》里开头时喜欢用这种直接讲述的方式，比如《辛十四娘》的开头：“冯生，正德间人。少轻脱，纵酒。”要说轻脱、纵酒，就要用不少的事例、动作来展示。反过来说，讲述过多，就容易导致小说枯燥乏味。这也是很多重要的经典小说，读起来并不那么轻松愉快的原因之一。《三个火枪手》就比《简爱》要好读得多，毛姆的小说比纳博科夫的要好读得多，这其中，前者往往有大段的内心独白、诗意描写，深刻是深刻了，读者可能并不买账。
如今这种叙事腔调基本上不会在《收获》、《十月》之类的纯文学刊物上出现，最多可能在《故事会》上偶尔见到。
为什么要扯这么远？
因为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金庸和大仲马的小说能够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甚至让人废寝忘食，考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这种展示，而少用讲述。
金庸小说情节的最大好处，是让神奇的想象和尽可能圆满的情理结合起来。
看《天龙八部》的开头，直接带入，背景都不去讲，这与我们熟悉的传统小说先介绍人物和背景，有天壤之别：
青光闪动，一柄青钢剑倏地刺出，指向中年汉子左肩，使剑少年不等剑招用老，腕抖剑斜，剑锋已削向那汉子右颈。那中年汉子竖剑挡格，铮的一声响，双剑相击，嗡嗡作声，震声未绝，双剑剑光霍霍，已拆了三招。中年汉子长剑猛地击落，直砍少年顶门。那少年避向右侧，左手剑诀一引，青钢剑疾刺那汉子大腿。
再看一段，《倚天屠龙记》张无忌和小昭分别之处，没有一句对话，也没有一句评论，全是展示的动作、神情，离别之苦、永不相见之痛，让人铭心刻骨：
张无忌不知说甚么话好，呆立片刻，跃入对船。只听得小昭所乘的大舰上号角声呜呜响起，两船一齐扬帆，渐离渐远。但见小昭悄立船头，怔怔向张无忌的座船望着。
两人之间的海面越拉越广，终于小昭的座舰成为一个黑点，终于海上一片漆黑，长风掠帆，犹带呜咽之声。
读《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会发现这种技巧是相通的：强烈的情节推动小说如浩荡江水，滚滚向前，根本不需作者来推动，小说写到这份上，作者是很舒服的，读者也很舒服。这种感觉，读《水浒》时也很明显。
比如，在林冲风雪山神庙一回，杀掉仇人富安、陆虞侯等人之后：
林冲“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搭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东门投去。”
这里，林冲杀人后头脑之冷静、思路之清晰、动作之连贯，一丝不紊、一毫不乱，不禁一声叹息：如此豪杰被逼到如此地步！尤其是草料场在牢城东门外，故他投东去为是，不然走入城里，反被官府所擒了。
再回到先前讨论的展示问题上，如果对“Show, don’t tell!”这种东西绝不能过分重视。充其量，“要展示，不要讲述”只能算是一种（在当代颇为流行）的写作风格，而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含蓄固然有含蓄之美，但有时候，“有话直说”也是应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