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三个多月时间，终于把再次购买的《曾国藩家书》第二次看完、划完、圈完。第一次进行这样的事情时曾写过9篇读后感，这次再进行的过程中，好多次回头看上一次写的读后感，文字、造句有很多的错误，好在立意还是基本一致。当然，两次阅读相差近十年，自己的阅历多多少少增加了一些。因此，再次读完这2000多页的《曾国藩家书》，还是想写了这篇稍长的读后感。

                 一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年间同年考上进士的，他俩是“同年”。曾国藩在道光年间完成了汉官“十年七迁”壮举期间，李鸿章因到北京参加考试、拜见父亲等原因，曾拜曾国藩为师。后来，曾国藩因母丧归藉，恰遇太平天国事件，朝廷就命他在湖南创办湘军剿匪，到咸丰后期，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主管东南诸省的军政要务。在这期间，李鸿章的哥哥李翰章投到曾国藩门下，成为曾国藩心腹，主管湘军钱粮。而李鸿章呢，他先是以进士身份在安徽训练淮军，但成效远不如曾国藩。后来，李鸿章也投靠到曾国藩门下，因他进士出身又是曾国藩的弟子，曾国藩就让他担任自己的心腹秘书 ，主管各级各类公文、奏章的起草、发布等等。只是李鸿章也是人中龙风，他的志向在领兵打仗、建立不世勋业上面。因而屡次向老师提出要带兵打仗，但不知为什么，曾国藩在湘军攻下安庆（当时的安徽省首府）之前，一直没有满足李鸿章的这个愿望，让李鸿章好长时间都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安庆被湘军攻破之后，这时朝廷命令曾国藩加快、加大对太平天国军队的剿灭，而且特别强调一定要派专员带军队到上海等富庶地区全力剿灭太平天国军队。清朝时期，曾国藩所任的两江总督管辖着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省，是清朝政府最最重要的财税来源地，其财税收入占清政府年度财税收入的70%以上，因此清朝政府才如此要求曾国藩。但作为前方主帅，曾国藩早忆把自己的战略重点确立在安徽、江西这边，对于朝廷的要求，湘军现有和各级将领还真抽不出来，于是，曾国藩想到了屡屡请战的李鸿章，同治初年（1861年），曾国藩让李鸿章带领一支包含水师在内的队伍乘洋轮沿长江到上海（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与太平天国的军队作战。为了表示重视，他还把自己弟弟看重的一位爱将程学启拔给了李鸿章，于公于私两个方面都是对李鸿章的提拔重用。当然，从历史进程看，正是曾国藩的这一举动，才开启并成就了李鸿章后来包含军事、外交、政治各方面的终极辉煌。

        二

        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即派自己九弟曾国荃率湘军绝对的中坚力量包围了金陵这个太平天国的都城，金陵既然是太平天国的都城，那么，包围并攻下金陵，其政治、军事价值，也就是无法估量。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既然以前曾把包围、攻陷安庆的重任交予过曾国荃，这次也当然会把如此重任再度交给弟弟曾国荃，这与公与私也都能说得过。同治初年，在曾国藩说了算的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这些区域，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着包括李鸿章、曾国荃在内的众多湘军将领，围绕着如何最终攻陷金陵、消灭太平天国这个核心任务，与太平天国展开了长达三年的终极战略决战。

自安庆攻克后，整个清朝的有识之士，基本上都能看到战争的最后结果，那就是太平天国肯定灭亡。因此，攻陷金陵也就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曾国藩看的更清楚、直接。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初五，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了这样一封信，在信中，曾国藩居然已经替自己弟弟设想好了金陵攻克后如何给朝廷写奏章的细节：“折首云……折末云……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可以看出，在曾国藩眼中，夺取金陵的首功，绝对非曾国荃莫属，要不，他的心智血岂不全都白废了么？

但天不遂人愿，这封信写后没多久，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李鸿章先声夺人地攻占了苏州，这让曾国荃有点脸面上挂不住，并由此心生焦灼、身染重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帅兼兄长的曾国藩，一是写信劝解弟弟：“苏州克复，金陵尚遥遥无期，弟切不必焦急。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1863年十一月十二日）。二是及早做了调集其他军队过来帮助其弟的安排：“……欲求东头另立统帅，近则调鲍春霆，远则调程学启，或者竟请少荃（李鸿章字少荃）亲来，乃可当此一面。余顷有信寄少荃，调程学启还弟麾下。如少荃不允，余于正、二月必设法调一统领大员，……”（1863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调程学启回归，那是最好的安排，程原就是曾国荃部下，现在调回来，一来曾国荃使用起来顺手，二来将来也不会与曾国荃分取战功。若是让鲍春霆或李鸿章过来助战，金陵克复之后，作为主帅的曾国藩，分一部分功劳给这两人那是必须的，他当然想让弟弟独享此功，但弟弟为此而重染重病，他无论从弟弟身体考虑还是速速平叛这方面考虑，都不得不提前有所安排，而要做这样的安排，首要的是说服好自己的弟弟。从这里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曾国藩的高明与仁厚，他能处处从大局考虑，不但自己愿意，而且劝自己的弟弟也心甘情愿地分功给别人。

只是，曾国藩的劝解和安排，不但没有减轻曾国荃的病情，反而却使病情陡然加重。当然，这肯定是曾国荃想不开所导致的。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在信中说“……弟疾颇不轻，深为忧灼，闻系肝气之故。余日内甚郁郁，何况弟之劳苦百倍于我！……”

        同治三年（1864年）的四月十六日，他又在信中说：“如奉旨饬少荃中丞前来会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但求了毕兹役，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善于保养，则能忠能孝，而兼能悌矣。”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二日 ，他又写信说“吾于昌岐久谈，少荃于吾兄弟处，实有相亲相卫之意。吾意欲奏请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劳，而少荃享其名。既可以同膺懋赏，又可以暗培厚福。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从这两封信我们可以感受两点，一是曾国藩对弟弟身体的爱惜之深，二是曾国藩有让人分享名利的雅量。

    三

李鸿章对于曾国藩兄弟邀请自己到金陵会剿一事是什么态度？我没有去查相关史料，只不过从曾氏兄弟的往来信中，可以稍知一二。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十九日，曾国藩信“……少荃意在助吾兄弟成功，而又不敢直言，其意可敬。弟信盼他早来，甚是甚是”。这说明曾国荃听从了曾国藩的劝解，亲自给李鸿章写了求助信。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初十日信：“……少荃信阅过，其片稿则已抄寄余处。观少荃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

从这两封信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曾氏兄弟不断邀请李鸿章来金陵会攻，而且清廷也明令让李鸿章前去金陵会功，但是，作为曾在前线与太平天国军队血战且屡屡获胜的李鸿章来说，他很清楚太平天国的覆灭已成定局，凭曾国荃的一军之力完全能够拿下金陵，最多是费一点时间而已。如果自己真到带队到金陵会剿，在公呢，他是服从命令，能让太平天国早几天灭亡，在私呢，他却有与自己恩师之弟分功的嫌疑，这怎么会是李鸿章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很有格局听李鸿章就采用了一个“拖”字诀，以各种理由向朝廷和曾氏兄弟说明自己不能迅速带队到金陵，希望各方谅解。而李鸿章的真实的用意，完全是想成全曾国荃独自收复金陵这一伟业的愿望。当然，李鸿章的这一心思，曾国藩是看出来了，曾国藩因而得出结论：李鸿章过人远矣。

果然，同治三年（1864年）的六月十八日，曾国荃的部下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攻入金陵城，完成了独自率军收复安庆、金陵两座省府的伟业。

         四

        曾氏兄弟能从家、国两个层面考虑，不惧别人来与自己分大名、大功；李鸿章明知可以轻易地得到大名、大功，却想法设法地拒绝分享，他们双方的行为，后面都有大格局作支撑，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