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以郑国来秦修渠的阴谋被发现，秦王听取秦宗室的话，采取逐客的建议为大背景，以李斯作为被“逐”之客时所采取的行动，即“游说”为主要行为线索，以最终成功化解“逐客”危机为结局。首先，“书”这样的一个文体就决定了《谏逐客书》是写给一个特殊的读者——秦王看的，其旨意又是希望这个操生杀大权者收回逐客成命。因此，这个奏疏的成败得失，不仅关系到秦国的命运，而且关系到李斯本人的利害得失，这就要求奏疏特别注意策略和分寸。

最后，秦王收回了“逐客”的命令——“除逐客令，复李斯官”。一纸奏章改变了李斯的命运、秦王的命运，甚至改变了秦国的命运，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不能不说《谏逐客书》是一篇精彩绝伦的优秀文章。对此，鲁迅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同时《谏逐客书》给后人展示了一个有别于政治官场上的李斯: 行文敏捷，逻辑严谨，论述有据，文采斐然。

首先，李斯在开篇即点明个人观点: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文章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同时，又把“逐客”决策的责任，推给了“吏”。人人都知道决定“逐客”的在“王”而不在“吏”，把“逐客”之事说成是“吏”之所为，且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给秦王收回成命留下很大的弹性空间，给自己和秦王都留下了进退自如的充分余地。为了论述这一中心论点，作者首先例举秦国历史上秦缪公、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四位有建树的君王“ 皆以客之功”，使秦国兴旺发达，兵强国富的史事，接着理直气壮地反诘：“客何负于秦哉？”四君王的往事，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和说服力，使秦王意识到“客未负于秦，而有功于秦”，对逐客之令心生动摇。接着又采用反面论证的议论手法，阐述了逐客的危害。继而论今，李斯立足现实，剖析事理，抓住秦王想要“跨海内，制诸侯”的目的，指出秦王“重物轻人”的做法之错。这里也体现了李斯高超的铺陈之术：李斯将秦王偏爱的珠、宝、色、乐等外物与秦王不用外人之策对比，揭示了“用外物”与“逐客卿”间反差极大的矛盾，尖锐地批评了秦王的逐客之过。而后再一次回扣要害，指出这决不是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办法。恰似一声惊雷，唤起了秦王以统一大业为重的觉醒。最后，他采用比喻论证，以泰山、河海作比， 说明要成就帝业，必须广揽人才，接纳客卿才有利于统一大业的观点。“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候，……此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者也。”再一次说明了逐客是削弱自己，资助敌人的道理。就像把武器借给敌人，把粮食送给盗贼一样，是与统一大业背道而驰的。文章之未，李斯高屋建领地指出逐客的严重后果。“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逐客不仅谈不上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李斯高瞻远瞩，斩钉截铁，把逐客的危险合乎情理地推测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使秦王大吃一惊， 一向刚慢自用的秦王，终于翻然悔悟。

  纵观全文，李斯没有被逐的幽怨与仕途被斩断的义愤，只有理性客观的分析。因为在此之前，李斯已深受秦王信任，秦王对其言听计从。在这一背景下，李斯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个人得失，更多的是秦国的利害。在明知自己亦是“被逐”之人时依然能够做到心里全是家国天下，从秦国发展出发来规劝秦王，全然不为自己申求一二，属实令人敬佩。同时李斯借《谏逐客书》向秦王表明：我虽是客卿，但是是一个一心为秦、忠于秦王、满腹才华的客卿，从而釜底抽薪，消解了秦王心中对客卿，准确说是对李斯的不信任。此举，展示了李斯博大的胸怀，更将自己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从而与郑国之流划清了界限。

  巴尔扎克说：“困境，是天才的进阶之身，能人的无价之宝。”李斯未被困境包裹而止步不前，反而借《谏逐客书》涅槃重生，展现了他对时与势的科学把握，对事物“道”和“度”的精准拿捏，对人与己的正确定位。时至今日，仍有许多闪光之处值得我们深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