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一词耐人寻味。追根溯源，文士的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学科，《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书，在先秦同有六艺之名；术则指具体方法、手段，如“道术”、“方术”、“数术”。艺术连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又何以指称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琴棋书画等等内容？这是惹来无数人热议，又因为怎么热也议不清，便干脆将之搁置的话题，这里并不打算火上浇油。无论如何，当我们站在直观而不是追问的角度听到别人提起艺术时，心中自然知道所言何意、所指何物，仅此便也够了。

《诗经》有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是经孔子删定过的诗三百为我们开示出的思无邪的境界。周公将三代文化收归于制礼作乐的劬劳之中，孔子便在时隔百年之后辗转反侧，与他寤寐相见，礼乐就这样连通了素未谋面的百代知音。孔子一生都与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三百，夫子皆弦而歌之”，“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他还曾以乐为桥，隔空见到了眼如望羊的周文王；就连夫子的离去，也伴着弦歌的中断。此刻为止，孔子的生命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绎如也，以成。三代的文化是诗乐舞合一的文化，夫子身体力行，为我们证成了艺与道相互皈依的生命境界。他曾说，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于艺。这是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相通的圣域，我们自此便毫无理由陈述对艺术偏狭鄙陋的曲解，将之粗鲁地拉到技术层面了。

《周易》开出了一个古老的奥妙：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道绝不是器，然而离了器，道便无所寄寓。同样，器之所以为器，乃有其成为自己的道理，这便是道，由此，离了道便也无所谓器了。《周易》开出的这套思维方式显然区别于西方说一即一说二即二的概念分析。“不离不杂”四字便成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由此，我们可以说：艺原不是术，却离不得术；境界原不是方式，却离不得方式；艺术原不是生活，却离不得生活。

佛家有言，世出世间不二，当迦叶在佛前拈花微笑时，难辨这究竟是境界，是生活，抑或是艺术。可以说，艺术是生活通向境界的接引使者，一枝花儿与迦叶的会心一笑竟成了释尊的教外别传，唯是这高妙与无心契合成了最华严的一副场面。宗密的《原人论》道出三智，其中最高明的智慧乃是圆融之智；若如华严宗所说，由理事无碍进而事事无碍便是无上佛智。佛学固然体系杂多，然而自在圆融却是千万殊途可以同归于一的佛法。出与入，艺与道便又以波罗蜜合归于境界了。

艺术与道的关系倒是庄子提点得最为了当。“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天籁则“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籁，萧也。人籁是丝竹欧哑的声音，地籁是风起云涌的声音，天籁是万物与生俱来的声音。郭象这样解释它们：“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天籁不是独立于丝竹生灵的声音，天地生物各自发声便是寰宇最透彻的黄钟大吕。天籁近道，人籁近艺，然而天籁就敞现在人籁的运作之中，人籁得以施展便本来是天籁的一个部分。庄子不但将生活与艺术融通到了一处，并且还带着二者青云直上，白日飞升到了九重云霄。只是回头一探之下，这里居然与下界并无二致。

生活与艺术、器与道在彼此那里饶了一个圈，回到了他们本身。此时的他们，既是浑然一体的无分别，又是各自完成的有分别。琴，画，茶，乐俨然已经成为珍贵的生灵，可堪“得其秀而最灵”一句赞美了。

琴乃道器，“道器”一词是人们与它最好的知遇，与所有的知交一样，琴与人的关系极尽微妙，相依时不乏独立，相伴中又显矜持。弘一大师临终前写给朋友的那则偈语恰好符合此情此境：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我们便不由想起了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的千古绝唱，想来钟子期离世之前必定是有此念头的，当伯牙最后一次抹挑出高山流水，一定也是天心月圆。人散，曲终。这固然是伯牙与子期的谢别，又何尝不是琴与伯牙的谢别。只是，此别虽应“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事，却因为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调和而更显难能可贵的境。琴的确与中国文化厮磨了太久，中和、天人，这些极其重要的文化字眼已然与琴的生命浑然一体。人们将琴的部件命名为天，地，岳，肩，颈，额…我们仅列举这些名称便知道古人是寄予了琴通天人，合道器的厚望的。琴声低沉，本没有献艺于人的功能，这正是千古文人求达不求闻的奇志。当一个人抱着一张琴游走在山林湖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虽不中道，违道不远，便不求仁，斯仁已至。

诗人一旦有了笔法便是天成的画家，作画是一件意义深刻的事，画家一定是在用审美的眼神观望着三千大千世界。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究竟是人扫过的哪一眼得以从一刹那的生灭中脱颖而出？这的确是连画家也无从知晓的天机。无论如何，当小桥、流水、人家共处一处，互不干涉又相得益彰时，却注定了此画要吸引千万的瞩目。作画意味着钟爱，然而一幅画作成之日，便是钟爱终于落定成博爱之时。未画山水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正画山水时，便看此山不同于寻常之山，看此水不同于寻常之水，甚至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画成山水时，此处山水便脱然是初见时与天地连为一体的山水，画中山水延展着画外山水，看山又是山，看水还是水。

由茶生出的茶道大概是较早的行为艺术了，《中庸》明示德位相配，以茶道配茶昭示着茶的大德。阳明曾引过一段极好的文字，描绘了山静日长的生活，种种乐趣之中就有一件是“烹苦茗一杯”。茶天然与书卷绝配，同样是挣脱了身躯的限制，以己身通了天地，参了四时。茶天生有七分苦，便纵有三分香，苦也断然不是为了这香。苦若与凄楚之楚相连便平添了十足的哀怨，茶之苦决不是苦楚，它与所有草木一样以健朗的英气破土而出，在承受天地雨露的滋养后随缘流转，嫩芽几遭变故，却会在机缘合和之时以当初雨下发芽的情景重现于一杯水的浸泡之中，依借着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水德成全了己德，茶叶在水中依然健朗如初，但形似之下却增了神韵——内含天地，极是高明；本为草叶，原来中庸。

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或温而厉的圣人气象；或与万物为一的真人风度；或拈花微笑的尊者妙境，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他们打通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在泥泞的尘世中证得了脱俗的境界，让每一段认知有与之相配的修练功夫，以此保证了文化可以在任何层面传递下去，不至于中断，只要告朔之饩羊不被撤去，礼乐就总有危坐于庙堂的一天。当艺术的诗性与天道的理性通身一体，他们中的任何一者就可以相互扶持，既免于纯粹诗性造成的狂热，又免于极端理性造成的冰冷。艺术会造就敏感的心灵，同样，敏于艺术的心灵也就是敏于生命的心灵，当以通感的思维将自己置身于天地之间，明白宇宙之中的生生不息都可以用自己的灵明去感知，这颗心灵便获得了飞升。当一个个生命经由自己的手也如乐章一般翕如，纯如，皦如；终至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生命本身便也是最好的艺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