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者们是怎么理解「改革开放」这几个字，他们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是怎么争取机会，怎么破格创新的。

我先讲几个故事，然后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选浦东来给你讲。

第一个故事，浦东是怎样争取到改革开放机会的。

上海其实并不在新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里。1979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划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当时主要是从地理条件和资源匹配方面来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里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海外经商的很多，这几个城市开放了，就很容易吸引华商们回乡投资。从吸引外资的角度考虑，上海没有明显优势。

不过，同样在1979年，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回到了上海，这位人物就是华人桥梁工程专家林同炎，1979年他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中国。1985年，林同炎向刚刚卸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毛遂自荐，提出要“开发浦东”。林同炎当时跟汪道涵说：“我愿意帮助祖国发大财，造福祖国人民”。

在当时浦东还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策机会。但林同炎就已经贡献了自己的思路。他说：上海可以先在浦东开发一块土地，造桥修路，地价上涨之后，将土地出售或者出租，如此滚动开发出租，国家就可以不花一分钱，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上海的规模也可以成倍地扩大。

我们今天回头再看，他当时直接点出了浦东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思路：土地批租。但在当时的中国，谁都没干过，很有想法。1988年开始，上海按照林同炎的思路，建设黄浦江上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推动这件事的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

这在当时还是上海地界内的创新。到了1990年末，浦东的机会来了，一来还就是历史性的机遇。这一年，是邓小平连续第三年在上海过年。除夕之夜，他对上海市的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能够采取什么样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上海市官员一听，赶紧向邓小平汇报了开发浦东的设想。邓小平很欣喜地说，这是个好事。他随后跟朱镕基谈到开发浦东的细节的时候，还带着惋惜和鼓励口吻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的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

怎么算「起点高一点」呢？邓小平后来说过对浦东的期待，他说：「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上海当时面对的引资优势比其他特区不太明确，但是却被赋予了更大的格局使命。

这事推进得特别快，到了1990年的4月1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请你注意「开发开放」这几个字。实际上，在当时上海市提给中央的方案里只说了「开发浦东」，「开放」两个字是邓小平亲自加上去的。这样一来浦东的探索就要开始了。

那么，钱怎么来呢？我们讲第二个故事，怎样破格探索吸引资金的方式。

确定要开发开放浦东之后，浦东设立了三家开发公司：陆家嘴、金桥、外高桥，来负责启动浦东十几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但上海市当时财政薄弱，能够给到这三家开发公司的支持是，每家3000万的启动资金。但是你按一平方公里的开发成本两亿算，这十几平方公里需要的开发资金也得20多亿。

3个3000万去干20多亿的活儿，不够用，怎么办？当时浦东官员们冥思苦想的时候，想起了当年桥梁专家林同炎讲过的思路：土地批租。用土地换钱。

当时已经是1990年代了，土地批租这个探索在当时，已经是经济特区的深圳，已经趟过路了。浦东新区就决定在深圳的基础上再往前探一步：资金空转，土地实转。

这句话听着有点专业，什么意思呢？一块土地，先由市财政局按它的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浦东的三家开发公司，作为资本金投入，并且由工商局来验资；三家开发公司再把收到的支票背书给市土地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又把支票全部上缴财政局。你看，支票并没有兑现过，土地的转拨已经完成了，这就实现了“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然后开发公司再和外面的资本合作开发这块土地。

借助这个办法转拨出来的土地，跟一般的土地划拨最大的区别在于：一般划拨的土地不能有偿转让、出租和抵押，而资金空转出来的土地，却能够经过国有公司开发之后，进入土地二级市场，成为资本要素，不但能吸引到资本金，政府平台还能在未来享受这块土地的升值收益。

所以“资金空转，土地实转”这个思路，也就成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经典手笔。截至2001年，浦东共计空转了土地88.6平方公里，政府投入61亿元撬动了700亿资金。这个方案也成了中国各地开发的范本，各地都纷纷成立城投平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能够大大地提速了。

第三个故事，浦东选择发展电子产业。

有钱可以开发土地了，那么先在浦东发展哪个产业呢？当时上海的决定是金融先行。浦东的金融业气候我们今天看得非常清楚了。但浦东为什么没有顺势成为纯粹的金融中心？当时的浦东开发者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破格思考。

在浦东开发的当时，朱镕基就跟邓小平汇报过，浦东的完整开发战略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请你注意最后这个「工业联动」。在当时的浦东，最重要的工业被确定成了集成电路工业，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电子产业。

发展电子产业这个决策，是当时的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推动的。

1997年，50岁的数字移动通信技术博士江上舟成为了上海市经委副主任。他到了上海，第一个任务就是调研浦东未来的产业方向。他调研了世界各地的高科技产业之后，下了一个判断：集成电路工业是中国非干不可的工业，上海应该搞这个产业，张江要成为中国的硅谷。

这个判断怎么来的呢？江上舟有一个研究样本是台湾地区的新竹工业园区。新竹是台湾探索产业结构升级的成功实践。到1998年，新竹园区有将近300家企业，就业人数7.3万人，年产值有150多亿美元。整个台湾也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成为了当时经济增速飞快的「亚洲四小龙」。

浦东如果也想探索中国大陆的产业升级，那么像新竹那样从出口加工业转向半导体和信息产业，就是一条可行性极高的路。而且江上舟有一个判断，基于上海的融资能力和中国的市场规模，上海未来一定能超越台湾，张江一定能超越新竹。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江上舟20多年前的这个判断，完全清楚它有多大的远见和份量。

100亿美元，22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这个胃口在当时算非常大了。你要知道当时的上海往前推17年，整个17年里上海工业累计直接吸收的外资也不足200亿美元。

但江上舟不但把这个规划提给了上海市政府，也带到了全国集成电路的“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他在全国会议上的陈述逻辑是这样的：

要选择值得发展的产业，标准有两条。第一看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不可少；第二看优不优势，是否做得好。这两条没问题，就得拼命搞；我们搞大了，别人就没法搞了。

世界集成电路工业遵循的是摩尔第一定律。集成电路18个月一代新技术；24个月一代新产品；18个月集成度会增加1倍，芯片价格要下降1/3。按照这个节奏和规模推断，下一个5年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引进外资滚动投入1000亿美元，在上海建设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生产基地绝非天方夜谭。他的潜台词是100亿靠谱，没问题。

这个逻辑说服了决策者们。这事敲定下来之后，2000年，浦东就迎来了华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第三号人物”，来自台湾的张汝京。这一年，张汝京怀着筹建世界一流水平的芯片制造厂的雄心，在浦东张江建立了一家公司，中芯国际。这背后，是江上舟帮助他快速打通了所有的政府流程。

中芯国际也是一家传奇公司，我们以后找机会再讲它和张汝京的故事。

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给你的，在改革开放过程里，浦东新区的开发者们是怎样用破格思考的方式，去解答「怎样开发开放浦东」的故事。

当然，作为改革开放的前线，在探索开发的过程当中，深圳也是有很多厉害的故事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深圳而去讲浦东呢？这是因为，浦东在当年的开放大潮里其实是一个后发者和追赶者。我们前面讲了，浦东的开发开放其实是1990年才敲定的，比深圳晚了十多年。

但今天再看，浦东已经把这十多年的时间差给追平了。2019年，浦东新区的人均GDP是将近23万元，已经高于深圳的20万了。

而且，在中国核心科技供应链被卡脖子的今天，你有没有发现，浦东在十多二十年前进行的电子工业布局，正在成为中国的先进制造产业基础。现在光是在浦东张江，就已经集聚了9家晶圆制造企业、19条生产线、239家芯片设计企业。除了电子工业，大飞机基地、特斯拉工厂，也都在浦东，他们也都是建立在浦东过去30年所铺垫好的产业、人才等等基础资源之上的。

前面这些故事里出现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国产业史里都是鼎鼎大名了，但在当年，他们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既有市场框架的时候，一样是青涩的新手。所以不管是讲浦东也好，以后要是有机会再讲深圳也好，我尤其想要请你留意的是，改革者们是怎样破局思考、怎样跳出框架去服务最终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