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1年，香港。这个城市在日军的轰炸中，炮声轰鸣，硝烟弥漫，人们在仓惶奔跑逃窜。人群中，有一个俊朗的年轻人心急如焚的冲向一所公寓，那里有一个他倾慕且需要照顾的女人，一个才华横溢，本是有能力有目标，但生活的苦酒却使她苦闷寂寞疾病缠身的女人。

她就是萧红，本名张廼莹，于1911年的端午节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城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在她幼年的记忆中，父亲的专制、冷淡、吝啬，母亲的恶言恶色，以及母亲去逝后待她更加凉薄的继母，使她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爱。

只有祖父和后花园才给了她记忆中的一抹亮色和童趣。

《呼兰河传》里有她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后花园，是祖父和她的世界。玩的起兴时，她就摘下带着露水的玫瑰花悄悄的插在祖父的草帽上，满满地插上一圈，然后直笑到哆嗦；玩累时，她就找个阴凉地方，不用枕头，也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然而，后花园在冰雪封闭时，就只有她自己玩了。

若干年后，祖父也死了。

再不能跟着祖父，祖父去哪儿她去哪儿；再不能听祖父给她念诗讲诗；再不能吃上祖父为她烧的鸭子......在这个家里，唯一让她感到温暖和爱的人没有了。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耳边仍响着祖父的声音。

2

长大是长大了，却并没有好。她想去哈尔滨女子中学读书，父亲不同意。男孩子天经地义能做的事情，于她却是望尘莫及，百般阻挠。她第一次与父亲发生激烈的斗争，以去呼兰县一个教堂作洋尼姑来威胁，终于挣得了读书的机会。可父亲为了拴住她，早早地就给她指派了婚事，让她嫁给一个官僚之子汪恩甲。

那个时候，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已经在她的心里生根萌芽。在哈尔滨读书的她，学绘画，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校刊上写诗，参加学生运动……她是见过世面的，她不想嫁人，一心想去北平读书，渴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

于是，她提出解除婚约，却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她又一次为自己的命运与家庭作斗争，离家出走了。

那是一个盛产娜拉的年代，她去追随自己一个姓陆的表哥。鲁迅先生说：“娜拉面前实在只有两条路：堕落或回来。梦是好的，但钱也是要紧的。”汪家不准汪恩甲继续与她来往，陆家也切断陆表哥的经济来源。她没有经济独立，又无枝可依，纵然有一颗觉醒的心，也是无能为力的，只得回来。

她被软禁了，在家乡阿城的一个小屯子里，那里没有报纸、新书，与世隔绝。她再一次逃跑，流落在清冷的哈尔滨街头。那个与她曾经订婚的男人又来找她，为了继续在北平读书，她原谅了他的懦弱与背叛。

然而，书到底没读成，她怀孕了。

家是回不去了，他们住在哈尔滨一个叫东兴顺的旅馆里，一住就是半年，欠费600多元。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钱，却一去不返。她被旅馆老板赶到一个放杂物的房间里，不停的逼债，差点儿被卖到妓院。而那时，她大腹便便，快要生产。

3

那是她最落魄最无助的时候。她给《国际协报》写信，以求自救。这时，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出现了，像是一个黑夜在汪洋大海中漂浮着快要溺水的人一下子抓住的救命稻草，望着他救她于困沌。

他就是萧军，一个组织义勇军失败后流落在哈尔滨，骨子里爱好文学的战士。彼时，他已有家室和孩子。

但他们仍然疯狂的相爱了。

他爱她的才华，以及激发在他身体里的英雄情结，他要拯救她这颗美丽的灵魂；而她对他的爱，既有感恩，更有崇拜。只是，他也没有钱，无法救她于水火。也许，上天怜悯她，给了这个城市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洪水，为着成全她与他的爱情。

她逃离了旅馆，自由地与他在一起了。

他们在中央大街流浪，去道里公园倾谈，只有在吃饭睡觉时才回到朋友家。即使如此，终还是被朋友嫌弃逐出。那时，她快要临盆了。他们穷的只剩下两颗紧贴在一起的心，拥着取暖。借钱无望，当衣不成，他抱着她强行住进医院，在最末等的产妇室。

是个女孩儿，她却无力抚养。

“不要，不……不要”，她的头蒙在被里，身在颤抖，泪在横流，窗外细碎的月影在满墙地走。

“请抱去吧，不要再说别的话了。”她的刚强怔住了他。她无钱出院，看着别的产妇来了又走，最后连院长也希望她出院，不再奢要住院费了。

可出院后，她要去哪里？只有一条大街要她走，和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前途。

4

楼梯是那样长，她努力拔着颤颤地仿佛不属于她的双腿，努力地爬上了三楼，像个受辱的孩子似的偎在床上。房间是如此的白：白的床单、白的枕头、白的桌布，然而这些都不属于她，她租不起。

掀开那些洁白，是丑陋的斑驳，还有她和他的窘迫：他们只有朋友处借来的五元钱。

渴了，他用脸盆为她盛上开水喝；饿了，桌上摆着黑“列巴”蘸着白盐吃。晚饭以前，他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

相爱，大抵是挨得住饥饿的。

在爱里，他四处借钱养活她，为她俯身系鞋带，鼓励她拿起笔写下第一个字。他是阳光，照射进她的心房；他是暖流，流淌进她的血液；他是寒风中的屋檐，为她遮风挡雨，在她流离失所时；他是春日里的微风，撩动她的心湖，在她穷困潦倒时。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她的心是欢喜的，因为他们有爱。她爱他，哪怕是他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都有体会不完的风月。他的爱，令她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也睁不开。

虽然她还是饿，饿得四肢酥软，饿得肚子像被放了气的皮球。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对面挂在别人门上的列巴圈可以吃吗？

他们终于走出困境。

他去当家庭教师，换来栖居之地；她在家里写文章，做饭，盼他回家。生活不易，但有希望，支撑着他们艰难度日；天寒地冻，但有温度，在他们彼此心中。

那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她一生都在憧憬和追求的温暖与爱的时光：有米有面有爱她的人，还有流动在她笔尖上的故事。他们共同书写与出版《跋涉》，与朋友们一起排演话剧，生活文艺而浪漫。

故乡事、家乡人，纷纷跃然纸上；还有她的诗，明朗地、轻快地，融着她似火的情，向他娇羞的告白。

可无奈的是，每道阳光的背后都有阴影。这样的日子随着生活的渐渐好转而变得稀少起来。在爱里，她是卑微的。他如健牛，她如病驴；他似一团火，女人爱他，他也爱女人。更让她痛苦的是他爱的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她不愿面对，忧伤在心中慢慢积聚。

同时，由于他们的文章揭露了日伪的黑暗统治，触痛了当局。为躲避迫害，他们被迫离开哈尔滨......

推开门，她走出来，腿在发抖，心在沉坠，泪水忍不住在落。别了，陪她饥寒交迫，有欢乐亦有忧伤的小屋。

别了，商市街。

5

1934年6月，他们来到青岛。5个月后，又来到上海，带着他们的作品和希望，写信给当时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给了这俩个年轻人精神和物质上的巨大帮助与提携，先后为他们的作品作序，并积极帮助他们作“奴隶丛书”出版。他们开始在文坛声名鹊起，日子是大有好转了。

可情感却出了问题。

他本是一个多情的人，爱着鸟儿似的姑娘，更无法拒绝少女红唇的苦。她的心如浸着毒一般的痛苦，破碎了。曾经为她遮风挡雨的爱人，如今却变成了暴风雨，让她怎样来抵抗？

她没有家，没有家乡，没有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他竟对她取着这般态度。失了爱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她本身就是个错误。她无处可逃，只有一天天地呆坐在鲁迅先生家里，一根根地任由烟雾缭绕。

爱他，却不能拥有他；

恨他，却不能离开他。

胸中积满了沙石，她渴望着旷野、高天和飞鸟。

......

她烫了发，选择去日本疗伤。他们约定一年时间，她在东京，他在青岛。他们鸿雁传书，仿佛她的信更多一些。

信中，她仍是放不下他。她不停地嘱咐他饭要少吃些，不要忘记吃药，睡觉要换软枕头，盖有毛的那种被单……就像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唠唠叨叨地放不下自己的男人，虽然他并未给她一场体面的婚礼。

在异乡的日子里，只有工作、睡觉、吃饭和对他无尽的思念。她把对他的思念写进信里，连载着她一针针缝制的小手帕寄给他。她说：“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她并不崇敬她自己，而是崇敬那种粗大的、宽宏的灵魂。

他就是她喜欢的那种类型。

也许，这就是她命中注定的劫数。她生性敏弱、心如盘丝；他个性豪爽、粗枝大叶。他未必能读懂她，或已不屑于去读她。因为，他总是很容易被新鲜的面孔和情感所俘获。

更糟的是，鲁迅先生去世消息的传来--她精神上最信赖的人走了。连着一个月，她精神烦乱得很，嘴唇因发烧这一块那一块的破着。她无心工作，将自己陷在一些没用的念头里，仿佛变成一只被自己卷在茧里的蛹。

然而，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又有警钟似的来到她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儿也没有压迫，与从前的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相比，这真是黄金时代。

她心里住着俩个自己，外表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内心却刀光剑影、兵荒马乱。

或许，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吧。

6

1937年1月，她从东京回国后不久，就去了北平，还是因为情伤。她的爱人和她的朋友共同背叛了她，她痛得已分不清这俩种伤害哪个要更痛些？痛苦中，她写到：什么最可怕？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那是她最痛苦的日子，虽然她在信中尽量显得欢乐。可她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她的心也会被淹死。

什么能拯救她？或许，只有离开他。

......

这时，一个叫端木蕻良的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也是一位东北作家，比她小一岁。他们的文艺观点更加接近，他欣赏她，愿意仔细倾听她说话，认真品读她的《生死场》，感受她的痛苦。

她说：“为苦难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应该是一个作家的精神追求”。

许广平说：“萧红先生文章上相当英武，但在处理问题时感情胜过理智，也许女人都是如此。”

她能感知并担当那个时代人们的痛苦，却无法承受自己情感上的伤痛。她的神经已经比丝线还细了，怕是快要忍耐不住了。

1938年1月，他们一行人应邀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2月，日军攻陷太原，他们只得撤离。此时，她和萧军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他要去延安参加战斗，圆一个军人的梦想；她则对战争本身并不感兴趣，而只对战争中的人性感兴趣，她只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去写作。

他们谁也无法说服谁，只好跟随了自己的内心，终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车站分别时刻，他送她两个刚买的梨。刹那间，她似懂了什么蕴意，泪水潸然而下......

4月，当他们在西安重逢时，她提出了分手，永远地与他分开了。

7

分手后，她接受了端木的爱。1938年5月，她与端木在武汉结婚。那时，她怀着萧军的孩子，端木却给了她做新娘的婚礼。他们之间，没有罗曼蒂克式的爱恋，亦没有争吵、打闹、不忠和讥笑。她别无所求，只想过正常老百姓的夫妻生活。

可命运弄人，和萧军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他本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贵公子，并不懂得如何体谅别人，抛下身怀六甲的她，独自前往重庆，只留行动笨拙的她，在日军轰炸的武汉四处游荡。

几经周折，她终于拿到去往重庆的船票。

她提着行李箱，拖着笨重的身体，吃力地赶船，绊倒在地。任她多么用力终也爬不起来，只好躺在甲板上，遥望夜空，繁星点点。世界如此寂静，似乎忘记了她的存在。她就这样平静的躺着，无奈又无惧，直到凌晨才被一个路人相救。

她去江津找到她的朋友，在那里生下她与萧军的孩子，可没几天孩子就夭折了。她和萧军的分手，朋友们并不理解。在他们看来，二萧已成为一种符号或象征，没人能切肤地体会她的苦楚。她深深地感到她与世界就要隔离了，她将孤苦以终身。

一年多后，她默默地随端木从重庆去了香港，没有通知任何人。

在香港，她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完成了《呼兰河传》的写作。然而，不久后她就病倒了。1942年1月，日军占领香港，她的病情也加重了。而他却行踪不定，只把她托付给一个年轻人照顾。这个年轻人叫骆宾基，也是一位作家，不离不弃，陪伴了她人生的最后44天。

好像也爱上了她。

战火纷飞中，端木终于回来了。而她，生命的烛火已渐渐微弱。俩个爱着她的男人几经辗转，最后把她送到红十字会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历尽人间风霜雪雨的她，最终油尽灯枯，弦断音绝，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她曾经爱着的人们，离开了她挣扎一生的恩恩怨怨，芳华31载。

8

她走了，留下近百万字璀璨的作品；亦留下一句“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悲愤，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令她痛苦并眷恋的世界。

如何解读她呢？

作为一位作家，她是幸运的。她浑然天成的文字魅力源于她的天赋，她的小说明丽凄婉，散发着淡淡的忧伤，文体更是自成一派；她生命短暂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被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赞赏，被世人欣赏并瞩目，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甚至在她诞生85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她为“世界最优秀的当代女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不幸的。从幼年起，她就感受着亲情的冷漠与无尽的寂寞，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所以，她一生都在憧憬温暖与爱。当火热的爱情与霎那的温暖降临时，她就像孩子一样纯真地张开双臂，热切地拥抱，全无戒心与防备。

这样的她，极易受伤。

每一次的疏离与背叛，每一次的美好与幻灭，都令她悒郁不振，流血不止，痛入骨髓，她得的其实是心病。现实生活不尽如人意，写作就成了她的信仰和精神支柱。她只有把无尽的寂寥倾诉在她的小说里，微笑地回忆着她的童年与小城，含着泪，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真实的她，也许从未有宋佳版的她那么泼辣与优雅，亦没有汤唯版的她那么美丽与无畏。但她的传奇比她的小说更加跌宕起伏：她特立独行拒绝平庸，她命运多舛情路坎坷，她情感细腻至情至性，她文风理性作品壮阔；她一生都在追求爱与自由，俩次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却嫁给另一个男人；她承受了怀胎十月之苦，却未体会过做母亲的丁点快乐；她内心俨然住着一个小女孩，天真任性淳厚自然，却活在一个暗流涌动的旧时代。

她瑰丽的才情，吸引着每一个走近她的男人。但激荡的时代洪流又使她无法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只得无奈地随波逐流。

她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无论她多么努力，终难飞得更高、更远、更自由自在。

时也，命也。

她囿于生活的小圈子，走不出情感的桎梏，因而无法到达更广阔的天地。但在那个女性独立意识尚未大觉醒的时代，她抗婚、出走、读书、写作，这些行为本身已是惊世骇俗。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故土支离破碎，身心漂泊不定。试想，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女子，如果不想沉伦堕落，除去依赖男人，还有别的出路吗？

所以，不必过于苛责她的不独立，将自己的命运挂在男人的身上。

她像一朵极致燃烧的火烧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抗争着。也许，抗争失败了，甚或将她推向了更加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至少她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过，也算是一个为争取女性自由与独立的先行者吧，在那个民智尚未苏醒的旧时代。

从呼兰河到浅水湾，从异乡到异乡，她抗争一生，痴爱一生，漂泊一生，寂寞一生，她因爱而绚烂，又因爱泣血而亡。

也许，她有过属于她的黄金时代，但是在笼子里过的。

不甘，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