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个传奇人物，出身行伍、只有小学文化的他靠着的不懈努力，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顶尖学府的教授。

并且这个总自称为“乡下人”的文弱男人，用执着的情书轰炸，追得了大美女张兆和，被传为美谈。

能够娶张兆和为妻，沈从文的幸福难以言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乡下人喝上了甜酒。张兆和出身安徽富商家庭，天生丽质、楚楚动人，青春气息与典雅气质相交融，是当时中国公学公认的校花。

才子配才女，看起来珠联璧合、天造地设，然后两人婚后的生活却不是童话里的美满，张兆和更是始终有一些貌合神离。

让沈从文扬名海外的作品当属那部《边城》，里面充满了爱与美，但却是一出爱情悲剧，并且这部书写于沈从文新婚之际。想想新婚燕尔，鸳鸯合、鱼水欢，沈从文为什么会把美丽的故事写成悲剧呢？

后来沈从文曾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并说《边城》是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由此看来，在他和张兆和看似幸福的生活下，隐藏着裂痕。

当时，日军侵华，为了躲避战火，沈从文和朋友辗转去了云南昆明，张兆和作为妻子并未随行，虽然张兆和解释不去团聚的原因是孩子需要照顾，怕拖累沈从文，但越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一家人理应在一起才对。

而且在分隔两地的日子里，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很多饱含思念的信，但张兆和却很少回信。

后来张兆和带孩子去云南和沈从文相聚，但并没有把家安在沈从文任教的西南联大附近，而是安在了呈贡，沈从文只好每逢周末要被“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南门”。

对此，沈从文曾气愤地抱怨：“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沈从文感性多情，而张兆和却理性务实，再浓烈的爱情也得回归平凡的婚姻。

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通常谈的都是柴米油盐之事，后来，甚至不喜欢沈从文作家式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再写那样的话我就不回信了”。

即便晚年时候，沈从文痴迷古董与古代服饰的研究，不惜花大价钱收藏，张兆和很不理解，二人经常闹不愉快。

不可否认，沈从文一生都深爱着张兆和，有一段时间因为灵魂上的孤独和无助，沈从文喜欢上了一位叫高青子的女诗人，她也喜欢沈从文，还模仿沈从文小说人物的穿着来和沈从文见面，并且写了一篇叫《紫》的文章，映射自己和沈从文的故事。

后来高青子被沈从文介绍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二人见面更加频繁，但沈从文并不快乐，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他始终深爱着张兆和，但高青子却是理想中的红颜知己，犹豫不决之际，沈从文还写信向林徽因倾诉。

林徽因说他这是“横溢的情感”，让他去找金岳霖，因为金岳霖“能了解又极客观极了解人性”，沈从文找没找金岳霖无从知晓，但后来他做出了选择。

他向张兆和坦白自己对一位女作家的关心和爱慕，还创作了小说《主妇》，纪念他和张兆和结婚十三年，里面表达了对张兆和的歉意，他说：“她（高青子）走了后，云南就只有云可以看了，不过，那失去十年的理性，才又回到我的身边”。

可以说，沈从文是可爱善良的，他敢于承认，并且始终保持着“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美德，用理智战胜了心魔，因为他知道自己最爱的还是张兆和。

而且他对张兆和那炽烈且持久的感情，是永不消散的乐章，青丝成白发也未曾改起爱。晚年他被下放干校，对着二姐张允和从口袋里拿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深情地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的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年近七十的他哭得像个孩子。

对于沈从文如此的爱，张兆和晚年曾写道：“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觉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话语里充满了愧疚。

在《从文家书》的后记里，张兆和这样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些了解，但是真正懂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选编他的遗稿的现在”。

并且张兆和特别写道：“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其中的遗憾和歉意让人感慨。

有时候，我们总爱对最关心自己的人发脾气，总爱欺负那些对自己好的人，总是忽略那些最思念自己的人的情感，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物是人非。

其实在爱情和婚姻里，无论浓烈还是平淡，都没有对与错，也许最好的样子，就是选择一个愿意与自己一起把爱情酿成陈年美酒的人，两人相扶相携、福祸共担，然后发酵出最好的婚姻。

不要辜负那个“只爱过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人生不易，愿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