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武舍身保红印

                                 （作者：山  丘）

      1935年的正月里，大家都还正在过新年。而川陕革命根据地从这一年一开始就有些紧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四面围剿，蒋介石调了更多的军队来攻击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和北上抗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渡过嘉陵江，以图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军一走，川、陕军阀的部队和地主豪绅、地方民团等反革命势力便卷土重来。他们杀气腾腾，狼狈为奸，相互勾结，来到根据地，开始疯狂的反攻倒算，四处查红清乡，搜捕、屠杀红军和苏维埃干部、家属。根据地的上空刹那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在到处都是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家住碑坝福成的红江县财政科长袁玉武连夜回到了他的家乡芭蕉坪村。

       袁玉武时年43岁。他在1933年就担任了川陕省坝溪区程家坝乡芭蕉坪村的苏维埃主席。由于革命意志坚定，工作有热情，组织能力强，干起事来不折不扣，坚持原则，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兼任了当地工农纸厂的经理。为根据地的革命和经济建设孜孜不倦的工作着。之后上级又让他担任了红江县苏维埃政府财政科长，再之后又兼任赤北县财政科长。一人身兼数职，凭着对党的一颗赤胆忠心，他不顾身体多病，废寝忘食的为川陕苏维埃政府的财经事宜不遗余力。

       现在红军走了，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也已撤走。袁玉武由于身体有病，无法跟上队伍。再加上很多善后工作需要他去做。根据自己的要求，上级就把他留了下来。在经过紧张的撤退和坚壁清野之后，敌人很快就来到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平溪坝。袁玉武作为最后一批撤出人员，带着“红江县”印和“川陕省红江县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两枚印章及一些文件、苏区钱币等，一路跋山涉水回到自己的家乡。

       这时的福成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红军一走，一些地主、土匪等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四处散布反革命谣言，老百姓也惶惶不安。富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袁玉武，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乌云终会过去，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他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把村子里可靠的群众联络到一起。告诉大家：要对革命抱有信心。红军只是暂时的撤走，终归还是要回来的。共产党还在坚持斗争，党的组织还在，无数的共产党员还在各地继续工作。他叮嘱全家人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不能做的坚决不做，学会保护自己，和敌人周旋。之后，袁玉武将带回家的红色苏维埃印章及在红区发行的纸币和一些资料和文件整理好，用油布细心地包裹起来，捆扎结实。放在既隐蔽又顺手的地方，以便随时可以撤退。他下定了决心：“哪怕掉了脑壳，也不能让县印和苏币落入敌手。”

       敌人说来就来了。这一天刚刚吃了早饭，袁玉武习惯性地登上屋侧一个山梁，一边剔着牙花，一边朝村口方向打眼瞧了一瞧。远远地，他听到了村头那家的狗吠叫的声音，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蹲在一棵树丛旁，仔细听了听，觉得有点不对劲，便从容不迫的回到家里，收拾好应带的东西，嘱咐了儿子几句，就从后门出去，转过一个山湾，很快就钻进了后面的密林深山。从小在这老林子里长大的袁玉武，晓得哪条路往哪走，哪条路上高山哪条路钻林扒。自己也炼就了一副钻山攀石的铁脚板。尽管近年来过度的操劳，体力有些衰减了，但爬这些个山，敌人还是没奈何的。他一气走了十几里山路，才在一个自己原本就物色好的崖壳下歇下来，喘一口气。这个地方两边都是岩石，隐蔽性很好，藏风闭气的。他打算今天就在这儿过夜了。但即便如此，高度的警惕性还是让他没有掉以轻心，他站在崖壳边认真的端详了好一阵，直到太阳西坠，这才进了崖壳，开始收拾起自己的栖身之地来。

      袁玉武的预料没有错。他离开家没有多久，平溪坝的川军就在当地刚成立的民团头子带领下，找到他家。还没上他家的院坝就放了两枪，村子里的空气刹那间紧张起来。其实家里也早就看到敌人来了，大儿子和成年的人早躲了出去，家中还剩下两个老小病弱之人，敌人围住袁家，把家里搜了个底朝天，逼迫着家中的老婆婆把“红匪”袁玉武交出来。还打了小女儿两个巴掌，威胁要烧了他家房子。老太婆一口咬定儿子没有回来，不晓得他到哪去了。无论敌人怎样威胁利诱，都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气得那川军连长咬牙切齿，打烂了他家做饭的铁锅、鼎罐和桌椅，用刺刀撕碎了睡觉的被褥，家里象样的东西全被砸烂，还牵走了儿子喂养的羊崽。一直闹腾了大半天，一伙人才骂骂咧咧地撤走。

       这之后，每隔个几天，敌人就要来一趟。有时明目张胆的来，有时趁了黑夜来“摸夜螺蛳”。随着形势越来越恶化，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也越来越嚣张，乡长、保长都已恢复，一个个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川军、民团，轮着来抄家、骚扰；坏消息也不断传来，今天说一个苏维埃干部被敌人抓住，折磨致死，明天一个红军伤病员被搜出来枪杀。敌人象疯狗一样，见了根据地的人眼睛就发红，恐怖笼罩着山村的上空。

       袁玉武的儿子也被抓住过，挨打、审问，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消息。也许是要把儿子作诱饵，敌人暂时还没有逮他。袁玉武也瞅准空子，回到家里一、两次，看到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又气愤、又伤心。安慰了家里人之后，深感这个家是不能住了，便收拾好一些日常生活之物，在儿子的帮助下，钻进了深山的更隐蔽处，在几处崖壳下拾掇好能睡觉、能烧火、做饭的地方。他知道敌人必定要来搜山，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如果这个地方被发现又得往别个地方迁，不敢长期呆在一个地点。他拖着有病的身子，一个人在山洞里，或在窝棚里，白天在山上挖野山药、掰竹笋、找野菜，寻一些可吃的东西，再捡些柴禾，生起的火塘里吊起鼎锅，烧上开水，将家中带来的有限的粮食，掺些野菜之类，煮上一碗稀稀和和的饭汤，将就着吃上一点。晚上就蜷缩在茅草搭成的床铺上，忍受着山中的寒冷，听着深山里野兽的嗥叫，数着天空的星星，回忆着自己在县苏维埃工作的日子，担任财政科长和工农纸厂经理的往事，籍以打发一个人在这深山的生活。想起那时自己在担任苏维埃主席期间，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工作，四处奔波，广泛宣传，组织、号召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对付苏维埃的敌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川陕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办公、宣传、印刷用纸十分困难。而碑坝福成一带，土法舀纸已经很有了历史。这里满山长着毛竹和构树，不缺舀纸的原料。袁玉武自己也懂得一些舀纸的工艺。于是他和同事们一商量，便自告奋勇，倡议办起来一个舀纸厂。在上级的支持下自筹资金、自制设备，自选厂址，工农造纸厂就此诞生。袁玉武兼任了纸厂的经理。百忙中他抽出时间和工人师傅一起，配料，捣浆，浸泡，研究、掌握纸张的厚薄、均匀，以期生产出特别优质的书写纸，供给红军和根据地宣传、办公之用。他还不辞辛苦，和当地群众一道，上山采集毛竹和构树皮，昼夜加班、加点的生产。那个时候真是不分白天黑夜，没完没了的干啦。就是为了能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得到彻底解放，过上美满、幸福的日子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在崇高理想的支配下，袁玉武积极追求进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心中更是有了坚如磐石的中流砥柱，决心一辈子跟着党走。工作上身体力行，生活上先人后己，开支上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他的大公无私和工作能力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之后，他又被派往红江县担任了县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科长，过后又兼任了赤北县财政科长。两年多时间，从深山中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干部。他为自己走过的路感到光荣而自豪。而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考验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时候来了，他袁玉武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绝不会退缩。无论何时何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坐起来，向藏着重要包裹的那个地方望了两眼。他把党交给的那些东西，视作自己的生命一般宝贵。自己躲进深山，不光为了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保存好根据地的红色印章和相关文件。以后党和红军回来了，才有一个圆满的交待。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无比沉重。他想到今天上午，那阵儿天气晴好，阳光从东山照过来，对面的山岭一派清新、灿烂，无意中发现那山梁上的树林里，影影绰绰的显出两个人来，当时他一直注意了很久，直到满有把握的判断，那是两个本地的割漆人，才放下了心。但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有点靠不住。既然本地割漆的能来，敌人跟在身后也能找到这儿来。现下住的这个地方，村子里几个可靠的亲戚、朋友是晓得的，儿子也几次来给他送粮、送药，拿衣服，有病时还帮他来熬药、做饭。难保不被人发现。明天该换个地点了！他想。再说这儿住了这么久，周围的野菜、竹笋、柴禾都弄得差不多了。

       夜已很深。很远的地方，传来山豹子低沉的吼声，还有黄麂凄凉的鸣叫。他把山洞里的火拨了拨，红红的火苗愈发旺了。

      第二天，他起来匆匆地收拾了东西，喝了口水。把那个重要的包裹从崖壁缝中小心的取出来，泼灭了火塘里的火苗，背上行囊，向另一个山峰——他物色好的第二个住宿地方走去。

      那个地方在密林的深处。与原来的地方相比，隐蔽了不少。好在山高的水高，取水的地方倒离的近。他在这个挡风的崖壁下，花了两天时间，砍下不少树干、毛竹，还有葛藤，结结实实搭起来一个竹棚，还做了一道门，里面厚厚地垫起来一张床铺，上面还铺了棕制的簑衣。这会儿他在窝棚外边，架起一个树杈，用石头垒起火塘，把那只小鼎锅吊在上面，用火镰点起一堆干树枝，燃起火来。待一切完备，太阳已经偏西。他才坐下，长长地舒了口气。望着不远处的树枝上两只跳跃的松鼠，出神。

       当晚下起了雨。此时已进入初夏，那一阵雨来得还猛。尽管有崖壁遮挡，但哗啦啦的雨水到处都在流。雨中还夹裹着细碎的雪粒子。他的窝棚尽管搭建的好，但雨雪带来的寒冷还是让他冻得哆嗦，几次披了衣服坐起来，异常凶猛的咳了一阵。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才朦朦胧胧地睡去。

      鸟儿在树枝头欢快的鸣叫，太阳又从东山的山边红红火火地冒出了头。雨后的早晨，天空格外灿烂，一碧如洗。不远处的山梁上，几株高大的青树下，一只成年的公鹿站在阳光里，头顶上的鹿角枝张开着，格外雄壮和威武。

       而袁玉武却感到头重脚轻，嗓子眼里发辣。他病了。

       直到快中午的时候，他才坐起来。就着火塘上的鼎锅里倒了半瓷缸水，喝了一口，又咳了一阵，喘了一会儿气。这才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带皮的洋芋，洗净，用刀切开，再抓了两把粗糙的苞米碴子，放进锅里，煮成一碗洋芋苞米粥，算是当了一顿饭。

       之后，他在近处的毛竹梢尖上捋了些鲜嫩的竹叶，又找了些能当药的草，放在锅里熬了些汤，喝了半碗。山里有的是能治病的各种药草，他很认得一些。先祛一下肚里的寒火吧。

       到下午的时候果然好了一些。只是身板子虚弱得很，老是接不上来气似的，喘。

       一连两天，大儿子没有上山。儿子晓得这个地点的。

         可是儿子没有来。许是家中有事缠住了吧？他晓得儿子的脾性，也知道儿子身上的责任。那个被敌人搅得烂一摊的家，已够儿子操心的了。何况敌人还不断的来家里威胁、骚扰，打他，逼迫他交出父亲。他为儿子担忧。不能再为家里人添麻烦了！有些事，自己能扛的还得自己扛。明天，身子好了些，还是自家在山上找些个吃的东西，再挖点药草。晚上把火再弄旺一点，驱寒气。

       那个包着苏维埃印章和文件的包裹，要藏到干燥通风和保险的地方，那是咱的命根子啊。

      第三天，儿子上山来了。儿子自上次来时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他很顺当的找到了这里。儿子和他一样，对这山山岭岭都十分熟悉。他给父亲带来一些粮食，还有一点干盐菜，止咳的药，以及能御寒的东西。儿子说这几天山下风声紧得很，村子里隔三岔五的有民团来，有保长、乡长来，狗日的一个个歪的很，在村子里几户人家到处乱窜，动不动绑人，烧房子。还假八二五的劝说叫你爸回来，把一些事说清楚了，也没得个啥。晓得些龟儿，毛狗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还给另外那几家说的，要晓得袁玉武在哪里的，给报个信，奖钱。日弄人咧！

      儿子自顾自的说下去。袁玉武没有说话。看着儿子从褡裢里往外边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儿子额头上有一道新鲜的伤痕，手腕上也有绳索的勒印，他晓得儿子又被打了。在这非常的年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丢命都是经常性的事，别说挨一顿打。世道不太平，人命也就贱了。袁玉武站起来，从鼎锅里给儿子倒了一碗水。问了问家里人的情况，问了老人，问家里还有吃的啵？儿子一一作了回答。好在他这个老大，性格、能力都挺有担当，家中事不需要他操多少心，还有村子里那些古道热肠的乡亲，大家帮衬着互相拉一把，穷日子也就过去了。只是他自己，却是让人牵肠挂肚啊，——当然，也让敌人牵肠挂肚，只不过他们是挖空心思的想捉住他，问他要有价值的东西。他袁玉武能给吗！自家的命不值钱，可红色苏维埃的印章，那是万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儿子亲自动手，在鼎锅了做了一顿可口的洋芋苞米干饭，里面还放了点野猪肉烘干的腊肉丁丁。有了点油气，也就有了香气。没想当晚吸引来了老鼠，两只山老鼠一个晚上都在他们的窝棚内外跳上蹿下，弄得毛竹叶子簌啦啦响。袁玉武颇觉有趣，看着两个古灵精怪的小东西，挺好玩。那一晚，爷儿俩挤在窝棚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了多半夜的话，内容大多是如何保管好这印章和文件的事，说一定要保管好这印章，将来革命成功了，要交给谁谁谁的。记住啊！儿子嗯嗯地答应着，之后就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儿子下山去了。袁玉武送了他一截路，然后就站在一个山梁上，目送他走了很远很远。

        过了几天，一个晴朗的中午，袁玉武拖着虚弱的病身子正在窝棚下边的一个荒坡上采摘蕨苔。听到坡下有说话的声音，忙躲了起来。见是本村的两个最贴切的乡亲，上山挖药顺便给他带了些吃的来。乡亲们也是好久没见他了，不由亲热异常。几个人坐在他的窝棚里说了好一阵话。谈到亲人的变故，村子的变化，还谈到了将来。末了，袁玉武说：将来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共产党、红军一定会回来。这我是深信不疑的，“可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死了无所谓，怕的是我这个苏维埃干部让乡亲们受牵连，家里人受连累，还最怕的是红江县印落到敌人手里啊。”两个乡亲连忙劝慰他，说他说些啥话哩！在山上好好将息，龟儿子民团、保长、乡长把你能咋哩？只要找不到你，连毛都咬不到一口。几个人说了一阵话，喝了几口水，走了。他们还要登一座山，到那山上去挖天麻、摘金耳环呢。

       晚上，袁玉武的病情就重了，一直不停的咳嗽。早上起来，在床上坐了好一阵，才在鼎罐里熬了点苞米 糊糊，吃了半个乡亲们给带来的荞面馍。浑身软得没力气，一点不想动弹，就躺在窝棚里睡下去。

      第二天，他又起来了一阵，还是给自己弄了点吃的。

      第三天，他没有起来。

      第四天，他起不来了。

      第六天上午，儿子上山来了。

      儿子上来就叫了声爸，可袁玉武没有回答。儿子慌了，赶忙放下东西，见父亲躺在床铺上，浑身火炭似的发烫，口里嚯嚯地喘着气。一只小老鼠正抱着他裸露在外面的大脚趾头，脚趾头上啃出了一道血印。火塘里的火早熄了，鼎罐里的水已经冰冷。儿子抱着父亲，含着热泪，一迭连声的喊着，就着热水给灌了几口，父亲的眼皮便半张开来，望了望他，动动嘴唇，微微点了一下头。儿子给掖紧了被角，火塘里火生了起来，再把从山下捡来的药给熬上，窝棚里算是一下子有了人烟。

       喝了药，接着又给父亲煮了半瓷缸米粥，儿子小心翼翼地用勺子给父亲一口一口灌下去。

       天黑了，夜风呼呼地刮过。树林子发出海涛般的声音，整个大山似乎都在晃动，人居其中是如何的缈茫。后半夜，一轮下弦月升起来，如一柄镰刀挂在崖畔的树梢头上，明亮亮的。风停了，远处的山洼里好像有人在抚琴。琴声如泣如诉。

       父亲忽然醒来了。他睁开眼睛，儿子正坐他的侧旁。“爸！”儿子叫了一声，袁玉武点点头，凝神看看儿子，从被窝里伸出枯瘦如柴的手，紧紧地攥着儿子，把儿子的手往自己胸前拉去，捂在自己的胸口上，好象要说什么。儿子就把耳朵向父亲的嘴边凑去。但袁玉武张着嘴，喉咙里啊呀呀的，什么也说不出来。接着他把手松开，伸出来，指向一个方向。儿子明白了，父亲所指的方向，正是那个油纸包裹藏匿的地方，那里面可是父亲用生命来保护的东西——红军的印章、文件和苏维埃的钱币。

        儿子明白父亲的意思了。他对着父亲的耳朵大声说：爸！你的意思我晓得了。你要我好神把那包东西保管着，以后一定交给红军。是啵？

       袁玉武嘴角漾上来笑意，点点头，满意的望了一眼自己的儿子，头一歪，就断了气。

      “爸！”儿子不禁放声大哭，号啕的哭声传出很远。此时正是1935年6月的一个深夜，党的优秀战士、川陕革命根据地红江县苏维埃政府财政科长兼赤北县财政科长袁玉武，在巴山深处的窝棚里，与敌人周旋了几个月之后，不幸病逝。

       噩耗传到村里。乡亲们得信后，非常悲痛。他们陆续来到深山老林，向袁玉武的遗体告别，向他敬香、拜祭。大家现场做了棺木，将他先殓殡在一个妥贴的山洞里。直到五年之后，敌人的搜查风声过了，才又上山，移灵柩于水磨坝柏树坪村，将他下葬。并用片石给袁玉武砌上了高高的坟头，种上长青松柏。直到1950年，正如袁玉武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终于回来了，大巴山人民赢得了解放。1957年，袁玉武的儿子把父亲生前传给他的“红江县印”等革命文物一并交给了党和政府。现在，这些用烈士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珍贵文物都保存在汉中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山丘根据历史资料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