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中学位于折多河西岸的西大街上，从东关步行入城，到了下桥，过桥西行，穿过下桥巷，出巷口右行不远，靠子耳坡的山麓下，就是康定中学了。

      康定中学在一九五五年的大地震中受到重创，很多房舍垮塌成一片废墟，我们进校后，尚可看见残垣断壁。原有学生，大部分迁到雅安学校借读去了，一九五六年秋季开学时只有四个班级在此上课。

      上几级台阶，就是学校的大门，大门上二楼是一排教师宿舍，进大门是一个不大的天井两侧是一排两层的楼房，左边一楼第一间是学校总务处办公室，右边一楼是五六年秋季入学的初中一年级五九级乙班（原是甘孜民族中学招收的新生，因甘孜民中新校舍尚未完工，故借康中开学，成为了初五九级乙班。而康定中学招收的新生自然就＂升级＂为甲班了）。进校门右拐，在初五九级乙班教室的傍边，是一走廊，下台阶是一个带兰球场的操场，操场边是初五八级和初五七级的两个教室。正对操场，上台阶，是男生宿舍，男生宿舍旁是初五九级甲班教室，沿教室前的通道前行，穿过进校门的小天井边上的过道，就是教职工食堂和厨房，过厨房进入原川王宫，其大殿改建成了学生食堂，楼上改成了女生宿舍。我们入校后不久，康定中学新校区选在了康定南郊两三公里外背倚折多山、面临折多河的＂稻子坝＂，因新校区尚未开工建设，我们只好暂借城里震后存留的旧校舍上课。

      如果说，小学六年的岁月是在玩耍和混沌中渡过的，那么，中学六年则就是人生走向、人格塑造、人性养成的启蒙和形成的重要阶段。幸运的是，恰好在这个阶段，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我遇到了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的老师们。

      康定，虽然深处青藏高原的大山之中，但在历代治理康巴地区的统治者中，不乏一些明智之人，从清末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政策和三十年代末，西康建省，刘文辉主政西康，都对教育事业相当地重视。从老摄影家孙明经留下的三四十年代的老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定、德格等地小学校整齐的校舍和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还可看到巴塘小学穿着统一、整齐制服的棒球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摇搖欲墜，用两根园木支撑的义敦县政府的照片，据县太爷讲，刘主席有令，县政府比学校修得好的，县长就地正法。新中国诞生后，对康巴藏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更加重视，甘孜民族中学正在兴建中，康定中学新校区也已确定并在筹建中。

      另外，康定是康巴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而且八年抗战期间，康定是＂大后方＂的＂大后方＂。内地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民生痛苦。因此，康区地处偏远，再加上刘文辉多年经营，比之乱象横生的内地，这里不辄是一个暂时的世外桃源。一些知名文人避难来到康定，例如画家张大迁、吴作人，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川剧名角陈书舫、知名学者、教授任乃強等，他们或是寻幽探胜、写生画画；或是搜奇釆风、寻歌习舞；或是考察历史遗存、进行社会调查。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一些猎奇寻幽的艺术家汇聚到了小城康定，为小城带来了先进的、外来文化和积淀了一批人才。例如，我上初中时的李启明老师，据说是和郭沫若同时代、先后留学日本的，回国后还曾在国民政府的黄埔军校担任过教授，我们上康中第一学年，李启明老师就担任了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象教物理的黄家瑞老师、教化学的老师不是南京中央大学、就是国立武汉大学等名牌大学的 毕业生。

      另外，建国初期，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自願到边疆、到少数民族地区、到艰苦地区工作，来到了康区。为康区增加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朝气的年轻的生力军。

      在康区，还有一批另类的知识分子。那就是旧时代遗留下来、并且或大或小都有些说不清楚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政治上他们是＂另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遭打击、受批判的角色，而当时的康区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又缺乏有文化的人，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和特殊情况下，主政当局就避其所短，用其所长，让其教书、传授知识。

      所以，当我们入校时，教我们的老师大多学业有成、才高学富，视野开阔、教导有方，他们对我们那一代人的人生启蒙和指引，在潜移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开启了我的中学时代。

      李亚竭老师，是我初中的第一任班主任，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位重要的领路人。瘦瘦小小的个子，老家在川东的酉阳（今属重庆市）。大约刚从大学毕业，很年轻。除担任我们初五九级甲班的班主任之外，还担任我们的历史课老师。因为我是顶着＂品学兼优＂的＂保送生＂的光环，所以，一入校便被安排为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和班干部，大约是班级＂生活委员＂吧。记得当时还隨学校组织的检查组，检查各学生宿舍的卫生状况。当生活委员处理班级里同学之间的纠纷，第一件事就受到了李老师的赏识，事件大约是班上两个同学为争坐同一条凳子而发生争吵、拉扯。事不大，但在十二三岁的年龄，小事也成了大事。告状告到了班主任那里，李老师便征求我这个＂生活委员＂小干部的看法。我本来生性和善中有几分怯懦，公正中夹杂着些许中庸，所以对这事各打五十大板，既肯定了先占凳子同学的权利，又指出其先动手的不对；既肯定了抢佔凳子同学在冲突中的克制，又批评了他抢别人的凳子的不对。总之，各打五十大板，又都给了双方面子和台阶，事情不大，很快就没事了。就这件事，得到了班主仼李老师高度的肯定，认为我处理问题公正，考虑问题全面。这对于一个十二三岁、还处于懵懂之中的我来讲，这种成年人的肯定，证明了自已的处世之道是被成人的世界认可的。所以，在后来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为人处世，都会园融通润，替人设身处地想周全，中庸而不绝对化。这也和自己从小以来，一直比较温顺听话的性格相关。

      因为是班干部，因为受老师赏识，因为性格温顺，所以班主仼李亚竭老师比较喜和关注我，我们也有事没事喜欢到李老师的宿舍玩耍。李老师的宿舍虽小，但有一大书架，摆满了书，很多都是有关历史方面的专业书籍，其中有一本比较感兴趣，书名大约是《中国上古神话故事》，翻开一看，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夸父追日＂、＂神农尝百草＂、黄帝、炎帝之类的远古神话传说故事，一看就有了兴趣，但也十分惊奇，因为这些虚无缥缈的神奇传说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虽然李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多，后来就调到甘孜去了，但李老师就象一颗流星一样，虽然在我漫长的人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的交集，但却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后来，我也成了一名中学的历史老师，这大约应该是李老师对我的最大启示吧！

      林秋若，在我在康定中学升入高中后，曾担任过我的班主任。大约是一九六〇年，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一位新的班主任，她就是林秋若老师。自从康定中学毕业之后，再次见到林老师，已是四十四年后的二〇〇六年的秋天了。我从飘泊了十年的珠三角的珠海和深圳回到了四川，定居在了成都都附近的温江。并很快地与工作和退休在成都及其附近的的康定中学的同学联系上了，并在二〇〇六年的十月，在成都成华区的新华公园参加了他们主办的秋季同学聚会。正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见到了分别四十多年的林老师，林老师虽然风貌依旧，但已被无情的岁月雕刻成了一个弱小的老太婆了。岁月真的无情，连我们这帮她的学生，一个一个都变成了齿摇鬓斑的老头、老太，更何况她还是我们的老师喃！

      记得当年，她当我们班主任时，大约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康定中学。她是成都人，人称四川出美女，而四川美女又集中在成都。大约成都所处的川西坝子是有名的＂天府之国＂，都江堰所分流的岷江水网的清流，滋养了川西坝子的沃野，也润泽着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美女。高中时代的我们，都是十七八岁半大的小子了，而林老师也刚从大学毕业，亦不过大我们几岁的年纪，刚从大学校门转到中学的校园，还没有沾染世俗的风尘，也就少了尘世的机诈和权谋；刚刚踏上讲台为师，也还没有长期为人师长那种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她之于我们，犹如春风般和煦的邻家大姐姐一般亲切。

      初中阶段，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由少年到青年的过渡阶段，也是青春叛逆期的阶段。幼年对期的外婆和父亲的离世，使年幼的我过早地承受了成人世界的悲伤，父亲去世后的家道中落，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助和无奈，人开始变得多疑、敏感和自卑、沉默。虽然小学升初中有＂保送生＂的光环，但现实生活很快地击破了这彩色的幻影，母亲独自一人供养着大部分还在上学的六个孩子，家中经济的窘况可想而知，记得有一年开学，区区几块钱的学费都是母亲一再叮嘱下，独自一人以＂债主＂的身份到康定郊外的五二军医院的建筑工地找人讨了债，才交清了学费。每到月底，心里最怕的就是学校＂总务处＂门口掛的小黑扳，因为上面公布了催缴欠伙食费的学生名单，自已总觉得欠费丢人，有种被＂游街示众＂的不适感和无奈感。当时，学校也设立了＂助学金＂，但在评助学金时，总感到自己剝光了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处躲藏。因为评助学金要将自已家庭情况，尤其是经济上的困境，一一坦露在公众面前，而这些都使自己面子上很难过。所以，在初中最初的阶段，曾申请过学校的助学金。后来，再困难也不願再申请了，一次的心灵创伤已经夠深刻的了。再后来，隨着社会上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家庭的政治情况又成了自已心灵难以逾越的一道难关，虽然这是大人们的过往经历，虽然也有许多不可言说的客观原因，但却成了自己背负的的沉重负单，每一次学校的政治活动，诸如＂整纪＂、＂入团＂等，都会自己在心里排队，将自己划入＂另册＂，疑神疑鬼，心绪不宁。

      从十二岁上初中开始，远离故乡和亲人，孤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再加上幼年丧父的阴影，家境由温飽的小康沦落到无以为继的贫困，心理的落差之大，可想而知。虽说贫穷不是罪过，但总觉得低人一等，再加上政治上的过于敏感，在极度多疑、自卑中又不甘心于现状，总在希望在＂有朝一日＂的＂出人头地＂中挣扎，又没有可以诉说的对象和发泄的渠道，所以，总觉得心里憋屈和压抑。

      在我高中二年级时，林秋若老师担仼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刚从大学的校门踏入中学的校门，身上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率真和直爽，记得一次她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评同学的作文时，对一位同学关于成都公园的描写中的不实和错误之处，直截了当地指出、批评，不象一些老教师那样委蜿，给人保留一点面子。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她当我们的班主任时，一次林老师找我个别谈话。首先从一个青年学生，应该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开始。她的一番话，引发了我几年来沉积在心中的隠痛，她到是很耐心地听完了我略带偏激、而且大多是自已多疑出来的一席话后，她没有多问，也没有反驳，让我觉得不如一吐为快。说完之后，自已心里倒觉得畅快了，但也觉得自已是不是有点偏激、过分了，但林老师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说，说出来就好了，接着又说，年轻人，还是要争取进步，靠拢组织等等鼓励的话，就结束了这场个别谈话。通过这次谈话，自己彷佛轻松了不少，因为憋在心里的一些负面情绪得到了发洩，而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老师的理解和宽容。无疑地，不仅增强了自己的自伩，而且让自已开始自省，从而，在人生的关键岐路面前，选对了应走的方向。

      在康定中学六年求学的过程中，正是在这些老师们的引领下，开始走向了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