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说：
礼以名器为重。礼的作用，在于辨别贵贱，序次亲疏，裁制万物，办理众事。没有名，就不能隆重彰显；没有器，就没有形式符号。所以，要用不同的名分来命名，用不同级别的器物来加以区别，这就是名器。有了名器，则由上到下，才能光辉灿烂，秩序分明。如果名器没有了，那礼制也不能单独存在。
当初卫国仲叔于奚，有战功于国家，辞去赏赐给他的采邑，而申请要国君允许他在马脖子上挂繁缨。繁缨，是天子、诸侯马车上的带饰。繁是马腹带；缨为马颈革带。繁缨是只有天子、诸侯的马车上才能装饰的。孔子就认为，可以再给他增加采邑，也不能给繁缨，因为名分与器物，不可以随便给人，这是国君的执掌。如果不坚持原则，就会走上亡国之路。
《论语》记载，卫出公让子路出面邀请孔子出山做官，孔子说，要先正名。子路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老师您这有点迂了！怎么正啊！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拒绝出山。
为什么呢，因为卫出公得位不正，他的政权合法性没解决。卫出公的父亲蒯聩，本是卫国太子，蒯聩的父亲卫灵公，夫人就是著名的南子。南子和宋国公子宋朝私通，卫灵公不在乎，蒯聩却觉得羞辱，想刺杀南子。阴谋败露，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前，曾经对他的小儿子郢说：“我将来让你继承君位。”郢不接受，不愿参与君位之争。所以卫灵公临死前，并未正式废除蒯聩的太子之位，也没立新的太子。卫灵公死了，南子要立郢，郢还是不接受，说：“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就算太子流亡了，他的儿子姬辄还在，我不敢当。南子没办法，就立了姬辄。这时候姬辄还小，最多十岁左右。蒯聩要回来奔丧，当然也要以太子之名继位。卫国发兵，拦着不让他进来。南子是卫国“实际控制人”，让姬辄“以王父命拒父命”，称爷爷为王父，对亲生父亲就不认了。卫国宗庙祭祀，和出政施令，都称灵公为父，不认蒯聩。
所以姬辄之名，蒯聩之名，灵公之名，各种不正，全乱套了。
卫国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后来怎么发展的呢？蒯聩于卫出公十二年联合卫国大夫孔悝发动政变，政变成功，卫出公流亡，蒯聩继位。子路就死于此次政变。蒯聩夺权后，第一个杀了南子。
蒯聩在卫国君位上也只坐了三年，就被赶下台，流亡中被杀。姬辄于一年后回国复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道理，孔子懂，公子郢懂，但是子路不懂，南子不懂，蒯聩不懂，姬辄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利令智昏，心存侥幸。
蒯聩发动政变，子路本来在城外，他若直接逃回鲁国，还可在侍奉老师，但他要主动回去求死，他说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难。胡安国评论说：子路知道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难为义，他怎么不知道，吃姬辄之食，本身就是不义呢？
凡事开头开错了，往后怎么你也对不了。当时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正名。但是他也知道这名正不了，无解，所以他不愿意参与卫国政治。
司马光说：
繁缨，是一个小小的器物，而孔子珍惜它。正名，似乎也只是一个细节问题，但是孔子认为应以之为先。因为名器乱了，上下等级次序就乱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小地方开始发端，然后逐渐显著，或者成就大功，或者铸成大祸。圣人深谋远虑，在事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治理它，所以用力不多而成效显著。一般人见识短浅，总是等到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才去救火，那竭尽全力也难以挽回了。《易经》说：“履霜坚冰至。”脚下踏着严霜时，就知道要结冰了。《尚书》说“一日二日万几。”每天都要注意事物的细枝末节，就是讲这道理。所以说，分莫大于名，要秩序稳定，各守本分，最重要的事就是正名。
自从周幽王、周厉王失德，周朝是日益衰落了。纪纲散坏，下以犯上，诸侯专擅征伐，大夫专擅朝政，礼之大体，也丧失七七八八了。但是，文王、武王的祭祀还能绵延不绝，是因为周的子孙还能守住名分。当初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用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隧葬”礼仪，襄王不许，说：“这是国家的典章，正是区别周天子和诸侯不同的地方。从没有国君之德，敢僭行天子之礼，那是有两个天子了，如果出现这种事，恐怕叔父您也是厌恶的吧！不然的话，你有的是土地，想怎么葬就怎么葬，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害怕了，不敢违背。
所以，周国的土地，虽然已经只有曹国、滕国那么大，周国的人民，也不多过邾国、莒国，但是几百年宗主天下，以晋、楚、齐、秦之强，也不敢侵犯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名分还在。至于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逐君而自立。但是他们都不敢动。是他们力有不足吗？是他们于心不忍吗？非也！是他们害怕犯了奸名犯分的大罪，而天下共诛之。如今三家分晋，周天子能像当初周襄王不许晋文公隧葬一样，不给他们名分，就是守住了底线。如今自己加封他们，先王之礼，到这儿就算走到尽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