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为止，中国摇滚乐已经走过差不多40年的历史。
05 乌托邦
1993年，在离北大不远的双榆树，一家卖乐器的公司也决定开发培训业务，教人弹奏乐器，三个月一期。这家公司叫“迷笛”，老板叫张帆。
迷笛成立后，全国各地的乐手们纷纷来到北京，居住在圆明园、树村、西北旺等等这样比较便宜的地方，希望可以大展拳脚。这个时候也产生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乐队和歌手，比如左小诅咒、苍蝇、舌头、痛仰、木马、废墟等等。
树村，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北郊一个叫做“上地”的地方。由于聚集了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乐手，其中包括了近20支成型的乐队，像舌头、木马这些已经发行了专辑的乐队就是从树村这里走出来的。
树村的东北方向是迷笛音乐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将其视为在北京发展的第一站。树村的西北方向是东北旺，那里也是一个已经成型的音乐村；再加上西三旗、黄土甸，从现象上看，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树村为中心的特殊的地下音乐群落。
树村就像昔日圆明园的画家村、亮马河的东村一样，由于房价便宜、特定人群集中，形成了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摇滚青年没钱，音乐人们相依为命，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基本上是准共产主义的境界。所以至今在树村居然从没有发生乐手饿晕事件。租下房子以后就成天鼓捣些叮叮当当的音乐，而当地的村民也习惯了这些人的喧嚣和他们特异的形象。
一个树村乐手的生活经历通常是这样的：狂热喜欢音乐，然后抛弃家乡的一切，只身来到北京，投奔迷笛学校，结交在北京的音乐人，根据兴趣大家组合，离开学校搬到学校附近的树村过起“摇滚”生活。
在树村，摇滚青年们成了农民们眼里的一景。他们没见过这样的人：有剃着光头，有留着长发，有纹着身，有嘴唇上扎着铁环。
大夏天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敲锣打鼓。常常十几个人一起吃大锅饭，放眼望去，只有一个菜：炒土豆片。用的盐还是跟小卖店赊的。冬天天冷，为了不出去上厕所，有人直接就在屋里上大号，完事用纸一包，第二天白天，再捏着鼻子拿出去扔掉。
那时候东北旺、树村、西三旗、上地一代的摇滚群落，被大家称为“摇滚乌托邦”
06 死磕
一开始迷笛从短期班开始做起，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很多外地学生赶来北京上课，但刚入门就结业了，于是1997年，迷笛从培训班扩展成一所学校，开始两年制教学。
招生简章发到各地，那些听着唐朝、黑豹长大的年轻人，心里澎湃欲动。但报名需要先汇1000块钱，然后给发录取通知书。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人害怕被骗，退缩了。
何况，这所学校的招生简章上，还非常坦诚地标着一句话：国家不承认学历。第一个交钱的是江苏淮安人，名叫高虎。
高虎上学时，他是班上的音乐课代表，常带着大家一起唱《龙的传人》。看到一本名叫《摇滚梦寻》的书后，他觉得北京才是音乐乌托邦，决定去北京寻梦。眼看实在劝不住，父母只能把要求降到两件事：别吸毒，别做违法乱纪的事。
3月7日，高虎到了迷笛学校报到，学号001。第二天妇女节，又来了一个南京人，名字也很女性，叫张静。其实是个壮实的小伙。迷笛在南京发了500张招生简章，他是唯一一个报名的人。都是江苏老乡，上的都是吉他班，还住在一个宿舍，俩人很快就熟了。
这届迷笛学生招了两百人，但等两年后毕业时，就剩下三四十人。大部分，在中途就走掉了。每天扒谱子练琴，实在是太痛苦了。他们坚持不了摇滚的信仰。
高虎和张静是坚持下来的其中之二，他们组建的乐队，名字叫：痛苦的信仰。离开学校后，他们住到了摇滚青年聚集的树村。
这个地方位于北京北五环外，偏僻得很。但有两个好处：一是排练时不怕吵到别人，一是租金便宜，一个月只需要150块。
那个时候，一支原创乐队，在酒吧一场演出的出场费，大概是100块，也有50块的时候。平摊到每个成员，基本跟来回坐地铁的路费差不多。从地铁出来，剩下一段路只能骑自行车或者靠两条腿。
“死磕”是那个时代摇滚圈里流行的词汇，它既代表着大陆乐队的状况，有代表着大陆乐队的精神。“当时从没觉得艰苦，因为搞乐队的都是过一样的生活。虽然大家吃得差一点，房子破一些，但玩音乐的心非常纯粹和开心。”高虎说。
在那段时间，高虎写过一首歌，歌词是：前面是一条黑色的路，我闭着眼睛往前走，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这是你选择的方向。
2001年，他们签约了嚎叫唱片公司，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封面是一个哪吒的头像，怒目圆睁，寓意着反叛。排第一的是他们当时的代表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整首歌百分之九十的歌词就是反复嘶吼这句话，也是每场演出最能刺激现场情绪的歌曲。
20岁的无业青年谢天笑，正站在迷笛那个乐器班教室的楼下，心情忐忑不安。他是从山东小县城走出来的，来到北京寻梦。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留长头发的男人。他心目中的英雄，唐朝乐队的吉他手老五正在里面教课。但他付不起360块钱的学费，只好蹭课听。
蹭课的时候，他盯着老五，经常有这样的幻想：我要是他儿子多好啊，他一定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教给我。几天后，他决定给老五送礼，一个玉做的大烟灰缸。他家乡的特产。这是他能拿得出手的最贵重的礼物。老五说：谢谢谢谢。
结果，老五上完课直接走了，压根没想起这回事。他想追上去又不敢，只好又小心翼翼地把烟灰缸揣回裤兜子里，灰溜溜地走了。
2000年，谢天笑发行首张专辑《冷血动物》，或得了巨大反响。在现场演出中，谢天笑凭借其无以复加的疯狂表演，将重金属摇滚的激情发挥的淋漓尽致，谢天笑被称为中国摇滚现场之王。
除了高虎，谢天笑、曾经“木马”的全部成员谢强、曹操、胡湖、冯雷、逃跑计划乐队主唱-毛川、夜叉乐队主唱-胡松等等都是迷笛的毕业生。
迷笛音乐学校为摇滚行业、音乐行业输送了众多音乐人才，迷笛普遍提高了一代乐手的素质，为全国各地的乐手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很多后来乐队的成员都是在迷笛结识的。
07 扩展知觉
1987年10月，《音响世界》在上海创刊，成为内地第一份大量报道欧美流行音乐的杂志。《音响世界》黄金时期在1992-1995年，最高销量达到22万册。
1992年到1993年，打口商以工业废品的名义，将美国和加拿大的唱片店清仓报废的唱片运到了中国，然后通过第一批勇敢的商贩将它们销售到大城市。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这是“海关查没销毁的走私品”。
从1994年开始，这个生意渐渐形成规模，广东潮阳演变成了中国摇滚乐最伟大的函授学校，无数专业和业余为了钱和爱好的人带着成吨的打口磁带和CD，把资讯传遍了全国。一直到1998年开始衰落。
1993年，歌舞厅热达到了顶峰，“走穴”和“办舞会”的盛行，让乐手们走遍了祖国大地。90年代初，社会边缘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消极人士态度和生活方式，迷茫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摇滚乐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在那个年代，摇滚乐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代表着精神解放的力量。
1992年9月，大学英语四级只考了59分的邓良平在中山大学名刊《伤感与怀旧》的基础上创办了《音乐天堂》杂志，在杂志中附上磁带，这种形式受到了大学生的追捧，到了1994年，这本杂志单期能卖20万册。
1998年8月，《音乐天堂》特刊《朋克时代》创刊，后来又有了《盛世摇滚》，《朋克时代》在当时引发了国内朋克热潮。它所掀起的平民音乐风暴对整个上个世纪末的国内摇滚艺术界是具有颠覆性作用的，它第一次将音乐杂志的内容引入了反 抗现实意识的领域。
1999年10月，主编杨波将《朋克时代》和《盛世摇滚》合并，创办了《自由音乐》，这本杂志的颠覆意识依旧是超前的。这次它破天荒向大家介绍了欧洲工业音乐、极端金属音乐和德国先锋派电子音乐等一系列极端乐派，而这些艺人绝对是之前国内传媒界从未尝试介绍过的。它的极端性、专业性比起之前出现的《杂音》，还是之后出 现的《极端音乐》，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杨波说这本杂志的定位是：最严厉的文字，最真切的情感，最尖端的摇滚，音乐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
1999年1月，《通俗歌曲》杂志出版摇滚版，11月《我爱摇滚乐》创刊，石家庄拥有了两本全国发行的摇滚杂志，它们对传播中国的非主流摇滚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里的摇滚迷们喜欢把“石家庄”三个字分拆开来，分别对应英文单词 Rock Home Town，意为“摇滚之乡”，是句黑话。万能青年旅店的成员都出生在这里。
晓朱也在石家庄，他 20 多岁从陆军研究重型武器的大学退学，之后一度成为万能青年旅店的“准经纪人”。 同样在 1999 年，晓朱参与创办了一本杂志《我爱摇滚乐》。
办杂志的初衷当然是为了爽，你可以把《爱摇》理解为出版界的法外之徒。但这么多年下来，仅为了获得半合法的出版资格，仅购买版号一项就花了估计有 60 万。一句话，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仅不免费还巨贵。至于值得不值得，得每个人自己衡量。
除了澳门，我们收到过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最有意思的是，在那些正式渠道所不及的地方，读者都会热情地询问“要不我帮你们在这里卖吧？”
我们是真的想过做出改变。改变中国从改变人开始，改变人则从传媒和教育下手。当时我就是从传媒有意识地下手的。除了年轻人，我们还影响了很多中老年。
所以“我”爱的摇滚是什么？这个答案始终如一——扩展知觉。摇滚乐就是能帮助你扩展知觉的音乐。摇滚生活就是你扩展知觉的过程。读者扩展知觉的方式各异。
《我爱摇滚乐》的纸质杂志在 2013 年 10 月休刊， 段郎初中就是这本杂志的读者。他向总编申请授权，恢复这本退休杂志的新媒体运作，之后，他差不多找到了所谓“摇滚精神”在年轻人身上的答案。
摇滚最后能在大陆星火燎原，离不开支持者们的传播活动，除了乐队和乐人，摇滚乐的推广，离不开书刊杂志和打口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