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伯卿：《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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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许伯卿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阴山学刊》2000年6月 第13卷 第2期
摘 要: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评家。 他看重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从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 推崇盛唐诗风, 抑制晚唐习气;注重师承, 更强调独创;一方面激赏盛唐诗, 但也不排斥中晚唐诗中那些清新流丽之作, 表现了博大的胸襟和持论的公允。
翻遍现行的文学批评史, 甚至是宋代文学批评史, 也找不到这样一位具有卓越见识的批评家的名字。本文试对其人其论作初步探究, 以引起同仁注意。
— 、时少章生平、著作及其诗学思想渊源考
时少章, 字天彝, 号所性, 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人 。《宋史》无传, 亦无与其有关的记载。元代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十八有《时所性文钞后题》一文(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 皆出此文), 记叙自己搜寻、整理时少章著作的经过 :“ 某早闻先生 、长者称其文, 极意访求, 始于亲友陈氏得《所性前稿》十卷。时子自序云:'新天子即位之十九年, 年四十有五。' 盖淳 癸卯也。”理宗淳 癸卯为公元 1243 年, 前推 45 年可得时少章出生年, 即公元 1199 年。虽然检阅大量文献, 仍没能解决时少章卒年问题, 但他生活于宁宗、理宗时期是无置疑的。民国胡宗木矛木《金华经籍志》卷四说吴礼部有《时君墓志》一文 , 今检《吴礼部文集》, 并无此志;唯吴师道所编撰之《敬乡录》卷十一有时氏小传一篇 , 可略知其人一二, 兹录如下:
少章, 字天彝, 由乡贡入太学, 登宝 癸丑(1253 年)进士第。天才绝伦, 博极群书。初授丽水县主簿, 用荐改授婺州添差教授, 兼丽泽书院山长。未几, 改南康学教授, 兼白鹿洞书院山长。逾年, 擢史馆检阅, 以凌躐劾罢, 授保宁军节度掌书记, 卒不大显而终。天彝自视甚高, 登第时年近六十, 为忌嫉者沮格。既而子女昏丧, 落落不偶, 感激自伤。平生所著《易》 、《诗》 、《书》 、《论语》 、《孟子》大义六十余集 , 又有《论孟》、《诗赘》、《说易卦赞》 、杂文、古歌诗数千篇 , 总为《所性稿》五十卷,《日记》十卷。三山郑士懿曰:“ 孤隽峭拔, 自成一家, 真一世瑰伟人。”良不虚也。
郑士懿, 字从之, 号定斋, 宁德(今属福建;三山为福州别称)人, 理宗端平二年(1235)进士, 为官公明廉断, 有《定斋集》, 惜未见。吴师道(1283 -1344), 字正传, 婺州兰溪人, 至治元年进士, 官至礼部郎中, 著有《吴礼部文集》 、《吴礼部诗话》 、《战国策校注》等。从吴师道所撰的这篇小传看, 时少章是一位耿介的饱学之士, 著述宏富, 仕途不顺, 湮没不显。《吴礼部诗话》云 :“ 时天彝诗, 见下卷。其《书唐百家诗选后》诸评, 深知唐人诗法者, 悉录于后。”虽然书中找不着时少章的一首诗, 但毕竟保留下《书唐百家诗选后》一书的评语。其次, 他的《时所性文钞后题》紧接上面《所性前稿》的发现, 吴师道说:“ 其诗文各以类从, 谓是料简十分之一尔。次于金华游氏见《所性稿》, 类分而无卷, 其所作逮宝 末, 似是晚岁前书。欲假而不可, 意常慊然也。近从叶君审言得《所性丛稿》, 起嘉定甲戍, 止淳 壬子, 唯用编年, 不复铨序, 凡三十六卷, 而第九卷至第十六卷缺。幸获◆(缺字 , 下同)钞 , 而又恨其不全, 因念非得游氏本不能足也。间语叶君, 君假以来。于是复为钞补, 而总为目录纪之, 合诗文数千篇为二十册, 亦盛矣。其中有系于经史者, 《易序赞》 、《诗、论语、孟子赘说》 、《读二汉史杂书》 、《战国策杂事篇》 ;若其《易 、诗 、书、论 、孟大义》六十余卷 、《春秋四志八表》、《日纪》二十余册, 皆无所考, 则今之所得又特其细者而已 。”详细记述访求、整理时少章文集的情况。吴师道所言陈、游、叶三同乡 , 前两者待考, 后者即叶证翁(1272 -1346)。叶字审言 , 号赘翁, 又号曲全道人, 居室名“ 四勿” , 曾任吉水州教授、晋江县主簿 、婺州路司狱等职;其同乡黄氵晋《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三有《叶审言墓志铭》一文 , 说他“ 有《四勿斋稿》若干卷 、《曲全集》若干卷, 藏于家” , 惜未流传。但我们从吴文中可知两点:一、时少章的著作到元代就已散佚大半, 尤其是有关经学和史学的部分 ;二 、吴师道将陈氏 、游氏两部《所性稿》的“ 诗文数千篇”“ 总为目录” , 合编成一部完整的《所性稿》。又不幸的是, 这部产生于元代的《所性稿》我们今天也看不到了。清代胡凤丹所辑《金华丛书》、民国胡宗木矛木所辑《续金华丛书》 , 均不见有时少章的著作在内。同时, 胡宗木矛木《金华经籍志》一书, 分门别类, 记载金华典籍甚详, 其中有时少章的五部著作:卷一录《周易卦赞》、卷四录《春秋四志八表》 、卷十一录《日记》十卷 、卷十六录《所性稿》五十卷、卷二十二录《续唐绝句》, 但均已注明“ 佚” 。《敬乡录》卷十一录其诗十(附存目十三)、赋二 、记二 、序跋二、碑一 、哀辞一 、铭一 、书一。另, 《宋诗纪事》卷六十六录其《冬狩行》诗一首(《敬乡录》存目作《东狩行》)。时少章著作的保存情况 , 我们目前只能了解这些。
在《与袁广微侍郎书》一文中, 时少章写道 :“某少受学于先子 , 先子之师则东莱先生, 因东莱得事张、朱二先生, 陆先生从东莱于丽泽, 亦复获承事于左右, 而又与先生、洁斋先生为同年进士。一时言论风旨, 深蔚昭朗。少章尝得窃其一二, 不敢自菲, 欲从事于其间, 沉思静索, 胁不沾席者, 三十余年于此矣。《易》 、《诗》、《书》皆涉其大趣, 而独尝深致意于《春秋》, 为书数十卷, 虽不敢自以为是, 抑不可谓不尽其心也 。”“ 先子” , 指时少章的父亲时澜(1156 -1222);“ 东莱” , 指吕祖谦(1137 -1181), 与时少章的叔祖时铸同为孝宗隆兴元年 (1163 年)进士;“张 、朱”指张木式(1133 -1180)和朱熹(1130 —1200);“ 陆”指陆九渊(1139 -1192);袁广微指袁甫, 广微其字, 时任吏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 ;“ 洁斋先生” , 指袁甫的父亲袁燮(1144 -1224), 与时澜同为淳熙八年(1181)进士。时少章是时澜季子 , 虽不及祖谦之门, 但通过祖 、父辈习闻以熟 。虽自云于诸家皆“ 尝窃得其一二” , 然其学问根基主要来自吕祖谦 ;比如吕祖谦“ 爱说史学” ,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引朱熹语)他也“ 深致意于《春秋》” 。因此, 时少章也应当归入金华学派的范畴。吕祖谦虽为理学家, 但并不排斥文词, 吴师道曾总结说:“ 盖尝稽读成公之教, 主乎义理而不遗度数之微, 本乎经术而不废词藻之华。故举业课试之文独丽泽兼得。其所以作人, 盖本末具举。能进于是者, 变戛乎难矣 。”这是形成时少章诗学思想的思想渊源 。
在《敬乡录》所附诗文中, 另有一篇文章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就是《书王木叔秘监文集后》。王木叔即王木冉(1143 -1217), 温州永嘉人, 是时少章父亲时澜在临安做官时的好友。这是一篇题跋, 却“ 独书其间于先人者” , 花费全部笔墨追忆祖、父辈与温州永嘉学者的交游。
该文可说明两点 :其一,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主张经世致用, 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更是反对空谈理性, 提倡功利, 思想上有相通之处, 三派汇聚, 有利于时氏诸人集思广益, 形成自己的思想, 这是时少章思想渊源所自;其二 , 时澜与王木冉 、叶适(1150 -1223)、“ 四灵”皆为同辈人,其学必深受永嘉学派的影响。虽然王元后、张伯广二人生平不详, 王木冉的文集也没能见到 , 但以永嘉一郡之大, 时澜交游竟达百余人, 不难断定, 当时永嘉稍有才名者, 都已纳入时的交游范围。这对培养时少章日后的诗学观念, 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 永嘉学派在诗学上是崇唐抑宋的。其代表人物叶适说,“ 夫形于天地之间者, 物也” , (《水心别集》卷五《进卷•诗》)“ 物之所在, 道斯在焉” , (《习学记言》卷四十七《皇朝文鉴•诗》)认为物是第一性的, 理是第二性的, 诗歌应体物以言理 ;他也不否定情与欲 , 认为情、欲出于人的自然需要, 礼只是调节情、欲而非灭绝情、欲 , 所以他指责“ 若后世之师者教人抑情以徇礼, 礼不能中, 乐不能和, 则性枉而身病矣” 。(《习学记言》卷七《周礼•春官宗伯》)由以上学术思想出发, 叶适推崇体物写情的唐诗, 甚至奖掖“ 四灵” 等晚唐体诗歌。叶适编有《四灵诗选》 , 并在《徐斯远文集序》中说 :“ 庆历、嘉 以来, 天下以杜甫为师, 始黜唐人之学, 而江西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 技有工拙, 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漠, 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 曾不如月豆鸣吻决 , 出毫芒之奇, 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 已复稍取于唐而有获焉。”贬黜江西诗派而扶植“ 近岁学者”(“ 四灵”)。但他毕竟是理学家, 寻“ 理”是他的终极目标, 所以当王木冉说“ 争妍斗巧, 极外物之变态, 唐人之所长也;反求于内 , 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 唐人之所短也”时, 他便认为“ 木叔之评, 岂可忽诸?” (《水心文集》卷十二《王木叔诗序》)因此他也指斥“ 嘲弄光景, 借物吟号”的诗人是“ 局量狭浅, 无道自守” , (《题拙斋诗稿》)这其实也是对“四灵”的不满, 因为“ 四灵”过于尖纤浅易的诗风是有违于叶适的初衷的。在叶适心目中, 诗歌应是体物雄壮、事理闳深、情境阔大、风格清逸的典型:既保有唐诗优良的传统, 又融进宋学宏阔的义理。这是形成时少章诗学思想的诗学渊源。
但从性格的形成来讲, 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 还是家族和家庭。据文献记载, 时氏家族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十三有《金华时群德懋墓志铭》一文, 记叙时少章曾祖时汝功生平事迹, 文中写道 :“ 已而铸以命服拜堂下, 贺者塞门, 咸曰此善人之报也。久之, 铸尉鄂之嘉鱼, 戒板舆, 请君俱。君曰:'吾幸有先人故田庐, 朝姻暮戚, 足以自娱。行矣, 守汝身, 庀汝职, 无干官常, 以为吾忧 。' 复曰:'湖外奉入薄, 吾且损伏腊调度以佐汝费, 其勿以衣食自累。' 君之遇其子, 它皆类此。”而时澜的堂兄时氵云之母陈环 , 亦以善教子为人称赞, 吕祖谦也在《金华时氵云母陈氏墓志铭》一文中写道 :“ 每于其夫语, 必曰 :'先舅无恙时 , 宾礼髦 , 课督诸孙, 为如何? 君主其外, 我主其内, 毋使一事减于旧可也。' 其子见里里有藏书者, 归有羡色。夫人出簪珥直数十万, 俾为僦工费, 且曰 :'吾家非穷空也, 特欲汝曹异日见此不忘吾此意耳。' 夫人没后, 诸子为予诵之, 辄涕下不能禁, 庶几有成其志者”而时少章父亲时澜, 同样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其人格更是令人钦敬不已。时澜友人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中有《通判南堂时公墓志铭》一篇, 兹录数语如下 :“ 倪公思代为礼部, 荐公宁国府宁国县。或有以邑弊不可为语澜者, 澜曰 :'安有不可为之邑? 其身不正, 是为私罪, 私罪断不可有也;催科政拙 , 是为公罪, 公罪其可无乎 ?' 于是举大义, 立大信, 大书其楹曰:'刑法如加诸身, 赋敛如取诸己 。' ”“公其(指吕祖谦)上弟也, 故平生立身临政刚正不挠, 动遵礼法 。”“ 盛暑必冠必袜见人, 善则称诵若己出;不善不肯视其面 。以故君子皆爱之, 而见嫉于人亦不少 。”“ 屡更世变, 或欲诱公进取, 冀公持循之隙, 中以荣利, 公屹立不动, 卒自保其身为全人。”陈宓在《祭时通判》一文中高度颂扬这位人伦的“ 典刑” :“ 唯公天赋, 刚毅英发;蚤从名师, 圣贤是法。自公筮仕, 见义勇为;视国从家, 以公减私。危言正色, 可锉奸宄;苟利于时, 虽死不悔!”这样的人物, 即使用现在的新道德来衡量, 也是可敬可佩、可宣扬的。其人格力量对后辈无疑具有极强的熏陶侵浸之功。时少章在《遂性赋》一文的小序中就写道 :“ 余受性刚褊, 与物多忤, 赖先人明训,行年三十, 未隳大节 。”这是形成时少章诗学思想的性格因素 。
最后, 我们不能不谈及时代对人物思想性格的影响。到时少章所生活的宁宗 、理宗时期, 先是韩亻广乇胄(1151 -1207)专政, 接着是史弥远(1164 -1233)、史嵩之叔侄(? -1257)擅权, 弄得“ 上自朝廷, 下及郡国, 以至于奔走之小吏, 朝之筹不计夕, 夜之课不谋晓, 折腐木以支朽壤, 苟幸瞬息之不倾” 。(《与袁广微待郎书》)国难当头, 有人醉生梦死, 但也有人挺身而出, 慷慨赴难, 为国谋忠, 以身殉义。时少章要做的当然是后者。他的《大节堂碑》一文热情礼赞北宋宣 、靖之际为国捐躯的三位志士 , 歌泣交加, 起首一句便是:“ 天下有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 义也 !”因此, 即使晚年, 他还是给当时任吏部侍郎的袁甫写信, “ 不复以自献为羞” , 以求 “ 徐吐其长” , 用义理匡正人心, 作兴国势。
这样的家世 、生平和环境 , 促使时少章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理学家们空谈义理的毛病走向学以致用的现实道路, 要求人格和文品的统一, 崇尚激昂慷慨 、气象阔大 、情感饱满的诗文。可以这样归纳时少章诗学思想的形成 :严格正统的家庭教育培养成时少章刚正精忠的个性人格, 积重难返的民族危机催发出慷慨悲壮的长歌当哭, 经世致用的金华理学确立起时少章文理具举的诗学理念, 体物抒情的永嘉诗学引导了时少章对盛唐诗歌的热爱, 而永嘉诗人的清逸诗风则不时吹绉时少章壮阔深沉的思想水面。
二 、从《书唐百家诗选后》等看时少章诗学思想的具体构成
今天所能看到的时少章的诗评, 主要就是《书唐百家诗选后》一书。此外, 《敬乡录》卷十一所附诗文中, 亦有个别篇什涉及文学批评, 如《书王木叔秘监文集后》和《三槐诗集序》。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共 20 卷, 时少章不厌其烦, 在每卷后均写有评语, 足见其用心之殷。细读这些评语, 我们可以归纳出时少章诗学思想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世方以言取人, 果可信乎?”这是对传统文学批评中“ 文如其人” 命题的质疑和否定。
我们不妨把这种质疑和否定解释得宽一点, 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 人品与诗品:“ 有才而无学, 良不可哉!” , 然“ 至其妙处, ……亦不可诬也” 。
时少章能辩证地看待为人, 不免要首先强调人品与诗品的关系 ;但他能从诗学本身出发 , 采取比较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辩证地看待为人与为文。这是他高出一般人的地方。他一方面坚持认为人品高于诗品, 另一方面又不以人废诗。时少章耿介自负, 以持节守义、匡救天下为己任 。他在《征玄修赋》里写道:“ 养性保真复吾性兮, 体常履正顺吾命兮, 仁为吾居由义径兮, 援古为则今为证兮” , 并且决心“ 舍一旦之荣悴兮, 通往辙而并观” 。可见他对道义名节是何等看重。《书唐百家诗选后》卷一评薛稷诗云:“ 薛稷诗, 明健激昂, 有建安七子之风, 不类唐人, 其字伟丽亦 称之。不自珍惜, 附丽匪人, 至污斧钅质 , 为士君子所戒。有才而无学, 良不可哉。”认为薛诗品高而人品卑。同卷评孟浩然诗云:“ 孟浩然高抗有节, 一时豪杰翕然慕仰, 非特以其诗也。”卷十一评羊士谔诗云:“ 羊士谔刺 王韦远贬, 亦有气节。《十贤集》, 士谔亦在其中。”认为孟浩然 、羊士谔诗品人品俱佳。卷十四评李涉诗云: “ 宪宗将吐突承璀, 李绛、白居易争之甚苦 , 仅能略出之。淮南李涉探上意, 知承璀恩顾未衰, 遽上言兵不可罢, 承璀亲近信臣不可出, 知匦使孔癸戈责诮不受, 涉行货于他径, 达之上前。癸戈奏涉奸罔滔天, 遂被远贬。其为人如此, 而诗句清熟, 有足赏者, 世方以言取人, 果可信乎 ?”作者在评语中不厌其烦 , 叙述李涉生平事迹, 就 是为了说明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往往并不一致。同样, 他在卷十七 、十八中评薛大拙诗云 :”薛大拙高自位置, 诃骂前作, 以是为有识所贬;至其妙处, 纤禾农间作, 亦不可诬也。”也分别提示诗品与人品 , 不以人废诗。他在
《书王木叔秘监文集后》一文中用“ 清文奥学, 奇节茂行”八字来赞王王冉的为人和为文, 可作为他关于诗品与人品评判标准的参照。
其二, 性格和风格:其诗“ 不类其所为。”
一般人认为作者的性格和风格是一致的 , 但时少章在阅读中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在卷二十评吴融 、韩亻屋诗云:“ 子华 、致光, 著名晚唐, 俱直翰苑, 以文章领袖众作。方昭宗时, 群邪内讧, 凶顽外擅, 致光间关其间, 执义弥坚, 如不草韦昭范诏, 凛然有烈丈夫之气, 非子华所能及也。然其诗过于纤巧, 淫靡特甚, 不类其所为。或言《香奁集》和凝所作, 误归之致光, 岂信邪?”韩亻屋性格刚烈而诗风纤靡, 使人甚至怀疑《香奁集》为其所作。
第二,“ 文章尚论其世 。”
时少章在卷十一评长孙佐辅诗时说 :“ 文章尚论其世, 长孙佐辅贞元前人, 要为有一种风气 。”可见时少章十分重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他在卷一评薛稷诗说 :“薛稷诗 , 明健激昂, 有建安七子之风, 不类唐人 。”卷四评王建等人诗云 :“ 自储光羲而下, 王建 、崔颢、陶翰 、崔国辅皆开元 、天宝间人, 词旨淳雅, 盖一时风气所钟如此。元和以后, 虽波涛阔远, 动成奇伟, 而求其如此等邃远清妙, 不可得也。”卷九、十评甫皇冉等人诗云 :“皇甫冉 、鲍防、二张诗 , 在唐中叶, 所谓铁中铮铮者 。”卷十七、十八评施肩吾等人云:“ 两卷十八家, 多大中以后人。 ……”卷二十云 :“ 子华、致光, 著名晚唐, …”或从时代角度揭示风格的成因, 或就时代层面指出品格的杰出, 把作家放在大背景上进行观照。
第三, 师承与独创。
人们习惯于用师门 、宗派等成见和框框来概括 、评价或规范人物, 而忽视其个性独创。时少章敏锐地看到这一点, 并且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书唐百家诗选后》卷十二云:“ 杨巨源始与元、白学诗, 而诗绝不类元、白 。王建自云绍张文昌, 而诗绝不类文昌。岂相马者固不在色别乎? 巨源清新明严, 有元、白所不能至者。建乐府固仿文昌, 然文昌恣态横生, 化俗为雅, 建则从俗而已, 驯致其弊, 便类聂夷中 。”时少章认为, 杨巨源学习元 、白, 却保持或开创了自己清新明严的个性或风格;王建学习张籍, 却没能学到张籍化俗为雅 、圆转活泼 、风流情永的一面, 结果显得较卑俗。卷十六云:“ 项斯亦师张水部, 自以字清意远匠物为工, 然格律卑近, 渐类晚唐矣。”这是说项斯未能学到张籍格律雅驯俊拔的长处。时少章的观点使对“ 师承”一词的涵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好比相马不是看毛色, 研究人的风格也不是去看他的教师是谁, 应着眼于他本人的个性独创。
第四,“ 开元 、天宝间人, 词旨淳雅” ,“ 元和以后, … …求其如此等邃远清妙, 不可得也” 。
时少章在卷四里说的这段话可看作是他推尊盛唐诗歌的纲领性论断。“ 时独推毂盛唐, 而于晚唐诸子, 直目以小才 。” 明代金华人胡应麟在其《诗薮》杂编卷五里, 对其同乡先贤的这种观点做了很好的小结。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时少章推尊盛唐, 固然是他文学思想选择的结果, 同时也是他对盛唐强大国势和诗人蓬勃精神风貌的追慕, 再加上他“ 受性刚褊, 与物多忤”的性格以及对民族危机的忧愤, 终于“ 抱恨而慷慨” , (《征玄修赋》)遂对慷慨激昂之作另眼看待, 褒誉有加 ;他甚至爱屋及乌, 也极口称赞, “ 词旨淳雅” , “ 邃远清妙”的盛唐诗作。这中间当然不排除儒家正统诗学(“ 淳雅”)的熏陶和永嘉诗人(“ 清妙”)的浸染, 但主要的是, 在时少章看来, 这两者都是盛唐气象的展现, 前者强调兴寄和风骨, 后者侧重气度和韵味;仿佛太阳和月亮 , 折射的都是盛唐的光芒。所以卷一说“ 薛稷诗, 明健激昂, 有建安七子之风” , 孟浩然“ 高抗有节” , 卢象“ 诗亦清妙” , 卷二 、三说高适 、岑参“ 皆唐诗巨擘” 。而卷四对“ 开元、天宝间人”的赞扬和对“ 元和以后”诗歌的批评(引文见“ 第二”), 则可看作是时少章关于有唐一代诗歌的整体性评价。从卷五到卷二十, 所评皆为中晚唐诗, 时少章除对少数优秀诗人偶加赞扬外, 总体态度是批评性的。如卷五说戎昱“ 造语益巧, 用意益浅” , 卷六说杨衡 、雍裕之“ 往往皆律诗, 盖小才也” , 卷九、十说“ 皇甫冉、鲍防 、二张诗, 在唐中叶, 所谓铁中铮铮者” 。卷十二说“(王)建则从俗而已 , 驯致其弊, 便类聂夷中” , 卷十三说“ 刘言史有小说行于世, 其诗铺张甚富, 而咀嚼少味, 正似其小说” , 卷十五说赵嘏“ 能为律诗, 盖小才也” , “于鹄、曹唐 , 仅如候虫之自鸣者耳” , 卷十七 、十八说:“ 两卷十八家, 多大中以后人, 施肩吾最为富丽, 李楚望结思尤清, 高蟾工为绝句, 然无甚高论矣。”同卷又云:“ 陈雍二陶 、薛逢 、崔涂之流, 皆慕为组丽, 百菽一豆, 时亦见之 。”卷十九说“ 三刘二曹, 如负虫版升高 , 虽穷智力, 要为有限。崔鲁粗有法度, 玄英、荀鹤卑陋已甚。退之所谓蝉噪, 非此也邪?”卷二十说韩亻屋诗“ 过于纤巧, 淫靡特甚, 不类其所为” 。而卷十六所言许浑“ 格律卑近, 淅类晚唐矣。至李频, 则真晚唐也” , 说明时少章是明确把晚唐诗作为品格卑下的榜样的。时氏虽与永嘉学人有三代友谊, 但他在卷十五论及永嘉“ 四灵”的宗主卢仝和贾岛时, 只有“ 卢仝奇怪, 贾岛寒涩, 自成一家”一句, 既指出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 “ 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 , 又没作过高的评价, 这也是时少章持论公允的具体表现。
第五, 时少章赏“ 清”悦“ 丽” 。
先说“ 清” 。我们注意到, 在时少章的评语中, 有一个字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 这就是“清”字。如卷一说“ 卢象开元时人, 诗亦清妙” , 卷四说开元 、天宝诸人“ 邃远清妙” , 卷十二说杨巨源“ 清新明严” , 卷十四说李涉“ 诗句清熟, 有足赏者” , 卷十六说项斯“ 以字清意远匠物为工” , 卷十七 、十八说“ 李楚望结思尤清” 。此外, 时少章用“ 清文奥理”来赞赏王木冉的文章 。可见“ 清”这个概念在他的理论中的重要性。“清”虽在第四点里已稍有涉及, 但它又远比“ 四灵”的所谓“ 清” 深刻和宽广得多。那么, 什么是“ 清” ? 我们认为,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唐下有关“ 清”的论述, 可视为对时少章这种审美意趣的绝佳阐释。胡应麟说 :“ 诗最可贵者清, 然有格清, 有调清, 有思清, 有才清。才清者, 王 、孟、储、韦之类是也 。若格不清则凡, 调不清则冗, 思不清则俗。王、杨之流丽, 沈、宋之丰蔚 , 高、岑之悲壮 , 李 、杜之雄大, 其才不可概以清言, 其格与调与思, 则无不清者。”他又解释道 :“清者, 超凡绝俗之谓, 非专于枯寂闲淡之谓也 ;婉者 , 深厚隽永之谓, 非一于软媚纤靡之谓也。子建 、太白 , 人知其华藻, 而不知其神骨之清;枯寂闲淡 , 则曲江、浩然矣 。杜陵人知其老苍, 而不知其意致之婉 ;软媚纤靡, 则六代、晚唐矣。”再说“ 丽” 。“ 丽” , 华美之谓也。在时少章的诗评中,“ 丽”也是个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如卷七说戴 、郎二人“ 绮丽” , 卷十五说“ 张祜乐府, 时有美丽” , 卷十七、十八说“ 施启吾最为富丽” , 《三槐诗集序》说邵宣子“ 少作尤工, 流丽有思度” 。我们知道, 陶渊明诗“ 文体省净, 殆无长语。笃意真古, 辞兴婉惬… …风华清靡” , (钟嵘《诗品》 卷中)谢灵运诗“ 如初发芙蓉, 清新自然” , (《宋书•颜延之传》引鲍照语)二人的共同特征便是清丽;时少章在《三槐诗集序》高度评价陶 、谢二人诗“ 要与日月争光” , 正与其赏清悦丽的好尚相一致。
时少章的主要审美倾向是慷慨悲壮和淳雅深厚的沉雄之气, 但同时也十分喜爱构思精巧 、清新流丽的灵秀之风。吴师道评价时少章本人的“ 诗出入诸家, 由盛唐而上追晋魏 ;文用师法 , 溯宋东都以前而逮古作者” , 可见时少章的兼收并蓄。
第六,“ 删其繁密, 取其精邃” 。
时少章《三槐诗集序》叙述自己为邵宣子整理诗集, 云 :“ 夫少则易挟, 易挟则传。宣子之作, 十倍风 、雅, 抄者疲手腕, 携者累箧笥, 未保其必传, 又可以多累之乎? 余不自揆, 辄删其繁密, 取其精邃者得八百篇, 手录为一卷, 以行于世。然亦多矣。渊明、康乐, 篇仅可八十, 要与日月争光… …” 时少章说, 作品的流传靠质量而不靠数量, 质量是什么? 精邃。什么叫“ 精邃” ? 精深也。语言精工、格律精严, 意味深长、意境深远;精侧重于形式 , 邃侧重于内容。风格慷慨激昂也罢, 清新流丽也罢, 符合“ 精邃”这个标准的才是上乘的。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 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他的创作固然是“ 峻洁精工, 法度森严” , 而他编辑自己的诗文集时更是“ 料简十分之一尔” 。
单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 时少章的诗学思想也不止上述六点, 这里特就其荦荦大端而论。其他如论“ 法度” 、论作品流传等 , 亦足有可观者。南宋诗评家中持论如此精彩者, 除去严羽 、刘辰翁 、张戒 、刘克庄几家, 是不多见的。吴师道说他“ 深知唐人诗法” , 胡应麟说他“ 多切中语” , “其识故未易及” ,(《诗薮》杂编卷五)显然不只是出于对同乡先贤的尊重所讲的客气话。另外, 就现存作品看, 时少章的创作实践与他的理论主张也是高度一致的。这对批评家来说尤其难得, 吴师道盛赞他, “ 岂惟雄视吾邦, 盖一代之伟人也” , 是有根据的。
关于时少章, 要做的事还很多。比如考证籍贯, 详悉生平, 探寻交游, 搜集著作, 研究作品, 等等。对于这样一位人品与文品俱佳、理论与创作兼擅的文学家和批评家 , 竟然不能在文学的殿堂里为他留下应有的席位, 我们除了像他为叔向而起“ 草木飘风之叹 、”(《书唐百家诗选后》卷十一)为邵宣子感叹“ 穷通有命、”(《三槐诗集序》)像胡应麟为他感叹“第自运不称耳”(《诗薮》外编卷四唐下)外, 似乎更应该为他多做些发掘 、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本文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那将是十分荣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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