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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与高中（2002年至2008年）

上剑桥少儿英语期间，我与学校班级里那些没上过课外班的同学相比，英语方面的优势可能也就是多认识几十个单词而已；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差距便慢慢变得明显。

初中是我离经叛道的起点。我记得初中第一天报道，英语老师兼班主任王老师用英语做自我介绍。当时我就感觉她的发音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王老师把所有的/tr/都发成了/tʃ/（比如treat会读成cheat）。有一天放学后我试探性地跟王老师说起此事，但她坚决认为自己没读错，而且还嘲笑了我的发音。

可想而知，我对此很失望。

我的初中在卫国中学度过。卫国中学2014年与人大附中合并，现在称作“人大附中翠微学校初中部”，顿时高大上。

此时我的课外班已经开始了朗文英语的学习，与初中使用的英语教材难度产生了一定差距。王老师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跟殷老师以兴趣为导向循序善诱的授课方法大相径庭，布置的作业不再要求画小乌龟了，而是大段大段的机械背诵；更要命的是课上检查时我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的正确读音愣是被王老师改成了错误读音。于是，处在叛逆期的我做了个重大决定：不做英语作业了，自己学。

这是我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初期执行起来遇到了不小阻力，简单来说就是我总在课上被点名质问为什么不交作业。但我坚持不懈，并且大考小考都能考到班里前几名，有时还能拿第一，于是王老师开始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初二开始，我不但作业不交了，连每学期发下来的英语课本都不打开了；如果老师执意要求我上课时得有书看，我就回头跟同学共享一本。但至少不交作业这事得到了官方默许。

不过正如官方喜欢搞“口袋罪”一样，王老师虽然不搭理我，但我其实长期处于不交作业的半犯罪状态。2004年4月的一天，王老师布置了太多作业，导致一个周末过去几乎没人写得完。半个班都站了起来，然后经过一番施压，又有几位老师身边的“亲信”学生也站了起来，全班几乎只剩我一个人还坐着。王老师质问我的时候，我其实是懵逼的：我都有小半年没交作业了，您现在才想起来管？我只好回答说留作业的时候没听见，于是王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好心建议我“去医院查查耳朵”。我遵旨，拿起书包走出教室，一路撞歪了好几个课桌。最后却被王老师派出的同学抓了回来，挨了一顿痛斥。

自那以后我就彻底不听英语课了。

就像韩寒数学成绩一落千丈是因为蛮不讲理的数学老师一样，若不是因为这段时期我遇上了摇滚乐并积累了不少词汇，我的英语成绩恐怕也是前途不保。但语法仍然是个问题。我记得2003年我在殷老师课上因为写出了类似“He will comes back tomorrow”这种将来时还用动词三单的错误句式而被殷老师批评。但问题是，殷老师以兴趣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其实也是把双刃剑：我学得快乐但学得不明白，而且我也不知道语法问题该从何下手。考试成绩关乎性命，我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

从小不爱问老师的我想到了一个笨办法。我发现容易出错的选择题或填空题无非就是那么几种，于是我每错一道题，就把这道题连题干带选项一起背下来，用穷举法把可能出现的所有语法规律都死死记住。这招虽然效率有点低，但长期坚持之后效果不错；遇到没见过的语法现象，就凭借歌词积累起来的语感瞎蒙，于是我愣是靠着这招长期保持英语优势，为我备战中考的其他科目争取了宝贵时间。

我的高中，北京育英学校。

上了高中，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是否还能继续享有不写作业的特权。巧合的是我三年换了三位英语老师。于是每年9月的第一节英语课上都上演了如下一幕：别的同学都在低头抄笔记，我故意作昂首状吸引老师注意力，老师过来之后低声问我怎么不记笔记，我悄悄回答：“我都会。”然后首次月考拿个高分（通常是第一），继而成功续租特权。

不写作业不听讲，那课上我干吗呢？高一的课上通常是在玩手机游戏；高二学业压力增加，课上改为睡觉；高三的时候，老师觉得我在课上睡觉影响班级士气，于是给我批准了新特权：英语课上可以去老师办公室自习。但是这一特权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我一不小心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机密对话（相信我，我全忘了）……所以我又被支到了楼梯间里。到现在我还能想起每次坐下去时台阶的冰凉。

高中三年我的英语基本上完全靠自学推动，细节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过，在此就不重复了。幸运的是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讽刺的是那年高考英语作文居然首次考到了我不认识的词——圆规，再加上我把作文写跑题了，所以高考英语成绩远不如平时优异。但好在语文考试的5道文言文选择题被我全部蒙对，最后顺利考入中国传媒大学英语播音专业（2008级），开始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四年大学生活。

在结束前，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一下我高中的三位英语老师：郝老师、阎老师和钱老师。感谢你们的宽容与开明，让我能够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并发挥英语优势，同时又被给予了宝贵时间弥补其他科目的劣势，最终考取心仪的大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