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自由，则因你是生产者
—— 试论理性、智慧和美好生活

Maurizio Ferraris

一、解开劳动之谜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已经见证了我所说的“文件媒体革命”（documedia revolution）。我用这个词来指代发生在商业、通信和媒体领域以及通常而言的劳动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一方面，文件性（documentality）（我定义为每一个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的正式和非正式文件①）的范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文件正在被自动生产出来，并且是以无与伦比的数量。另一方面，媒体传播不再是垂直走向，而是横向扩展的：每一个信息的接收者都通过社交媒体成为潜在的信息生产者。
曾经只与少许文件打交道的人类现在拥有了过剩的文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资本， 它也使得曾经的资本形式的本质得到阐明，后者同样是类文件式的——过去的诸世纪中，资 本总是一种形式特殊的档案（archive）。而当下，所有社交互动都可以被归档，我们显然正 在目睹社交互动的资本化——我称之为“动员”（mobilization）②，意即一个我们在网络中 行动的系统。文件媒体革命，就如每一次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一样，为自人类文明起源以来 就存在着的基本结构的涌现预留余地。这种背景下的有效政治行动需要具备足够的理论意识， 而为了拥有这些理论意识，对文件媒体革命中涌现的资本本质予以关注颇为重要。
尤其是，文件媒体革命已经通向了马克思所谓“商品之谜”的谜底。商品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事实早已不是什么神秘的谜题——因为今日真正的价值商品（它们具有充足的信息）是由人类的活动化创造出来的，尽管机器也仍在承担生产制成品的任务。今日的我们自己已然是商品的生产者。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似乎不是问题的所在。马克思玩弄了一个小把戏，他定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而没有强调我们在文件生产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我们把对后者的关注度牵扯到私密性上，仿佛这只是一个礼节问题。但对于那些（超过世界一半人口）在社交网络上发表内容的群体，和那些（几乎是全世界的人）授权使用小型文本文件（Cookies）、迫不及待去做手头之事的人来说，私密性显然只构成一个最小的问题。私密性既非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客观问题，也非被活动化者——他们可是更大的一部分人类群体——的主观忧虑。一个非雇佣人员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其私密性呢？想想大多数乞丐都拥有智能手机吧。他们是更乐意自己的私密性被保护，还是其活动化也被看作是一种劳动，从而从中获取一些报酬？
一旦你解开了商品之谜，你就在互联网利益重分配的框架下解开了劳动之谜。人们常说，
我们是产品，因为我们并不处在一种奴隶经济中。这种声论的确是种概念错误。不过，主张

① M. Ferraris, Documentality. Why it is necessary to leave trace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M. Ferraris, “Total Mobilization”, The Monist, Volume 97, Issue 2, 1 April 2014, pp. 200–221.

我们是生产者却非错误：我们（无偿）劳动，并为生产的手段付费，以网络为手段生产文件， 正如曼彻斯特纺织厂的工人通过纺织机生产纤维织物一样。现在，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些文件，并且倘若没有巨型互联网企业，它们甚至都不可能被收集起来。可是，倘若没有我们，那些文件同样也无法存在。这种现象和资本与劳动力间的经典关系并无不同，但却有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变化——如今的劳动力根本是无偿的，更糟糕的是，这一点甚至都没有被意识到。

二、文件媒体资本

金钱与记忆。在讨论劳动之前，我们需要厘清一些资本相关的事项。资本的本质总是一种归档，这在早前的几个世纪中并未明显地显露，因为人们可能会设想档案因包含金钱而变得富于价值。美国经济学家柯薛拉科塔（Narayana Kocherlakota）于 1996 年强调过这个观点， 他提出“金钱即记忆”①。记忆是某位行动者关于她曾与之发生直接或非直接接触的所有行动者的行动的知识；金钱不像商品，它是无法自我制造、也无法以稳定数量进行供应的客体； 可是，这些金钱的总量以莫名地补充了人类记忆的局限，表现为一种人工信息贮存，并产生了一种原始记忆的形式：不是记录一个交换行为，而是创造出一个通用的、普遍可接受的文件，从而匿名地替代记录本身（这对于缉毒警察和黑手党来说尤富趣味）。
正如我之前所说，文件媒体革命现正以最清晰的可能方式展现资本的类文件属性。在柯薛拉科塔的文章发表后四年，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②发现资本的本质在于贮存信息。而在他之前的 1967 年，哲学家雅克•德里达③以惊人的前瞻目光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标志将会是写作的急剧繁荣，也即我精确概念化过的文件性的双曲线发展——精确之处在于道出了文件媒体革命之后将会出现什么。今天，我们非常清楚档案何以如此宝贵，因为它包含了文件，后者比金钱更有价值。文件能够记录人类的每一个行动，而这些行动又能通过算法得到解释，算法可说是转化了一座巴别图书馆——亦即某种无意义的混乱——它使关于人类行动的知识和预言得以可能。
文件金钱。要抓住这个点，我们须免除许多人在直觉上拥有的幼稚金钱观。在他们看来，
金子的价值是天赋的，然后金钱再转化为硬币，转化为钞票。最天真的那部分人相信，钞票总是能同金子交换（事实上它们只能同其他钞票交换，倘若它们被损毁了，或货币更换了， 诸如此类）。稍不天真一些的人相信，钞票无法与金子交换，钞票的价值是依据习俗而来的， 金子的价值却是内在于其自身的。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在处理一种非理性观点，但在社会环境中，我们常常以非反思的方式行事：我不必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就能支付我的打车费， 就好像我不必成为物理学专家就能驾驶自行车。

① N. N. Kocherlakota, “Money is Memo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Research Department Staff Report 218, October

② H.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③ J.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文件视角追从的是一条与推理相反的路线①。任何记录信誉、促进交换并建立价值的方式都将经历：奶牛、盐和纸。这甚至在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出现之前也仍然适用（一种与之相近的思考认为，终极意义上的金钱从未形成，我们总是在通往金钱的路上）。金子是尤其便利的，因其内在的珍稀性、可锻性和抗性。纸是金子的替代品，而不是盐或贝壳那样金钱的取代品，这种说法约在两个世纪前被提出，当银行必须说服大众接受纸之类的看上去稀松平常的事物（专家则不需要此类保证）。
通用的黑板。如果金钱的作用是保证信誉、促进交换并建立价值，那么它的本质就是一
块通用的、人人都可见的黑板，上面呈现着所有的债务、交换和累积。与这块理想构想的黑板相似的是曼哈顿国家安全塔，或更确切地来说，区块链。就这个层面而言，比特币并非金钱本质的一种变形或衍生品，倒不如说是其实现。诚如我们所见，金钱的本质乃是记录；金钱因而成为对文件的基本规则作出响应的社会客体，亦即，社会客体=被记录的行为。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客体是一个社会行动（至少有两人参与，或一人与授权机器参与，或两台授权机器参与）的结果，这种社会行动具有被记录于某些媒介上的特性。
若然如此，文件即显现为超级-金钱，因其分享了金钱的特性，并加入了金钱所缺乏的诸多属性。因此，文件资本比金融资本更为强大也不足为奇。资本，正如我所说，可以以一个记录了所有社会行为（至少是发生在两人之间）的通用黑板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不会被抹除，并且能够为每一个人所通达。如果这样的黑板是可行的，我们就不需要文件了，也不需要我们称为金钱的那种特定文件形式。
文件作为超级-金钱和绝对商品。文件媒体革命还没有产生出通用的黑板（后者可能从未被实现过，它比巴别图书馆复杂很多），但它却将金钱的作用边缘化了。金钱只是情报匮乏的文件，它是档案的不完整的表征，现在已然被档案本身所取代。如今——正如研究文件 的理论家们所预言的那样②——任何从心跳到宗教实践的事物事实上都能成为文件，因为每一次行为都能被记录。这样看来，我们的网络交流活动所产生的产品不仅是大数据，还是富数据（rich data），它们绝对比金钱有价值得多。
由互联网创造的文件，其承载的知识不仅包括某人的资产情况，还包括他们的政治观念、身体状况和个人偏好。这种对个体信息的掌握程度在历史上是从来不可设想的。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个体不可知，唯一可知的仅仅是种类、阶级或物种。同理，现代商业产品也只着眼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而不是与之相对的个性化产品。如今后者再次在经济领域中崭露头角、成为可能，就如同在前工业时代中那样。这对于传统工业和使用 3D 打印机并运用个体化参数的数字匠人（digital artisan）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也是史上第一次，个体完全变为可知的。
个体的可生产性和可知性的碰撞使得文件比金钱更为强大。传统的金钱只能承载其自身的价值信息；电子货币承载了一系列交易购买信息；富数据则承载了人的信息。而且，富数据还同样具备金钱的传统功能：记账单位（其价格更近似于综合体而非一串数据）；交换媒介（我能够以数据交换货品或服务，倘若我愿意，也能交换到金钱）；以及价值贮存（没有
① For a more detailed exposition, see J. R. Searle – M. Ferraris, Il denaro e i suoi inganni, ed. by A. Condello, Torino, Einaudi 2018.
② S. Briet, Qu’est-ce que la documentation?, Paris, Édit 1951.

比文件媒体资本更为强力的资本）。

三、剩余价值与剥削

民粹主义。为何关心智慧与美好生活的哲学家应该对这一切怀有兴趣？请让我代表我所在的边缘地区发言。欧洲民粹主义运动从未思考过文件媒体革命，而是攻击不存在的敌人—
—移民、银行、欧洲——为完全站不住脚且已过时的民族主义发声。不过我们倒先将政治分析搁置一旁。最为要紧的是，民粹主义正像他们所谓的反对者那样误解了一个核心要点：问题不在于金融资本，而在于互联网的剩余价值。
把过于贫穷者（移民）或过于富裕者（银行）当作民族利益的敌人来攻击，在我所处的欧洲小地区譬如说意大利，看来是极为讽刺的。说讽刺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并不源于欧洲的银行业和财政，而是源于逃税现象和集团犯罪，后者纯粹是民族性现象。甚至就算我们不加考虑这些因素，意大利乃所有欧洲国家中拥有最高银行储蓄的国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它的银行储蓄可比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还要高。因此，为何在责备银行的同时还拼命地借钱给它？民粹主义时常发生，它是对某个问题作出的反应，但对于这个问题， 它却从来忽略其原因，它仅仅是对原因感到不适：由网络产生的新剩余价值。
这并非知识的经济。我们有必要对当前话题的一些基本要点予以说明。先不管通常意义
上如何，也不管个体拥有的知识和绝对知识本身的知识有什么实际的相似之处。总之，文件媒体经济并非知识经济。我们需要记住眼前正在处理问题的是活动化问题。活动化的价值， 就文件产生知识的角度而言，是既不能被被活动者（互联网的用户群体）、也不能被那些通常上被指派为“知识工作者”的群体（教师、管理者）所完成的。
这就是为何工人阶级的解释无法奏效①：我们在活动化中所提供的并非知识，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我们自己甚至都未能时常意识到）。概念上讲，资本和劳动力间的经典关系是再创造：被活动者，就如同工厂中的工人一样提供其劳动力。资本提供的并非生产手段， 而是解释手段：数据间的关联性和数据的意义。工人不必再像在工厂中那样，受制于单调而令人疲惫的任务，但他们也不得不为这些生产手段买单，譬如说为网络终端付费。生产在最底层，而知识在最上层：被活动者可以通达知识（如通过书本或百科），但越是这么做，他们就越贡献出关于他们自己更为深远的、更为个体化的知识。
一种不公平的交换。如此看来，这是不公平的交换：资本给予被活动者普遍且公开化的 知识，可活动化却贡献给资本个体化的、可以为资本所利用的知识。就如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们没有看到工人仅获得其劳作的一部分报酬，今天我们也不会想到，活动化仅仅由互联网所提供的免费服务支付了部分报酬。
在这里，给予和拥有之间的不对称性是很难被忽略的。档案为被活动者提供的是极为普遍、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的文件，因此这些文件显然并未带来任何具备竞争力的利益。被活动者提供给档案的却是个体性的、只能为归档者所拥有的信息，因此被活动者贡献出极大的

① M. Hardt – A. Negri, Assemb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竞争利益。作为用户，我只得到了这一优势的负面环节，即我不得不为根据我个人习惯而测算出的那些概率性预言买单。另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被活动者为其生产手段付费，譬如技术性设备和网络订阅平台（就好比某人在 Airbnb 平台开放的房子，或在 Uber 平台开放的车）。
综上，我们便得到了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的，以剩余价值为载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可能有人反对说，只有接受劳动价值理论的人（价值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力的结果，文件的生产也同此理）才会持有如此看法。但在这里，这种反对却并不站得住脚。劳动价值是正确的，并且具有本体论依据，否则我们将顺从“并无价格，只有解释”的思路，产生最激进的建构主义
——一个和哲学领域“并无事实，只有解释”口号雷同的经济学概念。
认为经济概念的产生完全是基于某种武断性和虚构设想（这是你一旦抛弃劳动价值理论就会发生的情况），即意味着采取了某种虚无主义态度。虚无主义丝毫不能反映经济和作为整体的整个社会世界的具体事实。很显然，价值源自活动化间的相互碰撞，活动化产生了文件，还产生了用于收集文件、使之能够被分析的投资项目，并且还建立起吻合用户偏好与市场供应的模型（反之亦然）。

四、承认活动化是一种劳动

活动化就是劳动。与其挑战劳动价值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我建议换个角度思考问 题：产生价值的，正如我们的网络活动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客观上来说就是劳动。尽管就主观视角出发，我们并不太有这样的感觉。为了减弱近来的经济不平等，对资本实行普遍的累进税①不太可行，因其预设了明显不可企及的全球政治共识。
另一些人所强烈建议的缩短劳动时间②，在法国和德国得到了施行，然而也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期的增加新职业的效果。此外，不应通过增加（少数）互联网员公司员工的数量来增加工作。这只会使得网络更加不盈利，并降低其效率。我们也永远不能认为互联网工作者的数量应该与农民或工厂工人的数量等同，因为普遍流行的逻辑是，活劳动应该逐步并且最终彻底消失。像比尔盖茨提议的建立“机器人税”更是不合时宜的，虽然在他看来这似乎可以使得人类工作更为得益，可事实上这只会成为一种限制发展的保守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并不接受此类提议）。
至于公民收入的提议，则是就经济角度而言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意大利这样一个有三分之一的工作都未经申报、五成税收收入都被规避掉的国家，除此之外它还背负着巨额的国债。因而，和目前的这些提议不同，我更相信重新分配大部分在网络活动化中显现出来的隐藏劳动力是更好的方式。这种活动化就和消费主义一样，作为人与自然、而今日是人与人所用的机器间的互动，它是工作概念中的必要元素。
在十八世纪，托马斯·潘恩基于重农主义的设想，提出以人类作为整体的收入来替代针

① Th.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rvard UP 2014.
② D. De Masi, Il lavoro nel XXI secolo, Einaudi 2018.

对穷人的慈善事业，他的想法衍生自对于地球的共同所有权——公民权收入某种程度上也衍生自这个概念。在我看来，为活动化提供薪资的想法远比公民收入更为明智，因为这项提议体现的不是人们对于社会的抽象从属，而是认可活动化在财富产生中的有效产量。
活动化是一种生物政治劳动。人通过人的生产方式不但是精神世界的独特产物，不单是席勒意义上的现实化了的人性，如旅行、俱乐部、餐厅、酒、高级料理、时尚、极致的性爱、毒品——这些一只海狸决不会去欲求的事，道德家们斥责为消费主义或堕落退化了的事，事实上它还重新定义了我们时代最大的商业企业。
活动化薪资。真正的政治行动——已经调和过的欧洲式策略——不该在民粹主义那些毫无意义的主张上浪费精力，而应致力于识别出我们每个人在互联网上生成数据的劳作，后者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财富。这将促使我们对巨型互联网企业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
理想的解决方式就是发现被活动者与这些企业间的直接联系，但这在技术层面上实施起来颇为复杂，它会给那些已经足够富裕之人带来收益，却只给那些没有工作、冒险从事违法活动以谋生的群体带来很小的收益。而且，不管怎样它都会产生一项严重的副效应——如果用户能够通过其在线活动按比获得收入，为了赚取更多，他们将人为地增加这些活动，但增加出来的活动便不再反映他们的真实兴趣，真实兴趣才是互联网公司想要掌握的。因此，似乎通过欧盟实行新税是更好的方式，同时这些税收将重新分配到那些低于贫穷线的欧洲公民身上。
然而为何巨型企业应当接受这项新税？答案很简单。说服他们同意的理由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欧盟的人口众多。欧洲一直以来都以精神文明极为拔萃的大陆著称。胡塞尔之后不到一个世纪，海德格尔和瓦雷里也作出了相似的断言，这个断言看上去好像是无用而可笑的。即使欧洲不再像从前那样是精神文明上的垄断者，它仍是一个有力的文件生产者。我们拥有五亿人口，是继中国和印度之后的第三大地理政治实体。所以，我们乃是利益相关的，我们创造信息和价值。让我们为我们的活动化规定价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