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为《右岸》）是我今年迄今为止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
这本书讲的是东北大兴安岭一个古老的森林游牧民族——鄂温克族人在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故事是由此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也就是小说中的“我”，娓娓道来的。“我”所在的族群的人们，如何在这一百年里，兴荣交替，生死交叠，最终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集体搬下了山。只有“我”和一个孙儿继续留在山上。
感受最深的，是小说中那种超自然，甚至用另一种角度来说，迷信的力量的存在。这集中体现在这个族群中的一类特殊人物——萨满身上。萨满是有神力的，他可以为人治病，可以祈雨，还必须在婚丧仪式上主持。但是这种神力，并非没有限制的呼风唤雨。萨满仅仅是引导这种神力，它最终还是来自大自然。而萨满每救一个生灵，就必然有另一个生灵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桥段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例如在开篇不久，“我”在儿时的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的，萨满为了救“我”的姐姐列娜，而牺牲了一只驯鹿仔。此处所说的“牺牲”，并非杀死它祭祀，使人复活。而是有一种力量，当萨满的跳神结束时，列娜活过来的那一刻，自然的，上天选择了一只驯鹿仔代替列娜而死去。
然而小说并非将人的生命置于大自然其他所有生命之上。后来，列娜在一次搬迁中，坐在那只驯鹿仔的妈妈身上，坠入冰川中冻死。这可谓是“一报还一报”。然而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就连仇恨与伤心都是如此自然，因为鄂温克族早已是整个大兴安岭，整个森林的一个部分。
另外，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想起了另外两部小说，一部是余华的《活着》，一部是阿来的《尘埃落定》。我会说，这是一部少数民族的《活着》，是一部女性化的《尘埃落定》。
为什么说它是一部少数民族的《活着》呢？这部小说的所有情节基本有两个字就能概括，那就是——生死。但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是“死”。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来到这世上是大同小异的，死却是各式各样的（大意，小说的原句绝没有我说的这么俗）”。
所以，在这篇小说中——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恶趣味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死。如“我”的父亲林克，在山中被雷劈死；“我”的母亲，则是在不得爱情抑郁多年后，在一次婚礼上跳舞彻夜而死；“我”的第二个丈夫，是为救人被熊抓死。还有被一只蜘蛛吓死的，跳崖死的，被水冲走死的……但是，无论是哪种死，我们都可以看到后面的爱。
是的，这个字，在这个族群一百年的死亡历史里，并不是一个矫情的词。有那么多的人，都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所恨的人，或者是自然天地而死去的。他们连恨都那么清朗，他们会死在大自然的手上，但是大家并无过多的怨言，也没有想要去征服自然。对他们而言，危险，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死也是生的一部分。
为什么说它是一部女性化的《尘埃落定》呢？这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内容是相近的吧。都是少数民族的历史。但不同的是，《尘埃落定》的视角是男性的，此书的视角是女性的。这就基本决定了它们基调的迥异。《右岸》的抒情，诗意想象，悲悯情怀，细腻笔触，只能出自于女作家的笔下。
同时，这也与两部小说中两个部族的生存状态不同相关。《尘埃落定》中的部族是一个小小偏远国度，有国君，有交战。而《右岸》中的这些游牧民族，相互之间并无支配的关系，而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就使《右岸》中，那些冷冰冰的社会制度的东西，更多的是被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直接联系，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所取代。而当外面的战争，外面的制度进入到这座自成一体的堡垒里时，这种平衡才被打破了。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对于这种外界的开发，现代化的东西，还是持抵触的态度。一次山下的医疗队来了，而“我”却拒绝被诊视，因为“我”坚信，山间清风，汩汩流水，便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总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小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本小说也是对鄂温克族人的一个很好的记录。（虽然作者也承认小说毕竟不是完全的历史）。从打动人的方面来说，我想不论人类身处哪个时代，直击人心的爱与苦痛的本质，仍然没有变过。那么，此书中真挚的情感，一定能够打动心还是柔软的人们。而它更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是我们与自然失去的联系，那条远古的纽带，随着现代化的程度，被我们自己剪断的纽带。它还残存在我们的基因里，可是它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也越来越被看轻了。
小说的最后一章《半个月亮》：“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驯鹿的回归，代表着那段旧时光并未远去，代表着鄂温克族群人心中的自然生活信念并未远去。而我们的驯鹿呢？它们去哪里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