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姥姥的一生，就是在攀登一道责任的阶梯。

                              （二）

2018年春节，是我入伍后的第二个春节，也是最后一个。跟母亲的视频刚通，就看到姥姥急忙凑过来，脸上的关切难以掩饰，我笑着说：“妈，姥姥。”

姥姥还是那般不善言辞，只问我：“都好着呢？”

“好，都好。”我笑答。

然后沟通的主动权掌握在了母亲手里，姥姥就在镜头的角落，怔怔的看着两千多公里外的我，似笑非笑，似泣非泣，我读得出那是一种抑制，这让我想到，去年的春节。

几乎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对话。当我回答完姥姥的问候，说一切都好。姥姥竟不知再说些什么，只是怔怔地看着我，脸上的笑意渐褪。我不禁着急的问：“姥姥你啥都好着呢吧？身体好吧？”

姥姥说：“好。”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这一流，对外孙的疼爱与思念一下子就全流了出来。

                                （三）

2017年年初，并无甚年味。因为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对于屋里的两位老人丝毫不新鲜，任岁月静逝，不起波澜。

在床边坐着的老人，68岁，是我姥姥。姥姥面前坐着一位更老的老人，91岁，是我姥爷的母亲，我的老奶。这一对婆媳很久都没有再言笑晏晏的聊天，绝大多数都是沉默。

老奶已经在床上瘫坐了一年多了，姥姥整日伺候吃喝，换洗尿布，擦洗屁股，像照顾婴儿一样再扑些爽身粉，短暂的交流过后，还是沉默。相视无言，却有千言万语，在沉默中交汇。无声胜有声。

这一年，老奶走了，享年91岁。全家上下似乎做了长期的准备，却又毫无准备。

上上下下既慌乱无序又井井有条的完成了丧事，就葬在姥爷旁边。这位老人在儿子去世三十年后离开人间，没人了解老奶的孤独，除了姥姥。

在沉默中了解。

就在此间沉默的屋子，老奶向姥姥进行了无数的交接。姥姥看着床上的老奶，是在看多年后的自己。老奶看着姥姥怔怔发愣，一个眼神，交接了一份孤独，交接了一份坚强，也交接了一份责任。

老奶生命的意义，就像余华在《活着》中所说，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老奶的去世没有家族精神象征的坍塌，姥姥继承了一切。

                                （四）

2012年寒假，我跟母亲去延安看望姥姥。12层的电梯门刚打开，我就闻到了香味。

敲门两下，舅舅开了门，弟弟扔下作业也高兴的从卧室跑了出来。我随母亲走进门，更香了。

顺着味道，我拉开了厨房的门，叫道：“姥姥。”

姥姥转过头来，露出久违的笑容：“来啦。”

“嗯。”我也笑起来。

“再去坐会，饭马上就好。”姥姥笑着转过身，继续翻炒。

饭桌上，都是十几年前我爱吃的菜。我七岁之前，姥姥常带着我，可以说我幼时的记忆都存在姥姥那，把我带大后，弟弟出生，现在又带弟弟。仿佛是老人的宿命，代代轮回。

夹了一口菜入口，细细咀嚼，连吃数口之后我皱眉说道：“味是不有点淡了？”

姥姥忙解释：“你舅舅一家子吃盐都轻，也少辣，我做惯了。”

我继续吃着说：“嗯，没事，是我常年在饭店吃，嘴是越吃越重了。”

没成想，下一顿饭，饭桌上的菜竟每样都有两份，姥姥将碟子端在我面前：“这一份料放的重，尝尝看爱不爱吃。”

我本想说不用这么麻烦，为我一个把同样的菜再做一份。但看姥姥笑盈盈的样子，我又把话咽回肚子，再接着把菜咽进肚子，说：“好吃。”

在舅舅家的那几天，偶尔看到弟弟任性，姥姥教育他。小孩子不懂事，惹他奶奶生气，也生奶奶的气。

十几年前姥姥带我也是这样子吧，一代人必然有一代人的隔阂，如果做不到相互理解，起码要做到谅解。姥姥做的很好，我不行。对于姥姥的那份溺爱，也许在我做爷爷之前，永远无法理解，只能承受。

                                （五）

1987年，姥爷病逝，年仅38岁。

这一年，姥姥38岁，母亲15岁，舅舅10岁。

尽管全家都在悲痛中忙活完了丧事，却怎么也补不上天塌下来的窟窿。家里唯一有工资的人离世，还是在一个家庭最脆弱的时候。

世间好物不长久，彩云易散琉璃脆。

天塌了，补不上了。姥姥死的心都有，可回头一看两个孩子，心想已经没了爸，不能再没了妈，自己死了倒容易，可出门要饭，也得有个领路人吧。

三伏天，躲在树叶里的蝉都痛苦的嚎叫，“热啊！”“热啊！”整日不绝。姥姥在砖窑里出砖，一干就是一天。干完了活，抹着熏黑的脸走出砖窑，挣了几块钱，想了娃们的口粮有了着落，咧嘴一笑，黑漆漆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牙。

活太苦太累，男人也不愿意干。砖窑像泥潭一样吞噬着姥姥的生命和精力，而姥姥，是泥潭中伸出的一株青莲。

再往后，砸石子，上山采药，割树条编篱笆，给大车卸货，工地上做小工。不分白天黑夜，什么能挣钱就做什么。但生活还是一贫如洗，母亲也被迫辍学，一起干活。想分担些姥姥的压力，让姥姥歇歇。姥姥说：“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干活累死的。”

                              （六）

1960年，姥姥11岁了，家徒四壁，姐妹众多。身为家里的老大，命运把她推了出来，仅上了三年学，就停学干活了。

如果说童年是幸福的花季，那姥姥是没有的。要做家务，做饭，喂猪，磨面。那时出栏的猪是唯一的收入，姥姥整天就伺候这个大钱袋子。

16岁时，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以无尽繁重的体力活对抗贫穷给予的创伤。

三年自然灾害，姥姥带着弟弟妹妹们，到处找野菜吃，山上的野菜都吃光了，人还是在饥饿中煎熬。

姥姥后来一直很能干，比男人还能干，不是没有理由的。

至少我没听姥姥说过一个苦字。

                              （七）

1949年10月7日，姥姥出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一生下来就听到举国上下的欢呼雀跃，一时间竟忘记了婴儿要哭泣，她也跟着笑了起来。这一笑，就再没哭，也忘了苦。

那时的她一定没有想到，未来的50余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可姥姥如今依然年轻，永远染着黑发，身体健朗。终于卸去了一身重担，十七岁的花季，七十岁时迎来，最美的岁月没有缺失，姥姥的芳华就在当下。

风华正茂，否极泰来。

当姥姥从马来西亚的海边散步归来，母亲问：“那咋样？美不美？”

姥姥笑着：“可好哩。”

（谨此，献给我的祖辈。愿姥姥健康长寿，历经红尘，享尽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