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嫁那年，她才十七岁。
小小的人儿，坐在崭新的自行车上，晃着两条瘦腿。没有红盖头，只有一身红衣裳，是出生以来最体面的打扮。阿母说，新嫁娘要有金指环，于是，她青白的指节上多出一份装扮。戒指散发着新鲜的光泽，在手上像一枚初生的太阳。指间的太阳是有重量的。
迎亲的人早早地等在门外。她在屋内想象着有匪君子，高头大马。
迎亲队伍不过是一人，一车。老人身材精瘦，走路带风，说话声音轰轰如雷响。“新娘仔咱们来去咯！”老人领着一个怯生生的她。“如果爷爷还在，”她想，“头发也有这么白了。
路上，老人板正的背像一堵墙竖在她的面前。自行车轮发出欢快的声音，老人的背仿佛被这节奏撵着，越来越弯，直到变成一条弧线。清明雨水给稻田披上生涩的绿，抽穗儿的稻苗挺着瘦弱的身躯。大地异常安静，却荡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小心翼翼，又蠢蠢欲动。空气中有淡淡的草木香，带着点土腥味。一切都莫名地生涩，甚至有点儿别有深意了。车上的两人都屏着呼吸似的，一句话也没说。她转着手指上的圆环，金黄的弧线像老人的背。“吭哧，吭哧……”他们就那样颠着，簸着，晃着，崎岖着，朝发夕至。
见到丈夫的第一眼她哭了。男人穿着灰色长袍，像极了戏台上演的武大郎。煤油灯的橘光颤颤巍巍地晕开在两人脸上，她看见岁月的纹路已然爬上男人的脸庞，宛如念书时写的歪歪扭扭的笔画。往后的日子无法想象。她必须和老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给老男人生一群孩子。待在老男人的身边直到他死。用一辈子的时间。
“秀兰啊，你跟庆荣好好过哈，好好过……”老人笑眯眯的，在澄光下如一只背着手的虾米。
后来她才知道，男人已经三十岁了。
（二）
男人待在家的时间不多。白天，庆荣去盐场晒盐，晒上一整天，把脊背晒得黝黑油亮。玉环就和附近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玩抓科解闷儿，有时候也绣花，做点女红。一个人的时候，她偶尔会盯着指间的戒指发呆。她并没有把男人放在心上。她的世界里依旧只有家务活和戏耍，只是多了一抹金黄。日落时煮好稀饭，等男人一回来，两人草草把几口粮食扒进肚子，吹灭煤油灯就倒在被窝里睡了。男人并没有碰她。她小小的身子尚未发育。两年之后，她的成人礼才在触目惊心的仪式中完成了。
那几年，她曾想过趁男人不在家的时候逃跑。
于是，在某个平常的午后，她偷偷把自行车推到门外。屋内公公正在酣睡，鼾声如雷。她攀上自行车座，一阵摇晃之后却被车子狠狠地甩在地上。她疼得两眼冒黑，紧咬嘴唇挣扎着爬起来，还没站稳就被一双大手拽住脖颈。随即是一个大耳刮子。她被打得耳朵翁翁直响，眼前金星乱飞。惊慌中，她隐约看见老人的两片嘴唇一开一合，无来由地想起小时候在河里捕过的鱼。那些弓着身体挣扎的鱼，将河岸拍得啪啪直响的鱼。只是她再也兴奋不起来。那天晚上，男人叫上弟弟，把女人吊起来打。“你跑哩！出了这个门你只能饿死！你家那么穷，你就算回去了也会被绑回来的！”小叔子义愤填膺。“你这个臭姿娘，你这个衰姿娘！我好吃好喝供着你，你还想跑哇？！”公公的嘴唇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唾沫星子在煤油灯下喷溅。那些鱼回来报仇了。
她大哭、尖叫，声嘶力竭，可是没有人来救她。那一夜，她蜷缩在丁家老祖公的香炉前，直到鸡叫三遍。
后来她就不跑了。她跟我说，外婆跑了那么多次，最后实在是不敢跑了。那个房子就像一个阵法把她死死困住，她如果强行破阵，只会魂飞魄散。
（三）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世界上有了光。公公说：“要开枝散叶！”于是很快，在二十岁那年，秀兰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跟别人家换了一个男孩，留下的那个在一年之后变成了山上的一个小土堆。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在门口摔了一跤，把额头磕出一个洞来。她的爷爷把她送到小诊所，说缝几针就好。她毫不知情的亲娘在田里埋头干活，而她在赤脚医生的厝内，眯着眼叫了半天的“阿母”。等她的阿母匆匆赶到，她早已一命呜呼。
后来，秀兰常常对她的儿女们说：“恁阿姐要是还活着，该有这么大了。”她干瘦的手在头上吃力地划着，划开一片虚无。
孥仔还得再生，粮食却不够吃了。夫家和娘家一样穷。好在并无什么大风大浪。在贫穷的岁月里，革命的热风并没有关顾那个破落的小村庄。家家户户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贫下中农，村子里没有一所学校，孩子们整天在田间撒泼打滚，日子并没有因为某些人的狂热而匆忙。
生第一胎的时候，她还能够喝上一两碗鲫鱼汤，然而现在她无法享受产妇的优待了。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不久，秀兰的公公就病倒了。庆荣依旧把汗水洒在海盐里，女人和孩子仿佛是好养的家畜，用不着他操心。新生的婴儿瘦小孱弱，叼着阿母的乳头使尽全力，但是乳汁早已枯竭，阿母的身躯同样瘦小孱弱。婴孩张着小口嘤嘤地啼哭，一副随时晕厥过去的样子；阿公在小阁楼上艰难地喘息，浓痰在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女人撸起袖子，更加卖力地干活儿。尿布晾了又洗，干了又湿，厝头的药渣堆成小山，但啼哭声、咳嗽声从未停歇。猪圈里食槽空了又满，猪粪囤了一大粪桶。田里的稻子已经沤肥，蓬蓬勃勃一片欢喜的样子。日头升起又落下，日子仿佛总是慢悠悠地晃荡，没个尽头。
公公的病一拖就是大半年。他待在小阁楼的时间越来越长，需要的照顾也越来越多。他经常在被褥上留下一大片排泄物，把鼻涕口水弄得满脸。秀兰每天给他清理床褥，井水把双手割出一道道口子。孩子在她背上或醒或睡，随着母亲的动作摇摇晃晃。小男孩老爱抓着阿母的头发，软软的手臂出奇地有力。玩得高兴了，便毫无预兆地乱扯一通，或是大闹一阵，给阿母背上施与一片温热。那些光景里，秀兰的身上总是一股排泄物的味道。
隔年春天，庆荣家厝头再也不见堆成小山的药渣。白天，秀兰把两个儿子领上阁楼，给他们一小块发粿，让他们在阿公的床下耍。老人摊在床上，整个人萎缩成一道弧线。弧线在清醒的时候也只是弧线。后来就成了秀兰手上失去光泽的指环。成亲那晚煤油灯下的虾米。拍在岸上放弃挣扎的鱼。刚过立夏，公公就上路了，只留下一句话：开枝散叶。
（四）
老丁家的香火从来没兴旺过，到了庆荣这一代，总算有点起色。可第四个孩子出生后，饭桌上的白粥越来越稀，粥里的番薯也越来越少。有一天，庆鸿终于吃腻了番薯粥，要下南洋去讨赚了。
庆荣拍拍猪寮里还没长膘的畜生，让秀兰把村头的万福请过来。那天傍晚，孩子们听着猪圈里传来的阵阵凄嚎，眼睛滴溜溜地往门外瞟，竟没人去抢锅里的番薯粥了。第二天，饭桌上每人都分到了一碗热腾腾的猪血汤。
奇怪的是，庆鸿下南洋之后，饭桌上的番薯粥更稀了。临过年的时候，秀兰把阿母给的金戒指卖了。那年除夕，孩子们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规矩地跟父母坐在一起，扒拉着久违的海鱼。
二十五岁的秀兰表现出惊人的繁殖力。田垄上的新绿刚挣出头，秀兰的肚子便又微微地凸起来了。
那年的春雨下起来没完没了。雨靴踩在泥地里，发出一阵不紧不慢的“啾啾”声。秀兰戴着斗笠，在田里一垄一垄地照看她的新生儿。中午时分，回家做饭的秀兰才知道雨水把猪寮给浇塌了。猪崽在它们的破房子里挤成一团。孥仔们也扒在门口堆成一堆，身上衣服一块深一块浅。秀兰转身又往田里去叫她的男人。她一路小跑，肚子里的肉一颠一颠的，好像快要滚出来。雨靴急促地“叽叽”着，宛如猪崽的祷告。猪寮烂透底了，补都补不起来。男人着实慌了，撒开脚丫一家一户地借钱。男人家里为数不多的亲戚好歹接济了点儿，凑了个零头。
晚上，男人饭都没吃，就在猪寮里安静地坐着。谁也叫不动他。
第二天，秀兰带上最小的孩子，一大早便出了门。雨靴哼唧着承受母子两人的重量，在泥水里损耗自己的生命。雨水把村庄洗干净，给它织上绿色的纱衣，又把它染成泥土的颜色。秀兰说，那大概是世界上下得最久的一场雨。秀兰身上挂着厚重的雨水，敲开了娘家的门。小孩睁着黑亮的眼，乖巧地缩在秀兰怀里。娘家人一开始怕极了，都以为她是被赶回来的，还带着个小东西。等她说明来意之后，娘家人更怕了。大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应该再回娘家要钱。二哥说，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分钱都抠不出来啦。
“阿母，你要帮帮我呀！”
“阿母，你把我卖给一个老男人，我太苦啦！”
“阿母，儿女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啊……”
“阿母……”
秀兰把孩子放下来，拉着孩子的小手跪在阿母面前。凸起的肚子戳在俯下的胸口上，硌得她喘不过气来。
阿母说，你走吧。
秀兰抱起小孩儿，转身离开。出了娘家门，秀兰的眼泪嗒嗒地滴在孩子身上。小孩儿说：“阿母，我肚困死了。”
（五）
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在厝前墙根晒太阳。仲春暖阳温柔得让人心醉。她很瘦，肉都被疾病吃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看不见，牙齿嚼不动。除此之后一切都好。
我叫她阿婆，她立刻认出了我的声音。
“孥啊，那边的鸟叫了一早上了，你去看看。”她干瘦的手伸向厝边的番石榴树，缓缓举起，缓缓放下。划开一片虚无。
树下有一窝刚孵化的鸟仔，雏鸟连同鸟窝一起掉在地上。估计是被野猫给弄下来的。外婆让我拿张梯子把鸟窝放上去。
“伊阿母找不到要着急的！”
隔天清晨，外婆早早地起来。“孥啊，你去看看，那些鸟仔有没有饿死？”我戴了眼镜出去。昨天放鸟窝的树杈上干干净净的。鸟窝底朝上倒扣在地，鸟仔已经不见踪影。可能是被野猫给吃掉了。
“孥啊，鸟仔有没有在？”
“在的，伊阿母也在的。”
“那就好。”
外婆自己心满意足地念叨了一会儿，又摸到我的手，把我往屋里推。“你阿母锅里煮了鸡蛋，快去吃。”
她眼睛并不看我，没有焦距的目光格外天真浪漫。
我想起那个穿红嫁衣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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