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德规范四处存在，但是其中很多的基本概念都缺乏厘清，此时的伦理学家们只能去寻找道德的确切基础，并以此作为源头来将道德理论系统给整个规范化，同时解决现实中伦理争端和相对盛行的问题。

元伦理学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直觉主义，另一派是新实证主义——主要就是想找到道德的确切根据，利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梳理清楚整个道德体系，加强其规范性：

1、直觉主义认为道德的根据是确定的，但该根据的内容又是模糊的，即一种难以说明却人人都有的直觉，正是这些直觉形成了最基本而又不可定义的道德概念，只有从它们出发才能进一步对其它概念进行分析和重整；

2、新实证主义则认为这个根据一定要明确拿出来：①如果无可避免地模糊，那它或许就正是建立在模糊的基础（情感）之上，故可以放弃对其确切根据的寻求，仅仅作为一门非科学来施加一些词语的厘清工作；②如果它并非本然地模糊，只是缺乏澄清和说明，那就通过概念分析，来将其变为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规范命令。

二、

直觉主义认为，道德知识建立在对道德价值或道德境遇的直觉性认识之上。这种直觉性认识集中呈现于最基本的道德概念当中，而这就导致了这些概念的不可分析性与真理性同时并存。

直觉主义包括目的论直觉主义和义务论直觉主义两种分派。

1、价值（目的论）直觉主义的代表是摩尔。他认为伦理的最根本概念是“善”，它直接从直觉处得来，因此并非属于复合概念，而是一个简单概念，不具备进一步被分析和定义的空间，只能用于给其它概念下定义。而历史上大多数的伦理学家都犯了一种名为“自然主义的谬误”：他们都习惯于用自然性或者超自然性的实在来定义善。在摩尔看来，善具有两种层面上的价值，一是作为内在价值（内在善），即作为目的，二是作为外在价值（外在善），即作为手段或工具。摩尔虽不认同用快乐来定义善，但在评价道德的问题上，他依旧持有和功利主义者相近的观点，即从行为带来的结果（价值大小）出发来判断。

2、义务论直觉主义的代表是罗斯，罗斯也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日常的道德意见进行了净化，并将其区分为服从型和追求型两种。但与摩尔相对的是，罗斯是将“义务”而非“善”作为伦理学最基本的概念，并且同样认为它是直觉自明的，而非可定义的。他提出了多元规则的义务论，即认为义务包括显见义务和实际义务，显见义务就是一些常识性的义务，实际义务则是在比对之后才确定的义务。由于比对的标准是建立在看其重要性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有着与价值直觉主义合流的倾向。

三、

1、情感主义虽然得出了与直觉主义一致的‘善是不可分析的概念’的结论，但这并非是出自某种类似于直觉的，虽然模糊但却可以作为道德根基的确切能力，而是源于将道德归结为“人的主观情感之上”的产物。因此，善只不过是情绪的记号，是态度的表达。伦理学也并不属于科学，任何对伦理学的研究都无法从对道德事实的描述、或行为的规范性入手，因为这二者并不成立。事实上，伦理学只能作为一门研究道德语言和相关逻辑的学问而存在。

2、新语言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黑尔。黑尔并不认可情感主义对道德客观有效性的全然消解，恰恰相反，他认为伦理判断反而最应具备规定性和普遍性的双重特征。而为了寻找这二者，他提议先绕开对道德问题和道德意见所涉及的事实问题的探讨，而将伦理学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研究道德词的意义之上。

·规定性（与描述性相对）：黑尔将伦理学区分为描述主义和非描述主义（即伦理判断中，除了价值判断，能否容纳事实判断）。他认为道德判断同时具有规定性和描述性的双重特性。事实描述是价值判断的基础——这代表着道德中包含有事实和立足于事实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能从描述中直接推得价值。因为事实描述毕竟只是具体的，而价值规定则是抽象的。

·普遍性（与个别性相对）：黑尔认为，康德没有区分道德命令和一般命令的区别，但事实上这二者是有不同的，一般命令是普遍的特殊的判断（即祈使句），但道德命令却具有普遍性。但道德命令的普遍性并不就意味着毫无灵活的绝对主义，结合前一条当中所提到的“描述性”成分，黑尔认为康德所说的道德命令的普遍性，是容许将特定境遇考虑进去的。

·评价性（使用道德语词）：结合上述二者，可以知道道德词的使用同时具有描述性的用法和规定性的用法，另外还具备的一种则是评价性的用法。黑尔认为最基本的道德语词有三个，分别是“善”、“正当”、“应当”。前两种都是评价，后一者则是规定，所以道德判断并非都是规定性的。

除了作出上述关于道德判断三点性质的说明之外，黑尔还区分了道德思维的层次性，构建了“新功利主义”。

-直觉思维层次和批判思维层次；

-形式体系（义务论）和经验内容（目的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