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198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那一年我九岁，弟弟八岁，九月里爸爸脱产深造，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妈妈微薄的工资除了养我们的小家还得资助山区里更加贫苦的叔叔一家。
那一年我们住在妈妈学校新建的职工宿舍里，红砖房的水汽尚未晾干，每个夜里都透着沁骨的寒气。那一年家里还要烧煤球，一吨煤就要妈妈半个月工资，寒夜里微弱的炉火总也烧不热我冰凉的脚丫。
那一年弟弟严重营养不良，常常一整天也不吃一口饭，又黄又瘦，像个小萝卜头却不知道哪来的精力淘天淘地。
最艰难的时候家里只有几只酱茄子，白水手擀面里没有盐，妈妈说就着齁咸的茄子吃也没那么难吃。
天气越来越冷，巷子里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宣告着春节就要来了，我和弟弟盼呀盼，就盼着爸爸赶紧放假，从省城给我们带回许多许多好吃的。
年幼时不知道日头的长短，总觉得盼了许久许久，可年没来爸爸也没来。有一天学校外面传来了二踢脚一般的声响，瞬间空气里米花的香甜气息弥漫开来，从不知道饥饿的弟弟也不由得咽了咽口水。他小老鼠一般从屋子里窜了出去，片刻又风一般跑回来，揪着妈妈的衣角又蹦又跳：“妈妈，是爆米花的来了，快给我大米，我要爆米花吃。”
妈妈牵着我俩的手，掀开房角的木箱，里面有姥姥家新送来的面粉，却没有一粒大米。弟弟的脸垮了下来，蜡黄的脸上更加没有了生气。他在小厨房里踢踢打打，却把不知什么时候老家送来的麦粒翻了出来。他抱着麦粒口袋，说：“妈妈，用麦子爆米花也好吃。”
那时候一碗大米的加工费是两角钱，妈妈翻遍口袋好不容易找了两毛钱给他，却发现家里没有了白糖。
看着弟弟渴盼的眼神，要强的妈妈咬咬牙让我去隔壁邻居家借点白糖，我去了，却空着手回来，隔壁阿姨说她家也没有白糖了。
最后，没有加糖的小麦爆出的米花除了闻着有一股焦香味，吃起来难吃极了，我和弟弟端着一脸盆土褐色的米花回家，却没有一点食欲，抓一把尝尝。
我俩蔫头耷脑的走着，隔壁阿姨家的小孩也抱着脸盆从我们身边走过，脸盆里雪白的米花冒着甜丝丝的味道，他示威似的抓起一大把塞到嘴里，满脸得意。
那盆米花孤零零的放在厨房一角，直到年前，大包小包的爸爸终于回来了。
脸盆里的米花被倒到了屋外的菜地旁，脸盆里盛满了爸爸从省城带来的稀罕物件。那细长的带鱼一点都不好看，弯着腰的虾子也透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我俩只中意爸爸带回来的糖果，我第一次知道除了奶香四溢的大白兔，还有种黑乎乎的糖果叫巧克力。
我和弟弟口袋里塞得满满当当，黑乎乎的小爪子被手里的柿饼子红橘子的糖水冲出五颜六色的沟壑。厌食的弟弟食欲出奇的好，一大口一大口，冲着隔壁家的小孩吃得心满意足。
其后我家天天笼罩在各种各样肉食的香气里。巧手的妈妈把爸爸带回来的稀罕物加工成各式各样的熟食，我和弟弟疯玩一阵回家，随手就能抓一把丸子排骨之类的解馋。虽到年关家家都准备了许多吃食，但都没我家的稀罕精巧，那一刻小小年纪的我们真觉得达到了人生的小巅峰。
转眼到了年三十，冒尖的一脸盆肉丸子也被我俩当零食吃下去了一大半，虽然还没到过年，可自打爸爸回来我俩天天都像在过年。
爸爸还给我们买好了新衣服，弟弟的是黄褐色的皮夹克，我的是大红色的条纹衫，都配着那个年代最流行的黑条绒裤子，三十下午洗刷干净，换上新衣就等着过大年。
那一年第一次买了许多花炮。我清楚地记得光买花炮就花了 54元。那是妈妈近一个月的工资。可我和弟弟不管这些，我俩只顾着高兴。夜色朦胧尚未完全黑透我和弟弟就已经扛着那个年代极稀少的烟花弹去校园里燃放了。
一个纸筒里装着40颗颜色各异的烟花，隔几秒就有一颗发射到空中。我和弟弟高高举着胳膊，认真数着刚放出去的这颗是第几颗。慢慢的数数的声音越来越大，一院子的小孩都围着我俩大声数着烟花弹。那一幕就像一张油画，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爸爸毕业了，职务得到了提升，却并没有涨多少工资。三月里春寒料峭，爸爸便骑着自行车去隔壁县城的奶粉厂批发几箱奶粉，再加点钱以低于市场价卖出去。他每个周末跑一趟，我和弟弟每周都能吃到土豆烧排骨。
再后来妈妈去省城的毛纺厂批发毛线，巧手织成毛衣，穿在我和弟弟的身上，若有人问，再把毛线加点钱卖给他们。每个月晕车的妈妈总要坐几次长途去省城拿毛线，我和弟弟也跟着她第一次吃到了电视里见过的荔枝，猕猴桃等稀罕物。
再后来，我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1989年的春节是我记忆中生活的分水岭。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记住当年的每一个细节。
再再后来，我也成了一个妈妈，我才知道那盆没有糖的土褐色的麦粒变成的米花是我父母心头的一根刺，为着我和弟弟不再苦，那个春节，爸妈倾尽所有，让我俩过上了最甜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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