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万历十五年》一书，颇有感触。感慨于明朝官场的混乱与不堪，却又为那些烨烨生辉的人所折服。    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 此时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蕴育新型生产关系。万历三大征，扬大汉雄威于寰宇，威震敌胆，蒙古、倭寇望而却步，再保大明六十年国运，实为不易。　　万历时期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此外，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故而万历时期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此时还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以及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艺术蓬勃发展。　  万历时期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也是满清初起，世风堕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他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那么这个慢性病的病因是什么呢？封建制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他们都有经世之才，却都败于封建制度之手。可见，封建制度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极大的阻碍。    此外，另一个导致明朝衰亡的原因乃是其封建道德礼制。对于孔孟之道的作用，历代皇帝都极力推崇。他们和他们的文官集团想用道德的力量，来统治他们的疆土和人民。用道德体系来保障乡土秩序，而不去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1587年，万历领导下的文官们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西班牙人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了对英国的全面战争。西方也拉开了全面的工业革命。历代皇帝都会被推崇为人的楷模，上天之子。万历从懵懂无知的小皇帝，到励精图治的精干皇帝，再到颓废无为的慵懒皇帝，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在年轻的时候，多么的想建立一个强盛的大明帝国，而且亲身去实行各种礼仪规范。来实现以“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可是，当他在看穿了这些文官们的阴阳两面以后，思想发生很深的变化，开始了消极怠工。他的消极怠工，不是针对个别文官，而是针对整个道德礼治体系。在传统戏剧里，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了解了万历的遭遇之后，也明白过来，皇帝并非可以随心所欲，皇帝只不过封建帝制里的一颗最大的棋子而已，而且始终受着道德礼教体系的压抑和控制。从“争国本”一事便可看出礼制的强大。连所谓“天下共主”都被礼制所束缚，可见礼制不可动摇之地位。    然而，明朝黑暗的官场仍有光明之处，不说为天下呕心沥血的张居正(他虽然是“贪官”，确实真的为百姓办事的，甚至累到吐血。)，也不说无为而治的申时行(改革之后多亏了他的休养生息政策)，只说“大明神剑”海瑞，表明人性至善的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