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岁那年，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和父母一起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欧洲之旅。为此他答应父亲将来以从事商业活动为职业，而不是随自己的喜好把人生目标设定为做一名学者。父亲了解为学之道的艰难，本意是为他指示一条以自己为参照的相对容易的人生道路。但无意让儿子产生受逼迫的感觉，他将两种选择放在儿子面前摆明：一是如他所愿地做学者，踏上没有确定性可言的冒险之旅；一是有迹可循的对自己负责的坦途。选择后者才有机会一起旅游，选择前者则必须告别以旅游为代表的各种享受。也许是不够自信，也许是未能充分估计做学者的内心愿望的强烈程度，更可能是察觉到父亲的倾向性，因而谨遵其愿，作出放弃同时也享受旅游。
在有感而发的游记中，他记下了一位荷兰海军上将的肖像：在这幅肖像的旁边陈列着与其生平有关的物件：他的佩剑、他的酒杯、佩戴在他身上的勋章，还有一颗最终使这一切都归于无益的子弹。他记下了在伦敦进入王宫的厅堂亲眼见证全体贵族棸集在一起等待陛下召见的场景：那些贵妇就象是一群改扮了装束的农家女子。对于在温莎城堡的花园中看到的正在散步的国王夫妇，他觉得他们和寻常的市侩没什么不同，“国王是一个相貌堂堂的老人，王后很丑，一点儿也不体面。”他也亲眼见到了从霍夫堡驾幸出游的奥地利皇帝夫妇，“皇帝从里面走出来，在皇后前面引路。后来他坐在皇后身旁，亲自驾驭马车。两人的衣着十分时髦。皇帝身形瘦削，他那张脸实在太傻，没法不让人觉得长这张脸的人更适合做裁缝而非当皇帝。皇后并不漂亮，不过看上去要聪明些。”他在法国剧院中见识了拿破仑的风采，面对观众们的如雷掌声，拿破仑欠身致意然后就座。这次阿图尔无法保持冷静和疏离，时刻留意他的一举一动，舞台上的演出反倒无关紧要了。尽管如此，阿图尔还是对创造历史的英雄们满腹狐疑，他总是问自己，这些所谓的英雄在显赫一时之后又留下了些什么呢？一片废墟，而后一切都归于寂灭。他觉得只有那些杰出的头脑方可留予后世经久不衰的东西。
旅行期间给阿图尔留下至深印象的应该是在橹舰上服苦役的囚犯，他们在土伦军械库集中住宿，同时也供游客参观。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让每个初到的游客都震惊不已。与母亲将他们视为异类而深感恐惧不同，他被从未想象过的人间惨况深深触动。在1804年4月8日的日记中，他作了如下记述：
他们被分为三个等级;一等人是那些罪行较轻的囚犯，要么是些逃跑或投敌的士兵，或者是不服从上级指控的士卒等，他们在这里不会待多久，只是戴着脚镣，可以自由行走，当然这也只限于在营房之中，进城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等是那些犯罪情节较重的人，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被重铐两两拴在一起。第三等人是那些罪行最为严重的人，他们的脚铐被死死铸在长凳上，一刻也不会松开。他们只能坐在那里干活儿。在我看来，这些不幸的人所受的苦比死刑更为残酷。光看这些橹舰的外观就可以想象得出来，上面一定肮脏无比，令人作呕。这些舰只不再出海了，这些老旧的船只再也无法修复了。对于这些被铐镣锁在长凳上的囚犯来说，这些长凳就是他们的牢狱。他们的饮食只是水和面包而已，令我不解的是，这些饮食简陋、饱受奴役的人简直被人当做牲口一样对待。这真是糟糕透顶，试想这些可怜的奴隶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这意味着一生的苦痛。而对于那些已经受了25年的痛苦仍然不知目的何在的人来说，这情形真是令人绝望。此时的感受简直太可怕了，不幸的人被牢牢钉在暗无天日的橹舰上，除了死神之外，别无其它可以让他从中解脱。对于某些人来说，由于他们不得不与那些锁在一起的其它囚犯相邻为伴，因而更加痛苦。十年或十二年间，他们每日里长吁短叹，陷于绝望之中，却仍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够摆脱奴役。如果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他们会变成怎样呢？他们将回到人间，然而对于人间而言，他们在10年前就已经死去了。退回10年，年轻时拥有的憧憬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些从橹舰上服苦役回来的人，即便是10年的惩罚也无法洗刷他们在一瞬间里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不得不再次成为罪犯，在绞刑架终结自己的生命。当听说这里有超过六千名苦役犯的时候，我震惊无比。这些人的脸可以为面相学提供充足的素材。
这样的叙述里无疑蕴含着一颗感同身受的同情心，母亲早就察觉到阿图尔对不幸和苦难的现象的敏感，很不以为然，经常向他挑明，指望他在这方面有所控制，有时甚至无情地予以嘲弄。她本人倒是见过就不再多想，而阿图尔是见过就难以忘怀，他不是故意的，只是在这方面拿自己没办法。这个差异是他日后与母亲很难有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后来他形成的对人生和世界的痛苦认知也以苦囚情境为原初意象。几十年后他在忆及年少之时写道，“在17岁那年——当时的我尚未经过系统正规的教育——人生的苦难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恰如释迦牟尼在青年时代洞见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时所感到的震撼一样。从这个世界中传达出来的真理如此响亮明白，它随即战胜了同样对我影响颇深的犹太教学说，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绝不可能是某个仁慈的主所创造的，或许它乃是魔鬼所造，这个魔鬼把自己所创造的生灵带到人间，为的就是欣赏他们所受的苦难，以此为乐，正如苦囚制度的设计者和运维者一样。”
他还记述了三次登山经历，攀登的高度和难度肯定不值一提，冒险犯难不是家庭旅游计划应当包含的事。但攀登的过程给予长期在平原地带生活的阿图尔极新也极受震撼的体验。“途中经过冰川地带，沟壑纵横，其间溪流不断，时不时发出冰块落入深渊时的巨响。这直是一出戏，眼见着巨大的冰块，耳听着冰块滚落发出的轰鸣，流水潺潺，水从岩石四周落下形成瀑布，头顶上的山峰被皑皑白雪所覆盖，飘忽不定。所有的这一切难以形容，令人称奇不已。人在这里所见到的是自然的力量，巨大无比。”在日出时分登上山顶的阿图尔这样写道：“与仰望时不同，此时太阳的光辉收敛了许多，它如同一只透明的圆球浮将上来，将最初那一刻的光辉射向我们。在我们愉悦的目光中，太阳见到了自己的倒影。我们脚下的德国全境仍处于黑夜之中。正如我们所见，随着太阳越升越高，黑夜渐渐退去，并最终在它的身下完全躲开。”日出之时的巅峰体验使他获得“遍及尽揽的阅世之眼”的概念，与这个概念相伴的是一切尽在我心的超脱之情。山巅上待久了是很冷的，再说多看一会儿也就那么一回事。山坡上的木屋里放着一本留言簿，到过的人可以在上面抒发一些感受。在一页又一页写满只言片语的纸上，无数颗心的情怀汇聚起来，每个留心的人都会发现在自己之前有无数来过的人，他毫不怀疑在自己之后会有无数的人再来。阿图尔的留言是：“谁能登临而/一语不发？”其后是严肃认真的署名“来自汉堡的阿图尔·叔本华”。
这次游历的旅行日记让三大本子写得满满的，即便是多年以后，他也未必领会到自己有过一次明心见性的历程。在帝王将相的转瞬即逝的祸害或功业面前，卓越学者们的成就以及身后声望让他内心深刻认同。这也跟他此前的大量阅读不无关系，父亲藏书不少，从荒淫猥亵的法国小说到各个时代的哲学典籍，他都没有放过。前者对他的影响不足为害，或者说不是特别有害；后者潜移默化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虽然典籍类的书对十多岁的少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他心中的仰慕之情是真切的。当然，这并未对他后来岁月里的低俗表现作太大的抑制作用。
旅游享受完了，作过的选择有待践履。阿图尔的世界一下子缩约为账簿和往来信函。在这么几间狭小的房间里，在如此干燥的空气中，该如何处置脑海里的冒险和眼眸中的好奇呢？在这里，处于这样的桎梏之中，人的姿态会发生变形。虽说父亲强行将儿子送到那里，可毕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儿子成为弯腰驼背的人。他拐弯抹角地指责儿子：“我相信，同时我也恳请你像其他人那样挺直了腰杆走路，否则你会驼背的，那可太难看了。无论是在伏案书写之时，还是推而广之在一生的行事之中，端庄的姿态十分必要。因为如果在餐厅里见到一个驼背哈腰的人，那人们就会断定他是一个乔装改扮了的鞋匠或裁缝。”不久后的他再次在信中警告儿子：“关于行走和坐姿端正这件事，我将请求任何一个与你交往的人给你一下子，如果你把这件大事情不放在心上的话。那些公侯子弟就领教过，为了避免一辈子当浑球，一时之痛就不可免。”父亲或许也预料到，儿子的弯腰驼背与所受的苦不无关联，而这一痛苦正是由于他将某种义务（学做生意）强加在儿子身上造成的。作为补偿，他建议儿子骑马和跳舞。这两件事倒深得阿图尔的欢心，尤其是跳舞。名媛闺秀云集的舞会不仅是共同娱乐的时机，也是寻找与发现的游戏场，物色未来妻子的男生和等待潜在夫君发现的女生不乏其人。阿图尔相对而言更用心于前者。不止一次有朋友夸他在舞场的表现风度翩翩，若是他能不把肚子朝舞伴挺得过于明显，效果还会更好一些。显然，对这种难以自持的表现他不是毫无察觉，就在同一时期的日记中，他写下了无助的慨叹，“哦，情欲！/哦，地狱！”
这种虽佐以消遣仍备感枯燥和艰辛的商业学习历程并未持续太久，父亲的弃世使阿图尔能够重新考虑今后的人生。阿图尔的父母是典型的老夫少妻组合，有二十来岁的年龄差距横亘在他们之间。这种类型的婚姻一般说来是由各有所需的实情促成的：资产丰盈的男人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对青春美貌的女人有着强烈的渴望，觉悟之后变得现实的女人完全明白关键之所在，而不会为枝节问题或小情趣误导。即便如此，温情脉脉的面纱仍有必要遮掩在冷硬的实情之上。应该说在这方面阿图尔的母亲约翰娜最初还是勉力而行，只是后来其父日益显得衰弱无能并沉沦到颓废沮丧的状态中，约翰娜才逐渐放弃克已禁欲的自我约束，转而由着自己换着花样享乐。后来渴望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约翰娜在自传中不无自得地提到，当年面对甚感意外的求婚，18岁的她当即作出肯定的答复，尽管当时对方给了时间让她考虑周详。为此，她以解释的语气写道：“从最初的爱恋中生出的柔弱花朵被命运无情践踏之后 ，我百念灰冷。我那时以为，生命就此终结了，怎么过都无所谓了。每个人在年轻时经历了初次苦痛之后都会轻易而心甘情愿地为这种迷妄所左右。”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婚姻少不了对命运的怨恨，对内心感受刻意掩饰，违心的屈从，以及想做得自然却很难做到的柔顺逢迎。在她那些一度获得广泛关注的小说中，总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本来全心投入地爱过，最后却未能如愿以偿，无论是命运的阴差阳错，还是自己的失策或失败，她们此后都在深藏不露的怨恨中以苟且的方式行事。不管恋人是怎么失去的，她们都长期念念不忘，以为若能再次得到他就是再次得到全世界的肯定。经过最初的剧痛，她们慢慢成熟起来，得以理性地看待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逐渐获得运作阴谋的胆量和智慧。他们不再惧怕委屈自己，下嫁某个除钱之外再也没多少可称道之处的男人。很难说这些小说里有多少表露自我真情的成份，但在自传中，她倒是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从不虚情假意地表明我对他的爱是多么的炽热，而他对此也没有什么要求。”当她以过来人和胜利者的语气追述往事时，她不自觉地忽略那个大她二十来岁的老男人最初几年里常有的真情挚爱的表示。应当说，在他时日无多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日子里，她采取了越来越轻松愉快的态度对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25年之后，当阿图尔忆及当时情景，作了如下言论：
我知道女人是什么。她们把婚姻当做为自己提供吃穿的补给站。我的父亲久病不愈，十分可怜，整日坐在病椅上无法起身。他被独自撇在家中，身边连一个能恪尽职守照顾他的老仆人都没有。当母亲举办沙龙时，父亲却沉浸在孤独之中；当母亲欢娱享乐之时，父亲却痛苦不堪。这就是女人的爱!
他的死有诸多迹象表明是自杀，虽然相关的亲属对此竭力否认。考虑到他将近半年以来的状况，以及他向来不缺执行重大决策的意志，他的主动弃世应该被认为是理智加勇气促成的高贵行为。然而此事还是成了母子之间的禁忌话题，以及深刻不和的根源。
在正式的讣告上，遗孀约翰娜·叔本华只是这样写道：“我在此履行令我悲痛万分的义务，向诸位亲友通告家夫因不幸的意外事件辞世，谢绝一切吊唁，这只会加剧我的痛苦之情。”随后不久，她开始大刀阔斧地处置遗留下来的资产：变卖豪宅，关闭商号，移居它处。她坚定自信地实施着心中的计划，干劲十足，犹如重生。她是丧夫一事的受益者，她不屑对自己的欢欣情绪有所掩饰。
相对于约翰娜的无所顾忌，敢作敢为，阿图尔就显得优柔寡断了。他不想继续差不多致使他身体畸形的经商学业，但又不敢断然放弃，因为他认为那样是对慈父生前嘱咐的背叛。如此一来，他的心头总有些哀怨和惶惑，在给已移居魏玛的母亲的信中，他那并非蓄意流露的情绪使她难以忍受，但对如何给予儿子指导这一问题她也有点伤脑筋。他已成年，她不能象给出指令一样叫他这样选择那样选择。她否定了他遵从先父嘱咐的执念，要求他真诚地面对自己，敢于争取自由，获取应当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她说她了解过一种在内心有违本意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她想让他免去这样的痛苦。她要他在经商与治学这两者当中重新进行考虑。无论如何她都会为他把路铺平，但决定必须由他自己做出。最后，还是另一个人写给他的一段话促使他下定决心弃商从学。在晚年他坦陈当初读到它时他泪如泉涌：
在作出这样一个对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之前，必须对自身作出更加认真严肃的考察。或者欲求必须如此的强大和坚定，以至于人可以把自己交给它去处置，就像人可以听从真正的本性一样。后者无疑是最可信的和最好的。因为这恰恰表明了你内心的呼唤。仅仅出于对某种使命的不满而使自己委身于另一个使命，这只能带来烦恼，因为后一种使命只是凭借其外在的魅力吸引着我们，而我们却不知道，它是否会迟早引起我们同样的厌倦和不满。这样不但一段宝贵的时光就此逝去，无法挽回，而且由于这样的错误判断，人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制定和遵循新的人生计划的勇气和力量。
约翰娜迁居的魏玛比起汉堡来小得可怜，它名为城市，但叫它小乡镇更符合实情。十九世纪初它的人口徘徊在七千至八千之间，七百多幢大小不一的房屋就是这座所谓城市的全部实体。满街乱窜的猪与随处拉屎和吃草的牛是日常景观，当时公爵颁布的清洁令中有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条款：城中粪便由粪车运送出城。如果没有车辆，就应在集市之外的日子里将粪便处理到僻巷之中，周日或节假日里不许把粪便留在路面不管。与城中无处不有的畜粪便气味相得益彰的是鲜明而强烈的市侩风气。住在城里的大部份居民是一群小城市里惯常的市侩，在他们身上，你既感觉不到宫廷的精致也体会不到特别的富足。很少有人喜爱闲适的生活，而且有钱的人也太少，因此没有闲情逸致游艺享乐。由于这座城市本身就很小，而且居民的生活按部就班，因此不需要警察、更无须秘密警察，每个居民就已经处于宫廷的特别监视之下了。如果一个人来到此地就是为了消遣娱乐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觉得魏玛是一个令人伤心之所。上午是工作的时间，就连那几个无所事事的古怪家伙也羞于被人当做闲人。当你午后走进一家咖啡馆，你就会看见里面空无一人，店中的伙计无聊地搓着手。他甜言蜜语地跟在你身后简直要把你逼近墙角，因为你的光顾使他幸福无比。到了晚上，你会在这里撞见一帮文书，这些人吞云吐雾简直要使人窒息。约翰娜不惜折损资产从汉堡那样的都市迁到这个小城镇图啥呢？在这一点上她并不讳言自己为的是享受这里的文艺氛围。不管多么不可思议，当时的魏玛确实具有极高感召力的文艺氛围，颇为刺激人的市侩风气和人畜粪便气味只会使它更吸引人。文艺气息的主要源头之一是歌德。
歌德是贵族，但那时的贵族在走下坡路，赋予他们自高自大气概的资本正遭受着崛起的资产阶级的侵损，不过在魏玛尚未如此，这里没有规模化的工业，更没有资本家。在春情萌动的岁月里，他曾不自量力地追求过斯泰因夫人，当然最终并未闹得不欢而散，毕竟在教养方面谁也不比谁更欠缺。他俩日后还保持长达十多年的独特友谊，在很多被误导的人们当中誉为美谈。在对自己情场上的运气和本领有所了解之后，他很快开始与名为克里斯蒂安娜的女工人姘居，并以挑衅性的姿态不作丝毫遮掩。对于等级观念和市侩风气都很强烈的小城魏玛而言，这当然是难以接受的。但主宰着小城的公爵宠幸他，愿意为他遮风挡雨，所以事情很少演变到公然羞辱的地步。如此看来，歌德似乎是贵族圈内的贱民，他的不以为意也加剧了注重荣誉感的有关人士内心的愤恨。事实上，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刺激了内心的表达激情，作品一部接一部地推出，影响力也突破了德语地区。
他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一些小情怀，总在经受一些日子过得悠闲的人才能理解的考验。他对随遇而安的性情或者说本领评价很高，无论处于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能保持泰然自若被他认为是人之高贵所在。作为一个自信而开朗的人，他相信自己并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高贵品性，并且一有机会就把它详细道出。例如在谈到一次敌军迫近的时候，他说“只有那一次，在管家与车伕就哪些东西先搬运的问题喋喋不休时，我提醒他们时间紧迫，并用稍微严厉了一点的语气训斥他们。”
1806年10月15日晚，拿破仑的士兵不请而至，在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吵嚷着要见见名闻遐迩的主人歌德，当时他已经脱了外衣，只穿着一件宽敞的睡袍下楼来，向他们询问唤他何事，他的语气不亢不卑，他的外表凝重而尊严，没有流露出惧怕之情。士兵们似乎对他的表现很满意，放过了他。在深夜，士兵们迟迟不能入睡，相约再找他玩玩。他们抽出刺刀闯进卧室，歌德一见就吓呆了，克里斯蒂安娜大叫一声，跳出床外想把他们赶出去，结果被士兵们推来搡去，她的高声呼叫把在歌德家避难的那些为数不少的人吸引过来，士兵们的本意不是为了将事情搞大，只不过为了取乐，见到紧张激烈的态势，他们也就满足了，纵声狂笑着离去。这事给了歌德大难不死的感觉，他甚至觉得一家人把匪兵击退了。在日记中写道：“纵火，劫掠……真是一个恐怖之夜！我们的房子得以保住，全靠着坚定果敢和幸运。”幸运的是歌德，而坚定果敢当属克里斯蒂安娜。歌德之子奥古斯都的家庭教师福斯写道：“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我对歌德深感同情，他总是泪水涟涟，长吁短叹，不时一遍又一遍地念叨，`谁能接手我的房屋和庭院，这样我就可以远走他乡了。`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之后，在与朋友们相互安慰的聚会上，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想置身事外，却无事外可言。’”
无论如何，与他姘居已达十八年之久的克里斯蒂安娜在支撑着他。到头来他想通了，从符合自身感受的角度评价人与人之间的相同和差异。他叫人请来宫廷牧师，到宫廷教堂用于存放法器的晦暗侧室里，在一片寂静之中举行了婚礼，见证人是秘书和儿子。他给予朋友的解释或声明是“和平的日子里我们可以避开的规则在如今这样的时候就有必要给予敬重并庄重地践行。”这样一来，整个魏玛觉得受到了侮辱，报纸杂志予以冷嘲热讽。在歌德的出版商科塔所办的一份报纸中有这样的话：“在从战场传来的隆隆炮声中，歌德与他多年的女管家乌尔皮乌斯举行了婚礼。在几千张彩票中，她算是抽中了大奖。”
约翰娜本来是很难混入歌德的那个圈子的，虽然她有不少钱，还有亡夫的头衔可顶戴，也有拐弯抹角的亲友可作引荐，这些终究难以确立一下子就打得火热的关系。战乱的祸害帮了她极大的忙。她于1806年9月28日和女儿阿黛拉一起正式移居魏玛，半个月后战争降临此地，最初她试图逃离，但还是无可奈何地留下了。引人瞩目的是她的家成了幸免于抢劫和破坏的为数不多的几处房宅之一。在给儿子的信中，她写道：“我可以说很多事情给你听，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可是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我深深知道，你总爱苦苦思索人的痛苦。你还不知道，我的儿子，我们这里所见到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不处于这一痛苦的深渊。”
约翰娜尽其所能地帮助别人。她把麻布送给伤员包扎伤口，看望受伤的人，沽卖葡萄酒、茶水、马德拉酒、烧肉汤。她还自豪地写道，她的这些举动随即为其他人所效仿，包括歌德在内，他打开了自家的葡萄酒窖。人们已经无法再为伤员们安置住宿了，因此那些没有可能存活下来的伤者如果很快死去的话倒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这样就腾出了地方，“死神帮了极大的忙。”当时面临着瘟疫的威胁，幸好野战医院及时清空了伤号。“当我听到4500个已经不成人形的伤员被运送到城外的消息时真是十分欣喜。处于相同情况下的我，若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我会让那个在我们门口折断手臂的小男孩立即离开，而不会费力救治他。这真是磨炼心灵的时刻。”
风暴过去了，人们在危险之中以种种方式彼此温暖着对方，他们不愿这么快就失去这种突然之间自发形成的这种关系。好运气加上对他人的关怀照顾，约翰娜迅速在魏玛赢得了声望，歌德向她走来并对她说：“现在，因为冬天比任何时候都充满阴霾，因此我们必须聚在一起，让我们彼此慰藉，使阴郁的日子变得晴朗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后远近闻名的约翰娜·叔本华家的茶会有了雏形。
1807年5月底阿图尔离开汉堡这个已被频繁的战事搞垮了的城市，彻底放弃经商前往哥达求学。他很快就在学习和社交两方面混得不错，在给朋友和母亲的信中他自豪地谈及二者，朋友们的羡慕和赞叹令他得到了强烈的满足感，而母亲对他的社交捷报却不以为然。她回复说：“我不喜欢你和这些伯爵家的千金小姐和男爵们纠缠在一起。在我们这个阶层中难道就没有一个让你感兴趣的人吗？那些人和你不一样，他们生下来就不用去争取什么，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的观点和前途与我们不同，与他们交往会导致更大的支出，而且还会搅乱我们的视线。你属于市民阶层，你也最好待在这个世界里。好好想想，你曾向我保证，你愿意放弃一切的荣耀。与追逐浮华和表象相比，如果你能够献身科学，这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
过分的自鸣得意很快就表现出侵犯性。他以高高在上的派头写诗讽刺老师，接下来的惩罚远未严厉到逐出校园的地步，但他觉得再也没法待了。对于儿子到魏玛的可能性，约翰娜深感顾虑，她建议他去邻近的阿尔滕堡市，在那里的人文中学就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仍然会同意儿子移居魏玛。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得定下一些规矩，为的是谁也不要插手对方的事情，“不要损害双方的自由”。
关于她与儿子之间的相处之道约翰娜还从来没有说得如此一清二楚：“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拐弯抹角，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愿望和心中的想法，为的是我们彼此明白对方的想法。我真的喜欢你，对此你不用怀疑。我已经向你证明过这一点，只要我还活着，今后也会继续证明给你看。我的幸福就是知道你生活得幸福，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可是不必成为你幸福生活的见证人。我对你说过多次，与你生活在一起会很困难……我不想对你隐瞒，只要你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会付出极大的牺牲，我很难做出决定。我不隐讳你的优点，让我感到害怕使我退缩的不是你的……内心，而是你的个性、你的言论、你的观点、你的评判、你的习惯，总而言之，在事关外部世界的问题上，我与你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一致。再说你的闷闷不乐不但让我感到压抑，而且也败坏了我那欢快的幽默情绪，而这对你也没有丝毫助益。瞧，亲爱的阿图尔，你来这儿看我也就那么几天，可每次都会有激烈的场面出现，可都只是为了些不值一提的事情。只有当你走了以后，我才能自由地呼吸。你在场的时候总是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抱怨不休，你那阴沉的表情，你那些荒诞不经的判断，它们就像卜辞那样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不容人们对其提出异议，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压抑。其实我多么想对此提出异议，而每次我都必须强烈按捺住内心中的抗争，只是为了不引起新的争吵。我现在生活得很平静，这一年以来我都没有经历过如此不愉快的时刻，这还得感谢你。为了自己，我保持沉默，没有人反驳我，我也不反驳任何人，在我的家中听不到大声喧哗。所有的一切周而复始地运转，我也走着自己的路。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不会发现谁发号施令、谁俯首帖耳，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可我不知道它的轨迹。这就是我最真实的存在，如果你还愿意让我在余生继续拥有这份安宁和幸福的话，那么就让它继续下去吧。我亲爱的阿图尔，如果你再长几岁，对某些事情再看得透一些，那么我们彼此之间会更和谐。”
阿图尔对母亲的个人生活的干扰多数情况下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不自觉地滑到那个方向上去。有时在经过反思之后，他也觉得应该更好地控制一下自己的心态和言行。他认可了母亲的要求，移居魏玛，准备通过自学考大学。两年后，他进了哥廷根大学。
他在医学专业注册学习，后来他还是从这个实用的专业转到哲学，他觉得没法把精力集中在市民阶层常有的维持生存的目的上，对于“哲学没有实际用途”的友善提醒，他回答说：“生活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下定决心，用思考生活的方式度过一生。”他的人生，他的内心感受，他的自我在他的意识中成了问题，他没有去找它们，是它们纠缠着他。他觉得问题的解答之道可在哲学中探得，或者经过哲学式的思考获得启发。
几年之后他在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将世界的整体本质抽象地、一般地、明确地用概念来重述，并以理性把这种本质作为反映出来的写照固定在不变的、经常备用的概念中，这就是哲学。在离死不远的日子里，不无预感的他谈及哲学时这样说，“在某种哲学中，如果你听不到哭泣、号叫、咬牙切齿以及对立双方之间在相互残杀时发出的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呼吼，那么这样的哲学就根本不是什么哲学。”二者可分别视为从肯定的视角和从否定的视角对哲学所作的概览，也是他在哲学之路上的起点的展望和终点的回顾。中间是大段的人生岁月和偶或成书的文字。在前者，他对理性有极大的信任，并视世界的整体本质为理所当然，是只须讲出即可明了的实在。在后者中，他毫无保留地将悲情体验视作哲学的核心，它的真实与否得以评判的依据。
综合他的著作和人生历程来看，他呈现了属于心智剧场的底本，在他偶尔得观全局的剧场中，他发现了虽变换扮相却始终相同的那几个角色，并对不同节目从属于同一底本的可能性有了警觉。他认为，人之所是由人之所欲表现的，有什么样的欲望就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从人具有主体性的意义上讲。客观且更与多数事实相符地讲，由什么样的欲望摆布就是什么样的人。欲望在心内以欲念的方式起作用，向外表现为欲求，觉醒的自我会感到欲念阻碍自由，欲求侵蚀自主。蒙昧的自我对自由和自主不敏感，它只会在既有理性的指导下对欲之实现作方式方法的取舍，从欲念到满足又到新的欲念这一接连不断的过程，若是流转得快，就形成幸福感；慢，就产生痛苦。如果停滞，就会出现可怕的、使生命僵化的空虚无聊，活得不耐烦的苦闷。欲念的满足将自我越来越紧地勾连在特定种类的对象和生活方式上，最终它们成了自我之所是和所有。欲念的受挫带给自我痛苦，它可能对目标或方法另作谋划，也可能受到刺激而觉醒，看穿建立在苦乐体验之上的伪劣价值和虚假意义，进而选择争取自由和自主的禁欲之路。这是只在少数人的生命中出现的契机，将他们带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和痛苦之中。心智剧场的角色分化了，节目的剧情也深化了。新观念和新诉求在自我的理智与积习的对抗中风雨飘摇，自我的意志成了它们或明或灭的决定因素。如果理智在意志的支持下挺过初级阶段，自我会在痛苦中获得对抗得住痛苦的快乐，在匮乏中体会匮乏不足为害的富足，在耻辱中彰显漠然无动于心的荣耀。自我既已匪夷所思地分化又在更高的维度表现为统合。往昔忽起忽灭却又常起主宰作用的冲动和激情这两个角色得到超渡。
他在谈及经受住了考验的人时说，在与自我的积习和原有性情作过许多艰难斗争之后，内心起主导作用的就只剩理智了，不受欲念愚弄的理智，明镜般映照世界本来面目的理智。没什么能再让他恐惧，再让他激动，因为他已把扎根于欲念的千百条藤萝，亦即使心灵在各式各样的嫉妒、愤怒、贪婪之间纠缠不清的攀附物全部斩断。如今他以宁静的微笑旁观形同幻影的世间，视种种激烈的纷争如孩童的任性嬉闹。
人所向往的就是他所缺而求之不得的，这话用在阿图尔身上是合适的。他讲述的内心的淡漠和对外界的超脱与他几十年里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与母亲发生的最后一次剧烈的争执能够体现他在自己过得不如意的时候会向与已有关的人造成什么样的灾难。约翰娜在次日写给他的信是这样的：
昨天你在你的母亲面前表现得异常无礼，临走时狠狠地将房门带上，这道门永远地将我和你隔开。我不愿再容忍你的肆意无礼，我已经厌倦了。我要到乡下去，在获悉你已经离开之前我不会回家。我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健康，因为如果再一次出现昨天的场面，我的心脏又会急速跳动，这有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你不知道母亲的心是怎样的东西，这颗心爱得越深切，它感到的痛楚就越深，而这一疼痛恰恰来自于它那曾挚爱的人。我在信仰的上帝面前保证，不是米勒，而是你自己扯断了与我的亲情。你对我的生活以及我为了追求快乐而做出的抉择横加指责；你对我无端猜忌，轻蔑无礼；你对我的家族不屑一顾；对于我享受的快乐表现出明确的反感；你还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当你心情糟糕的时候，你当着我的面对我没有丝毫敬意地肆意发泄，如此种种。我感到，这些行为举止充满了恶毒，正是这一切将你我分开……你的父亲在临终前几小时还告诫你要对我表示尊重，绝不要惹我生气。如果他还活着并且亲眼见到你的举止行为，他会说些什么呢？如果死的是我，与你打交道的是父亲，你敢这样对待他吗，你敢于决定他的生活、他的交谊吗？难道我就不如他？难道为了你他做得比我多？难道他比我更爱你吗？……我对你的义务已经尽到了。你搬出去吧……我跟你不再有什么瓜葛……留下你的地址，但不要写信给我，从现在起我不再会看你的任何一封信，也不会回信……事情就此结束了……你深深地刺痛了我。保重，尽你所能地让自己幸福生活。
信中的米勒是住在约翰娜家的房客，担任公务员，诡称有贵族头衔的文艺爱好者，对女人过于殷勤和暧昧有时惹人评论，阿图尔想得还要具体一些，他怀疑他是她的性伴侣。暗地里也有类似的流言在传播。这个事以及财产方面的争执其实还是诱因，根本在于他难以接受母亲貌似于充实和欢乐的生活，对于愁思冥想已成习惯的阿图尔而言，某些类型的欢乐情景是会对他发出有刺激性的嘲讽意味的，忍耐力极为有限的他不惮以过激的态度作出反应。事后他在日记中所作的反思是这样的：
我们追随着黑暗，听从生命欲求的强烈渴望，我们越走越深，陷入恶习和罪孽之中，陷入死亡和虚妄之中——直至生命的怒火渐渐掉头转向自身，我们终于明白我们选择的空间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我们心中所想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通过痛苦、震怒和惊骇，我们才回归自我，走向自我，优良的认识诞生于痛苦之中。
这给人的感觉很深刻，也有点沉痛的意味，但对他的情绪反应方式的改变毫无助益。在他日后与母亲和妹妹进行的必不可免的交往中，怨恨之情仍在他的内心起主导作用。当与别人的谈话中提及她们时，他毫无顾忌地称其为“那两个蠢驴”。几年后，他在著作中饱含感情地写道：“人在意志冲动激烈而凶猛时加诸他人的痛苦就是标明他自己具有痛苦的尺度。这些痛苦的经验并不能压服他的意志，也不能导致最后的否定意志。”在另一处他转而谈到痛苦对于觉醒之人的效用，“痛苦既压制意志的张扬，也促进清心寡欲的形成，身受罕有的巨大不幸而未垮掉的人甚至会在敏感的人眼中显示出神性。”后来他以仰慕之情谈到，“一种极高超的人物性格总带有几分沉默伤感的色彩，而这种伤感决不是什么对于日常不如意之事常有的厌恶之情，而是通过认识形成的一种意识，意识着一切心内身外之物的虚妄不实，意识着一切生命皆在不是既有就是会有的痛苦之中，并不仅仅意识着自己的痛苦。”
阿图尔目击耳闻过很多痛苦，在内心也切身感受过很多痛苦，还殚精竭虑地对痛苦作过大量思考，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约翰娜具备强大的选择性忽略和遗忘的能力，万事顺其自然，于人于已方便，对人对事不妄加评判，泰然自若地让日子一天天过下去。他怎么会样？母亲怎么能那样？对此他也作过思考，也进行过改变自我之实然成就自我之应然的努力，终究以宿命色彩的“我就是我”宣告其徒劳。他认为，人之所是在自我有所了解之前已经定了，有违本性的改变自我的努力只可能以对因时因地而异的界限的认知而告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人是盲目的，免不了进行很多注定是徒劳的尝试，最终知道自己是什么的人是痛苦的，不只是因为在此之前已有很多挫折，还因为此后再也不会有起安慰作用的幻想了。他在思考日常生活中的死亡现象时作了这样的叙述，“人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在驱退随时迫近的死亡，因此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与死亡搏斗。再放大一点，通过每一餐饭，每一次睡眠，每次取暖，我们都在写死亡搏斗。我们从一出生就距离死亡如此之近，因此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努力推迟死亡却终究无一例外地徒劳的可笑行动。”他在弄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还活着干嘛呢？难道不是有违真诚和理智么？他觉得人不是非得有理智和真诚才能活，无来由无目的的意志对人的生存起着更大的主导作用。
有时他也自轻自贱地说，有的狗莫明其妙地狂吠不止，有的狗还乘人不备地咬人；如果人们宽厚一点，不时扔两根骨头给它们啃啃，问题将不复存在。这说明他的一些说法即使是实情，也难逃不体面的牢骚之论的嫌疑。他知道这一点，有时也并不受此困扰。但他知道值得仰望的宽厚之人在哪里吗？他的骨头具体而言又是什么？
假如他能把自己的性经验作为留在时光之镜里的自我映象来观审，他应该能够看出一些端睨。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件中常常以买弄的语气谈起他的风流韵事，女方不是生于贵族世家，就是来自豪门巨富。他本人作为享有大量遗产的富豪之子，应当说还是具备进入那些圈子的条件，但这些都是自慰性质的臆淫，说与他人不过是为了提升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种事落在常人心目中素以达观睿智著称的哲人头上，好像有点不好理解，却是事实。
他与一个德累斯顿姑娘维持了四年多的关系。她是一个婢女，结成夫妻的可能性很小，会有极大的障碍有待突破。这个他懂，但并未受其困扰，而她也许同样未作过多的期待。他把这事当作值得夸耀的谈资向朋友吹嘘。朋友探明实情后予以奚落和嘲讽，他没觉得受到打击，不无坦然地向妹妹通报此事。妹妹深感惊讶，提醒他此事在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可能获得的评论。他不以为然，觉得自己没什么错，不管从良心而言还是从良心以外的其它方面而言。恰好在他的重要著作完成不久，她有喜了。在搞清楚情况后，他确认了孩子是自己的，他的著作作为精神上的孩子和他的血缘意义上的孩子相继来到世间，使他在几个月的时期内都处于平生少有的志满意得状态。他作出承诺，要在经济和其它一些方面给予孩子帮助。但妹妹深表怀疑，警告他说：“不要从通常的狭义上去理解你的义务，你们这班坏家伙就会把自己的义务削减到这种程度——我真希望这孩子根本没有踏入人世，可是她已经来了，关心她吧。”
他暗示妹妹在他不便之时稍稍照顾一下孩子和孩子的母亲。她答应了，不过仅限于送钱给她们，因为阿黛拉了解到她正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几个月后那孩子死掉了。阿黛拉写信通知阿图尔：“你的女儿死了，我很难过。如果她再长大些，一定会给你带来欢乐。”就在同一时期，他在信件中告诉阿黛拉他在认真考虑结婚的打算。女方家产富裕且有明确身份。阿黛拉在表达应有的关切之后，隐晦地要他考虑事情会不会很顺利。实际情况表明，她的顾虑不是多余的。一封把他的姓写错了的信很能说明问题，这是名叫特雷莎的女子在收到阿图尔告知很快到她所在的威尼斯的信时回复的，“亲爱的朋友！收到你的信，得知你还没有忘记我，而且还这么在意我，我是多么的高兴。相信我，亲爱的，我也没有把你忘记……我爱你，想见到你，来吧，我等着你，我要拥抱你，在一起过上几天。我已经有了朋友，可他总是出门在外，不在威尼斯，只是偶尔来我这里。星期天他肯定要去乡下，在那里待上15到20天。你尽可以来，不用担心，我全心全意地等着你。我与那位`经理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么久以来只和那一位朋友来往。那些英国人，他们从英国逃到这里，出于绝望而来到威尼斯，我也不再和这些人有什么风流韵事了。”
在众多的风流韵事、英国人、经理人、以及余下的那些朋友中间，特雷莎要给这位她连姓都记不清楚的阿图尔留一个空隙以便他能钻进来，就那么几天。假如阿图尔将这个故事作为一桩严肃的婚事说给阿黛拉听的话，那么这个牛皮可是吹大了，要么他就是产生了强烈的幻觉。
阿黛拉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或许没有一个人会像我爱人那样来爱我”，她觉得自己具有某种特别的能力，能够区别出“肤浅”和“深沉”的情欲。此外她极度不相信男人，不过他的兄长是个例外。对于他的那些冒险，阿黛拉评论道：“当你和这些寻常一般的女子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不要完全丧失尊敬女人这一能力。有朝一日上天会将一位女子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感到某些比你现在的躁动更加深沉的东西……”她对哥哥讲给她听的事感到有些痛心，认为他所说的风流韵事都与爱情无关，不是她希望听到的。
阿黛拉在魏玛以学识才华著称，她有不寻常的好学深思的性格，年纪不大的时候，她的学识就全面精深得让很多人惊讶。她的举止端庄得体，谈吐活泼动人，善解人意的同时不乏奇思妙想，艺术方面也极具鉴赏力，很多人只从作品中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她能以简明而准确的话挑明，使人恍然大悟地深受感动。大家对她的心灵的欣赏很少有所保留，可是对她的外貌或明或暗地表示惋惜。她的心智与外貌之间的这种反差对多数男性而言到底是过于强烈，与她的聪慧一致的是，她十分敏感，外貌的异常不可能不使她感痛苦，只要她不能对他人的明显或隐晦的感受置之漠然。她渴望获得爱，然而却深深感到，自己的形貌将她与真实的爱的世界隔断。于此情形没太大助益的是，美人奥蒂莉娥成了她形影不离的蜜友。围着她俩打转的人当中，狂蜂浪蝶和正人君子都有一些。他们的真正目标都是奥蒂莉娥，阿黛拉对此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但有时仍不免误判状况，特别是当奥蒂莉娥情绪不稳定而使仰慕者深感受伤的时候，他们会在阿黛拉面前痛诉衷肠。有一次她在日记中写到，她被爱包围着，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如她自己期望的那样爱她。她感到自己多数情况下是被人利用，没有谁真正对她个人在乎。看到奥蒂莉娥在情欲方面要怎样便怎样，她不无嫉妒地批评她除了性爱之外，什么也不寻找，什么也不思考，什么也不呼吸！这些评语也适用于她本人，也正是这点酿成了她一生真正的悲剧。，阿黛拉在日记中倾诉自己的感爱、想法和反思，然而中心主题只是一个愿望，也就是能够在肉体和精神上获得男性的爱。当然，迫于母亲和种种传统义务的压力她也不得不寻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伴侣。然而奇怪的是，她被人爱的渴望近乎强迫症，正是这一渴望将她那些平素里为人称道的品质（例如聪明伶俐、心灵手巧）一举击退。她精神高度紧张地四处搜寻着爱的迹象，她始终心存期望地暗中守候，随时迎候每一瞥友好的目光，每一句亲切的话语。然而这些期待几乎总是化为失望，由此便生出了种种伤感和抑郁。
平时她也写几句诗，创作些剪纸作品，读读书、唱唱歌、演演戏。她在这些方面小有所成，因此受到众人的称赞，她的天赋得到人们的承认。这一切虽好，却不过是细枝末节，并不能使她得到满足。这些兴趣爱好只是为求偶所作的铺垫，是空虚生活的填充剂。“每一天都在阴晴不定的黄昏中流逝，欢乐、痛苦、忧愁、玩笑，就像旅途中身边的景物那样，所有的这一切都从我的身边一闪而过，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牢牢抓住，根本无法平静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作为。”
在这种郁闷的情绪下，她不禁对自己的感觉方式产生了疑虑。她问自己，这些所感所受是不是一种间接的感受：即同感、同情、同乐，而不是某种强烈的触动，因为这种触动只可能来源于自己全心投入的生活之中。她心中想要的生活在她身边一闪而过，她置身于这种生活之外，它只属于别人，属于母亲、奥蒂莉娥——或只存在于舞台之上，生活在这里高度浓缩，以戏剧化的形式得到展现。阿黛拉对戏剧的激情恰恰来源于她对生活的失望，她喜欢在魏玛的业余舞台上表演，她还因为扮演伊菲格涅这一角色获得过歌德的称赞。在聚会中，人们喜欢听她的演唱，她能够如实传达出剧本中所要表达的强烈情绪。然而她在生活中却缺乏这种后盾。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打动她的东西总是远离她，当她全身心投入之时便迷失了自己。阿黛拉能说会道，语速很快，几乎连一口气都不喘。由于缺乏在别的方面的触动和认同，语言必然成为一种弥补。阿黛拉的气息很轻柔，因此特别喜爱剪纸，这种精致小巧的剪纸只能格外小心地触摸，放在玻璃后面观看的效果最佳。在大多数情况下，阿黛拉总是充满忧伤，她逃避到由回忆幻化而成的当前瞬间之中。一件件事情还没来得及展开便已经成为了回忆，它们在回忆之中苏醒过来变成了另一种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无法成为当下的现实。
在这种生活状态之中，一起有点奇遇性质的事让阿黛拉的心头牵挂不已十余年就不是太奇怪了。在普法之间一次规模不大的交锋之后，她和奥蒂莉娥在城郊公园散步时发现了藏匿树从中的一个负伤的狙击手。以当时官方选择的立场看，他是一个敌人，但她俩并不认同官方立场。她俩不仅没有向当局报告，反而以密谋冒险的方式将这个伤号藏在让他更舒服的地方，还予以悉心照料，随后她俩自然而然地爱上了在她们心目中已成英雄的伤号。伤愈之后他也就归队了。时隔不久，他又两度随部队在魏玛驻扎。这时他已是翩翩公子，在沙龙里的交际活动中尽显风流，不过他也并不讳言新娘还在老家等着他。当他彻底告别魏玛，阿黛拉就开始了漫长的单相思。他是她的意外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被她拯救过。在她无尽的回忆和思念中，对他的发现和拯救被理想化为真实生活的起点。在她为他而写的大量诗作中，他获得了神话般的地位。多年以后她在审视自身时仍将他作为重要参照。在1816年除夕之夜的日记中她以呼告的语气写道：“费迪南德，我的所作所为，我的所思所想，我的生活是否都符合你的心意呢？”她在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年龄相仿的男人时，也以他为标准进行，敬意的程度取决于跟他相似的程度。若是不幸有明显的不符或冲突，她就没法抑制心中的鄙视了。在又过十年之后 的日记中，她如此写道：“此刻我想起费迪南德，就如同想着自己的命运，就如同想着我对彼岸的期望，就如同想着上帝，没有心愿、没有怨悔、没有眼泪。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对它言听计从，而此时此刻它也走到了尽头。”
1821年阿图尔也遇上了令他至死牵挂不已的人，她名叫卡罗琳娜·里希特。在17岁时一个姓梅冬的机要秘书使她怀孕，孩子生下来后她就把姓改为梅冬，重新在心中定义了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虽然儿子只活了一年左右。遇到了阿图尔的时候她19岁，主要从事舞台演出，有时跳舞，有时合唱，有时当戏剧演员。在柏林市郊的流动剧场上，她常扮演的是替补情妇的角色。为了心理补偿，也为了经济上有所接济，她在现实生活中实行倒转，与众多的情夫同时保持关系，而且不屑对相关方面有所隐瞒。她的姿色和戏剧艺术界的思想解放允许她如此行事。阿图尔那时间热衷于看戏剧表演，于是宿命般地迷恋上了她。日后他可没少体会到妒火中烧的煎熬。即便如此，三十多年后在他临终之际，仍对她念念不忘，甚至在遗嘱的财产分配计划中也对她有所考虑。在阿图尔对她的第二年包养期，她生下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深感痛苦之余，他还是决定带她离开柏林，换一种生活方式。可是她毫不让步地要把儿子一起带上。后来，他还是想通了，打算与她结婚，却被她胸部不时发作的疼痛吓住了。为此她回复他说：“我没有病，你的耽忧完全多余，你的怯懦令人作呕。”接着列举了几位近期向他求婚的男人，向他指出他并不在优先考虑之列。经受了痛苦、嫉妒、忧虑、热望等的轮番折腾之后，他去了南方。在明亮的天空下，他也会允许自己有一些通达的想法：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让她只和一个伴侣生活在一起，这真是一种非分的要求。叔本华在反复掂量，他对卡罗琳娜没有十足把握。“女人风光灿烂、才华尽显的时间本就短暂，让她在此期间只守着一个男人，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她要为这一个人守身如玉，但这样做对这个人毫无用处，而让很多其他的人对此钦羡不已。因为采取这种拒绝的态度，她自己也会感到缺乏活力。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按照叔本华的设想，一个女人应该同时拥有多个男人，而男人应该被允许先后拥有多个女人。“在单一伴侣关系中，男人会觉得一下子拥有太多，而时间一长又会觉得太少；而女人正好相反。”正因如此，“男人们半生是乱搞的公羊，半生是戴绿帽的王八。”和卡罗琳娜在一起的时候，叔本华主要得扮演“戴绿帽的王八”这一角色。
作为情人会经常的失去理智，对此叔本华深有体会，有一肚子苦水。正是由于失去理智，这导致了叔本华陷入了一桩古怪的意外事件之中——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和一个女人有关。
1821年8月12日，叔本华在家中等待卡罗琳娜的光临。叔本华的邻居是一位时年47岁、同样名叫卡罗琳娜的女裁缝，当天这位邻居和她的女友们占据了前厅，这样他们只会成为自己与女友幽会时充满好奇心的目击者，叔本华可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况且她无权使用前厅，因为前厅属于叔本华。而现在却有陌生人侵入了他的意志领地，因此必须将她们赶出去。叔本华命令三位女士离开这个房间，女裁缝拒绝离开。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叔本华在这位女裁缝提起诉讼的庭审中提供了以下证词：
“最后我威胁道，要把她扔出去。可是她仍然与我对抗，于是便发生了以下的事情。可是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我用双手卡住了她的脖子，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么做；而是我围抱着抓住她全身，当时的情形下也只能这样，把她向外拖，可是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反抗。她在门外大声喊叫，说要控告我，而且她还喊着要她的东西，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扔给她。可是还有一件我没有看见的小东西留在屋内，于是这便成为她很快又一次陡然闯进前厅的借口。我再次把她推出去，她还是拼命反抗，声嘶力竭地喊叫，好像要把整幢房子里的人都惊动了。当我第二次把她推出房门时，她跌倒在地，我认为她是故意的。因为这就是这种人的手法：她们见自己积极的反抗达不到目的，于是她们便采取消极的方式，尽量让自己多受一些苦，这样她们就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控诉。她在此之前喊叫要控告我，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现在我声明，她的陈述完全不符合事实，纯系杜撰。按照控方的说法，我把她的帽扯了下来，她随后完全不省人事，我用脚蹬她，用拳头打她。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凡是对我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都会先天地（a priori）相信：以我的性格、地位、教育，这样残酷的粗暴行为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可是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受理了女裁缝赔偿诉讼的柏林高等法院都不愿相信，这位哲学家被指控的“粗暴行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由于“轻微的、没有造成明显伤害的殴打行为”，最高法院判定叔本华支付20塔勒罚金。可是女裁缝对此并不满意。因为她自称“整个身体右半边麻痹，使用右臂非常吃力，即使是仅仅一会儿”。当获悉叔本有丰厚的财产之后，她向判决委员会提起新一轮上诉。专业的法律人士支持她这样，毕竟这里面利益均沾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她要求叔本华每年承担赡养费并支付康复疗养的费用。除此之外她还申请判叔本华徒刑。这场诉讼自此变得可怕而复杂，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当叔本华烦闷不已，以为外出旅行一段时间事情就会自行消停，没料到在不甚愉快的旅途中，他被告知自己存在柏林银行的财产被没收了。这让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去，对判决提出申诉。没完没了的扯皮又得进行下去。长达五年时间的折腾让叔本华觉得还是作出有限妥协算了，最终的判决是： 只要卡罗琳娜·玛尔奎的伤势（照这样女裁缝的说法，这伤是殴打和跌跤造成的）不见好转，叔本华必须每季度支付给她15塔勒。女裁缝又活了20年。有一回叔本华气愤不已地说，玛尔奎“够聪明”，她“一直没有让自己的手臂停止过颤抖”。在他获悉她的死讯那天，他恶狠狠地在日记上写道：“老妇死，重负释。”并非不值一提的是，国内八十年代的一篇著名文章将此事说成是傲慢无礼的资产阶级寄生虫对贫苦无告的无产者的残酷迫害。
有时他也到花街柳巷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也不都是单纯的释放受压抑的性欲或发泄心头难解的愤懑。在他的秘不示人的随笔集《写给自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她太老了，已无过多的情感在她的心中起作用。对于我的动作，她既不迎合，也不抗拒，有时我感到是在操弄机器，定睛一看还是觉得她是人。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纹路我越凑近看就越惊奇和迷惑，命运的作品和命运的损毁物是我对这张脸的最后认定。我自问，她自己对此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了解呢？我随即自答，她对自己的一切都有明确无疑的了解，并以无动于衷的方式予以接受。由此她得以免除对未来的虚妄期待和对既有一切的徒然感伤。”
当他的身份意识有所觉醒，念及自己的情欲历程，没法不感到乏善可陈。“全都是残花败柳！”他以此总结了交往过的所有女人。至少有一次他严肃地企图达成与他所在阶层的价值观没太大冲突的婚姻。对方是刚见面不久因而也谈不上有多少了解的17岁女孩，考虑到自己的父亲就是在年近四十的时候娶了18岁的母亲，他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难以理解。只是比起他父亲当年得势商人的魅力，他自己的失意哲人的身份就不太容易得到人们的欣赏了。在一次乘船外出郊游的时候，叔本华送给她一串葡萄，这位名叫弗洛拉的姑娘后来自述：“可是我不想要，因为这个讨厌的老家伙用手摸过了，于是我悄悄地把葡萄放在身后，顺手让它滑落到水中。”这个细节和其它一些细节一样应该都没有进入叔本华的视线，哲人们心醉神迷的自失是有名的，说不定当时他就处在类似状态，否则，他不可能不结合对方的表现对事态进行评估。他没用太大的勇气就向女孩的父亲提出求婚，对方既惊讶且难堪：“可她还只是一个孩子！”他把决定留给未成年的女儿自己去做。叔本华并未透露自己诱人的财产状况，很可能即便摆明也不会对事情有所助益。因为姑娘明确地对家人说她对叔本华十分反感，她甚感陌生的哲人派头更增强了她的厌恶，他言谈举止的很多细节都让她吃惊，而他本人却毫无察觉。他被拒绝是毫无疑问的，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自称哲人的他竟然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对人之常情也很不敏感。
在将近20年前，叔体华在自己的手稿本中写道：“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处理当前每一件表面上必然是显得十分重要的事情，正是这种态度让我们每个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可笑之人。或许只有少数杰出人物才能够超越它，并从可笑之人变成发笑之人。”当他能从自己显得可笑的情境当中超脱出来，并对自己的可笑之处作对象化的观审，他发笑的机会无疑会大大增加。
其实，毫无保留地倾情投入形成的局面多数情况下难逃可笑的宿命，因为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如愿以偿，天遂人愿的小概率例外最后也会让当事人觉得“不过如此”，为当初狂热的不切实际的判断感到羞臊。保留态度是自尊的根据地，骄傲的庇护所，免于可笑的首要防线。这是叔本华晚年觉得自己有资格就人生智慧发表意见时得出的观点。从他1819年发表重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起，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寂寂无名，他在书中对天才作过几次论述，无疑他认为自己就是有待发现的天才，他还认为该书是自己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怀着这些信念，他努力进行布道的尝试，甚至与当时的学界红人黑格尔摆出挑衅性的对抗姿态。黑格尔至死未朝他瞥上一眼，更不用说评论一下了。
经过大半辈子的求取和守候，他终于声名鹊起。在经受了功成名就之感的冲击后，平静下来的叔本华称其为成名之喜剧。他深有感触地说：“从人类幸福的观点来看，名声只不过是可以让我们的自尊和虚荣得到满足的一小口稀有、美味的食物。这种自尊和虚荣大量地存在于绝大多数人身上，虽然他们将其隐藏了起来，或许在那些追逐名声的人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清楚自己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一旦机遇出现，他们便让自己的价值接受考验并最终获得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认可。直到这一情形出现之前，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隐秘的不公正待遇。”在另一个场合，他又以供认不讳的语气说：“我们最大的快乐，还在于别人的赏识，尤其是值得尊敬的人的发自内心的赏识。”大意相似的话，黑格尔说起来就底气更足一些，“人的价值在于承认，承认外在于自我的价值，同时作 为有价值者被承认，无可否认的承认。”最有力最无可否认的承认当然是大学体制和官方的了，至少黑格尔觉得如此，因为他不足四十之年就得到了，其后一直受用不尽。他以对精神的阐释开始发达，在成名作 《精神现象学》中，他以近500页的篇幅讲述精神的种种运作和表现，他确信见过精神本身，历史的世界的既往当前以及未来的人的精神，并由此得以结束该书的写作。当时拿破仑正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和普鲁士作战。在耶拿，人们做着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拿破仑的军队攻入耶拿。黑格尔此时正写到结尾的段落，他看着窗外的士兵，他们就在大街上支起帐篷宿营，用从集市商铺和肉肆里拆来的木板和木桩生起一大堆火。一阵阵浓烟钻过窗子的缝隙进入房内，就在这天夜里，黑格尔完成了他的著作，他用以下这几句著名的话作为《精神现象学》的结束语：“目标、绝对知识，或知道自己是自己的精神，必须通过对各个精神形态加以回忆的道路……对那些……显现出来的存在方面来看，加以保存就是历史，从它们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组织方面来看，就是关于显现的知识的科学。两者会合在一起，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了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唯有
‘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
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
就在这天夜里，耶拿城中燃起了大火。法国人放火烧了剧院，接下来便趁火打动。黑格尔把书稿装进包里逃离住所。当他回来的时候，屋子里一片狼藉；衣服不见了，哪怕是一张没写过字的小纸片儿都找不到。可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瞧上罪魁祸首拿破仑一眼：“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骑着马穿过城市外出侦察地形。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就是这样一个个体，他集中在一点之上，坐在马背上，却能席卷和统治着整个世界。”在很多人都觉得活见鬼的时间和地点，黑格尔觉得见到的是精神。黑格尔本人也是有精神可言的，从他孜孜不倦的著述可以看出，从官方授予他的官职和头衔也可以看出。精神驱动着他尽可能多地对一切受人关注的事物发表见解。有些人不无遗憾地指出，假如他稍加约束，不对数学、物理学、美学等等进行述评，他的那些崇拜者还要更敬仰他一些。一个同时代的名人这样描述过他：
他未老先衰，有些驼背，不修连幅，讲求舒适，一件黄灰色的睡袍就这么顺着肩膀经过收缩的腹部一直拖到地上。从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吸引人的高贵和优雅之处。紧接着人们可以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发现他透着一种老派市民阶层所具有的令人尊敬的正直坦率。他也绝非妙趣横生的人，说话很费劲，就算利索地说出来几句来，也不容易让人懂，他的口音很重。对于暴露他来自穷乡僻壤的口音，他好像一点办法也没有。讲台上授课几十年之后依然如故。
这个说法里头应该没什么无中生有的东西，毕竟一个名人张嘴瞎说是不太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说明他觉得既然有精神，很多方面都可以随意而无须担心不测的损害，或许也是他和光同尘的意愿。即便如此，很多人仍络绎不绝地涌进他的课堂，渴望从他的精神中汲取一点精神，享用之后也让自己精神起来。那时大学职能主要还是面向实际的职业培训。但是这种勤勉和进取的根基还不是很牢固，大家凭借着孜孜不倦、单纯的钻研精神想要弄明白事物的宏观和整体，要弄清楚一切事物从何而来，它们现在又是怎样。那些认定自己将来要做轮盘和螺钉的人，他们满怀新奇、激动不已，他们想要知道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处。人们虽然有如此的好奇心，但是人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许有一天好奇心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在这种好奇心中有一种逃避风险的心态，在黑格尔的课堂上正好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好奇心。因此形形色色的人涌进他的课堂，其中有兽医、保险经纪人、行政部门的公务员、歌剧演员、商社的职员等等。人们或许无法很好地明白黑格尔所说的，但是只要明白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存在着这么一个人，他什么都明白，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好的。当时人们的情绪和需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叔本华对黑格尔的公然挑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他把课堂开到黑格尔的隔壁，就象发现某个门店生意火爆的商人也在附近搞一家一样，这里头很难说没有眼红眼热的羡慕和嫉妒。事实表明，学术跟生意还是有点差异，对他开的课感兴趣的人起初就很少，准确地说是屈指可数，尽管他殚精竭虑地作出改善状况的努力，却于事无补，听讲的人不仅未能增加，反而流失了。没用多久，他就发觉为了面子还是趁早溜走的好。其实他的学说真要在当时火爆起来，引发的局面很可能是他吃不消的。当时宗教迷信的势力仍很大，教会在相当程度上挟持着官府，教士们很少对学术有兴趣，但肯定都很关注学术产生的影响，异端邪说的提倡者不再象早些年那样割舌截肢上柴火堆了，不过仍一些厉害的手段被教会保留下来。
叔本华打出的旗号是意志，它既非精神，亦非道德，与所谓的历史理性也没有什么瓜葛。它是一种充满活力，同时又孕育着灾殃的东西，与之俱来的是死亡、不幸和无尽的仇恨。他心中充满的并非是创造的乐趣，而消减的艺术。他开创了一个阻滞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深深触动着在世间不得其所的人的灵魂深处。这在很大程度是是他的平生经历和形成的内心感受的写照。
意志遍在且恒存，石头意愿自己永远是石头，而不是悲惨地被碾成齑粉，或是在风雨的侵蚀下慢慢地解体。谁能更真切地体会石头的意志呢？无论如何，个体的和共同体的意志谁都没法睁眼不见，它在得遂之欲的哺育下长成，在意欲实现不畅的紧张中强化，在迟早会来的不可抗拒的终局中归于寂灭。人生诸苦很大程度在于对终局难以理会和接受。对意志的超渡成为醒悟者的艰辛劳作；一方面他致力于意志的空无化，力求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涤除主观意愿的成份，以致他常常回避交往，仅仅面向自我地实施；一方面他自求多苦，以往令意志深受冒犯的痛苦被他加以利用，从各方面对意志进行瓦解和削弱，他很清楚自我的意志的归于寂灭是他努力的终点，如果他进一步醒悟，他就会知道不存在也无须有所谓的终点，并且毫无抵触心理地接受这一点。
在寂寂无名的岁月里，他对名声的渴望是无以复加的。1839年1月，他的一篇应征论文获得了一等奖，他表现出来的兴奋劲头很多人都觉得象个孩子一样，由于这个活动是挪威的一帮人搞的，他将此事上升到国际性的高度，频繁奔走于驻地领事馆和外交事务部门，这个活动和他得到的认可实在是被他大大地高估了，事实上发起者收到的论文极少，在后来的一次活动中，他们只收到叔本华一人的论文。既然如此，头奖就理所当然了吧？举办者不认为如此，他们批驳了叔本华的行文风格，对观点不置一词。这给他的自尊心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后来他声名鹊起，印行这两篇论文时，明确表示将它们公之于众是为了让那帮人当众得到一记响亮的耳光。在享受了几年名人的快感后，他也不免有些腻味，同时更多地懂得了一些道理，不无自嘲地将其称作“成名之喜剧”。出乎意外并令他惊喜的是，他的著作也受到相当数量女性的关注和喜爱。向来在女性面前说不上有多少好运的叔本华终于可以气定神闲地宣称：“对于女性，我还没有下最后的定论。我认为，如果一位女性能够做到避开大众，或者能够使自身获得升华，那么她就能够不断地成长，并超过男性。”这时的他有没有对以前发表过的针对女性的恶毒言论感到后悔呢？功成名就之感对他的性情的改变实际上是有限的、不彻底的。在他外出游荡晚归之时，他有用手杖大力敲打楼道的毛病。多次如此之后，有人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他：“哲学家先生，你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叔本华傲然反问：“您觉得穿行于晦暗夜色已久的人这样做还能是为什么呢？”看到对方哑口无言，脸色严峻的他表情有所缓和，“我是在传唤自己的灵魂。”这让对方更感困惑，出于对邻人的关怀，他说：“莫非您经常丧魂落魄么？”这时叔本华再也没能忍住，大笑而去。
作为老光棍，生活难免时常无趣，因此他养了一只鬃毛狗，取名为“宇宙精灵”，在出入高级饭店时，他总是置“宠物禁入”的规矩于不顾，当有人好奇地看着他时，他大声对狗教训道：“你这个人，干嘛总是东瞅西瞅？”当有人提高嗓门引起他的不快时，他又对狗说：“不该吭声的时候你不停地嚷嚷，该吭声的时候呢你又闭嘴了呢。”似乎不是不介意别人的感受，而是要激起别人的特定感受。他还经常夸耀自己的牙齿又好又多，认为这是自己胜过那些“寻常之辈”的外在征兆。他的并未随年纪的增高而衰弱的性功能，也不时成为他的自我夸耀的资本。“只是性病的预防始终值得放在心上，如果大家不是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以致对最近成就疏于耳闻，就不会过于忧虑，因噎废食。”接着他热情洋溢地谈起了可应用于各种情况的预前和预后方法。有人记下了其中之一是在性交后将阴茎放入一定溶解度的氟化钙溶液中浸泡，记录者还说当时在场的名媛淑女不在少数，他一点也没有征询她们是否愿意对这样的科学知识有所了解，扯着喉咙大声宣讲。当然，作为名人，必然成为关注对象，每个人的印象必然少不了倾向性。一些人对他的侵犯性无所察觉，一位作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印象的：
他体态匀称，始终衣冠楚楚（只是剪裁有些过时），中等身材，头上留着银白色的短发，两腮的胡子像军人那样向两边翘起，而面部其余地方则刮得很干净，面色红润，两只深蓝色的眼睛熤熤生辉，大多时候自足地低垂着看着眼前的东西，充满了睿智。他的面庞并不是十分漂亮，但却充满智慧，常常做出某种带着嘲讽的微笑表情。他通常给人一种内敛的印象，可是当他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他便显得古怪特别。大家在用餐时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内涵素养参差不齐，有一部分平常规矩本分的人也会变得目空一切，表现古怪的叔本华便为他们提供了谈资，成为他们讽刺的对象。他虽然常常显得有些滑稽、脾气不好，但其实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恶意的、善良的、只是有些不太客气的人。正因为他的这一性格，他成为那些讲究吃喝玩乐的有钱人经常嘲弄（当然并没有什么恶意）的对象，而这些人自己倒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
经常无目的地游荡的他有时会走很远，他那且行且止的步态是异于常人的，也有不少人说看到过他没有明显缘由地长时间伫立。附近玩耍的孩子们大惑不解，一些富于探索精神的勇敢男孩拾起石头向他掷去，被击中之后他仍没有明显的行动。虽然苏格拉底的随时随地进入冥想状态的事广为人知，但这样的事真的发生在象叔本华这样的具体的人身上，还是足以引人惊异。
叔本华的最后几个月是比较享受的。年轻貌美的雕塑家伊丽莎白·奈伊为了给他制作半身雕像，在他家里住了较长时间。她使他重新学会欣赏女性。在对一位访客谈及此事时，他不无惬意地说：“她整天都在我这里工作，我吃完饭回来，便一起喝咖啡。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结了婚的人。她是雕塑家，她在这里是为了给我塑像，我没忘记这个。我也能感到她在以职业的眼光打量我。为此，我不受困扰，或者说我有点享受这个。”
死前三天在与访客的一次交谈中，他说，病魔不久就要将他的身体吞噬一尽，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死后能够进入绝对的虚无状态倒是件好事情，可惜死亡让人看不到这一前景。老天要怎样便怎样，他至少理智尚存，问心无愧。1860年9月21日早上，叔本华比平时稍晚一些起床。女管家打开窗户接纳初秋清晨的空气，随后便离开了。没过多久，医生来了，叔本华背靠在沙发角上，已经死了。面部没有任何异样，丝毫没有挣扎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