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团队为何那么多人不中用
建文帝之所以被一个藩王夺取江山，其用人不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上用人不当的君主往往是重用奸佞小人，祸国殃民，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建文帝并非昏君，而是相当聪明，可惜这种聪明是书生的聪明，太陶醉于“理想”，这反映在他用了清一色的不通军事的文臣学士，没有着力注意朝廷核心班子文武互补优势，以至于军事问题爆发了，由外行人提出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应对措施，重用了一大批古惑仔式的“人才”。
第一，建文朝领导班子本身就有问题
建文帝的最终失败与最高领导班子的搭配不当大有关系。由于朱元璋的滥杀，到建文朝时能征善战的老将几乎杀戮殆尽，这对继任者建文帝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但话说回来，自古以来，人才一直不缺乏，缺乏的是领导有没有去发掘。
建文帝的失误就在于靠着相投的趣味来组建他的领导班子，这样就造成了建文朝的领导班子全是书生，你让他们背出哪段圣人的话，出典在哪，如何诠释，他们张口一套一套的，几天几夜都不累；你要讲推荐军事人才，他们马上就会将大摆军事“龙门阵”、纸上谈兵的李景隆当成战神来推荐。其实这些建文近臣根本没有深入了解军界，更没有像朱棣那般从军事战争实践中发现人才，及时提拔和使用人才，从而使得中下级军事能人很快的脱颖而出，发挥好军事人才的作用；可建文君臣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他们朝廷军队将领中不乏有勇有谋的军事能人，如朱允炆的叔叔平安（朱元璋养子）和瞿能父子都是杰出的将才，可他们被压在了“绣花枕头”官二代李景隆的下面，直到战争发生后才逐渐地被发现。即使这样，还没有及时地得到大胆的提拔和人尽其才，这就大大地制约了朝廷军队自身有效力量的发挥，挫伤了将士们的积极性，造成了朝廷军队越战越没劲而燕军越战越强的令人十分郁闷的尴尬局面。
第二，对李景隆等“至亲”的信任与重用
李景隆，开国功臣李文忠之子，朱元璋姐姐的孙子。对“至亲”李景隆，建文帝太过于相信其能力和人品，事实上对李景隆的错用一定程度上是将建文朝廷推上了不归之路，当然也有人给建文帝作了提醒，甚至连一向看好李景隆、不惜为他掩盖战败信息的黄子澄后来也感觉到了李景隆这个建文帝至亲不是个东西，但建文帝就是没听进去，更没有严厉处置战败的李景隆。其影响相当之恶劣，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建文朝廷军队的将士们看来，打了败仗也没多大事，这样一来，家底再厚也会给败光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建文帝越信任李景隆，李景隆越要“卖”建文帝，50万大军没了，100万石的军饷也全“送”给了朱棣，回朝以后他又竭力排斥和诬陷北伐的能将谋士，“景隆征还，赦不诛，又当轴用事，恶（盛）庸等掩己，谗间遂行”。应该来说，以建文帝的聪明不会没察觉出来，但对于至亲过度信任的思维定式终是建文帝一输再输。
第三，总是在关键时刻接受错误信息用错人
建文帝在削藩和北伐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总在接受错误信息，用错人。在是否要扣押朱棣三个儿子的问题上，大臣中齐泰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建文帝似乎倾向于黄子澄的错误主张，但他又不太放心，就是问徐辉祖（徐达长子），徐辉祖倒是正派人，比较明确地告诉了建文帝答案；而建文帝优柔寡断的个性在这个关键时刻又促使他去问徐增寿（徐达小儿子），徐增寿与徐辉祖同是朱棣三个儿子的亲舅舅，既然徐辉祖说了二外甥不好，是个后患，天下哪有做舅舅的要糟蹋自己本来品行很好的外甥的名声呢，所以说徐辉祖的话不用深究也能断出个是非来，可建文帝最终没听徐辉祖的话反而听了内贼徐增寿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齐眉山大战，本来朝廷军队并不示弱，建文帝派遣徐辉祖前去救援，这是十分漂亮的一招，如果乘胜追击，燕军很可能全军覆没，而当时燕军士气正低落，将领们除了朱能跟朱棣还算心往一处想，继续南下以外，其他的都竭力主张回归北方，下次再来。因此如果这时建文帝组织大规模的围攻，正是大好时机，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本来对前线反应不怎么灵敏的朝廷，这次却格外反应快速，朝中有人说，燕军已经北退，徐辉祖与朱棣是郎舅关系，将这么一个军事将领放在外面，不能说是件安全的事。建文帝居然听信这种小人之见，将徐辉祖迅速调回京师，顿使前线朝廷军力大减，终遭“诸将势孤，遂相次败绩。”
第四，重要辅臣的盲目自信与误国。
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是建文朝三位重臣，黄子澄齐泰主要负责削藩，方孝孺负责搞建文新政；三个重臣都很有学识，但没什么政治智慧或说政治阴谋，然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身这方面的缺陷。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接受的知识教育程度越高，越是容易形成一种很自负的心理，往往错误地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当做社会全部的智慧，往往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将一种学术上的个人主张放到了现实的政治决策当中去，难免不引起失误。齐、黄、方都有这方面的毛病，当削藩刚刚开始时，对哪个先下手，齐黄意见不一，齐泰主张先对朱棣下手，黄子澄不同意。建文帝固执己见接受了黄子澄的主意，最后养虎为患，使得朱棣加快了谋反步伐。
方孝孺也有问题。燕军逼近南京时，有人提出让建文帝赶紧外逃。这里有几种可能的去向，要是建文帝早点动身上梅殷、铁铉那里，或许后来的历史也要重写了，可方孝孺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当然不排除方孝孺主张里的合理成分。当时南京还有20万军队，如果让徐辉祖全面主持军事防御，或许南京还能抵挡一阵，但方孝孺偏偏出了自认为是狠招的馊主意——让藩王来守住南京大门，表面上看很好，结果却是便利了朱棣的进城。这又能说明什么？方孝孺曾经说“士之可贵者，在气节不在才智。天下未尝无才智而世之乱也，恒以用才骋智者，钓奇窃名以悦其君，卒致无穷之祸，而气节之士不与焉”。方孝孺将气节看得比才智还重要，诚然治国理政的经国人才的气节很重要，否则都像李景隆那样，早国将不国了。但治国理政更多的是政治权力上的争斗，将气节混淆于才智，那么迟早就要成为政治场上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