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在东晋王氏家族中，精通书法者众多，可谓父子相传，兄弟切磋，众人勤学，互相传袭，这在中国书法史上不仅表征出书法自觉时代，而且也呈现出群星灿烂的文化时代。
△王献之
王献之英年早逝（43岁），但书名与父亲齐名而并称“二王”，又同张芝、钟繇、王羲之合称为书中“四贤”。王羲之对献之期望很大，要求很严，亲自写《乐毅论》作为献之练字的范本，并积一生之书法艺术创作经验亲授爱子，以开启悟性并弘扬家学。王献之不负父望，才气英发，在父亲的教诲下书艺大进。幼年时，献之学书就极为凝神专一，世有其父拔笔未脱的传说。其书法后期兼取张芝，自为一体，以行书和草书闻名，而楷、行、草各体皆精。在继承王羲之内擫笔法之外，另创新的外拓之法而自成一家，令后世在二王书法夺鼎摘冠之争中，莫衷一是。
△王献之《地黄汤帖》
两汉至魏晋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无不崇尚书法，文人骚客皆以善书为荣。东汉赵壹《非草书》描述人们对书法的痴迷程度：“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划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表现出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狂热追求的心态。汉代张芝因《冠军》、《终年》等帖传达出夺人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激情，被冠之以“草圣”。晋卫恒《四体书势》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大抵即来源于此。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汉代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可见当时社会对书法的狂热程度。
书法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探索并创新的历史，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书法由“古质”审美范式转向“今妍”的重要里程碑。王羲之对当时的楷书和草书下过很大的功夫，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在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等方面皆入神妙之境。“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晋书·王羲之传》）
在我看来，在书法发展史上，王献之不满意于魏晋书法用笔过于滞重，结体古拙厚朴的形态，独辟蹊径，精研书势，以坚实的传统技法和戛戛独造的守正创新姿态，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转型为自然洒脱、典雅流便的大草书风，推进了中国书法文化的自觉时代到来。
△王献之《集会帖》
王献之颇有乃父之风，潇洒倜傥，不拘世俗之礼。率性秉真，飘飘若惊鸿。其事迹多有记载：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可谓文采焕然，情怀高古。
《晋书·王羲之传》“（徽之）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
《晋书·王羲之传》：“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毡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俄而卒于官”。对自己惭愧与郗家离婚一事。
——王献之的婚姻悲剧使其生命之痛历千年而令人揪心。他的元配为表姐郗道茂（舅父郗昙之女），夫妻感情极深，后因皇帝选他为驸马，于是逼献之与郗道茂离婚，献之通过烧自己的脚而致残来逃婚，但是未能成功，无奈之下只得任命运摆布娶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为妻。这无爱之婚姻，殊为痛苦！《淳化阁帖》里《奉对帖》，是王献之离婚后写给郗道茂的信：“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妹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惟当绝气耳！”痛贯心肝，身心交瘁，使得献之43岁而英年早逝，天才早凋，不能不令人扼腕！
△王献之《奉对帖》
王献之在继承父辈书风之上又能创新。他在十四、五岁时，就曾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他已经感到时风尚务简求变求美，必须将民间书法的“伪略”与章草的纵放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姿媚婉转，畅达宏阔的新体。在父亲书法的巨大影子中，王献之勇敢地走出来，自创神骏妍美的“大令体”，即处于楷草之间的行草和大草。
王献之性情较其父更为疏旷不羁，书法更具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势，行笔更快捷，情感在线条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开启了把气势和节奏放在法度和韵味之上的浪漫主义风格。
王献之的“一笔书”还在张芝“一笔书”之上更为完善，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转为行草气势不凡，一泻千里，毫无蕴藉中和之态，而是充满张力的痛快淋漓的运笔和刚健有力的情绪宣泄，具有与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献之《不谓帖》
王献之对自己独创的“大令体”、“一笔书”非常自信。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较，你觉得怎样？”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却说：“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晋书·王羲之传》）当然，王献之的话不免年轻自负，对自己与父亲书法之不同，颇有己见，于自负中也可以看到他创新的自信心。王献之既深受其父影响，又不墨守成规，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晋代的另一座高峰，与其父并称为“二王”，并对后代书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书法，但与王羲之齐名的还是王献之。
沈尹默在《二王书法管窥》中说：“大王内擫，小王外拓。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内擫是骨（气）胜之书；外拓为筋（力）之书。”“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研，不言而喻。”
仔细比较羲献用笔，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内擫笔法，并加以旋锋使转，方圆兼济，骨法森严；王献之则多用外拓转笔，大开大合，苍劲矫健。羲之内擫笔法重骨力而收敛含蓄，其书法具有中庸蕴藉的优雅之美；而献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张不羁，书法重筋力善绞锋使转而下，具有明朗宽博的豪宕之美。明代丰坊《书诀》中说：“右军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
早年献之通过学习父亲《乐毅论》而悟得笔法，写下了继承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小楷《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该书刚柔相济，虚和简静、挺直劲朗、宽绰灵秀，成为献之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前人评论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
△王献之《廿九日帖》
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钩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侧、纵敛、高低、长短的体势、增加字的动感，楷草相杂，书写自由，显示出献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怀的风格。
△王献之《鸭头丸帖》
行草代表作品为《鸭头丸帖》，寥寥两行，非行非草，个性鲜明，为传世真迹：“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此作品充分展示了王献之所创“稿行之草”的美学观，在两次蘸墨的自然书写中，墨色由浓润而枯淡，节奏起伏和气韵变化极为自然空灵。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帖》大抵为米芾对王献之《十二月帖》节临的结果。米芾在宝晋斋中收藏了《十二月帖》，经常观瞻临写，删去了与“一笔书”书写不太谐调的十个字，饱蘸浓墨任性而下，笔势连绵不断，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而成刚健豪爽的一笔书。可惜，米芾临写用笔过于肥厚，减弱了魏晋清奇洞达之气韵。清张丑《清河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于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可谓眼光独到。
【本文由 “宅贤蔻恩” 发布，2017年0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