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

近日传来四川亿万富豪刘汉被警方控制的消息，在此之前，人们普遍会把他视为著名企业家，当他被抓之后，假如还有人称之为“企业家”，我们会觉得不妥当，“企业家”这个词不应该用在这样的人身上，那样的话是“亵渎”这个概念，这意味着人们在潜意识中就把“企业家”和那种为获利不择手段的人区分开来，认为“企业家”应该有某种规范的含义在里面，那么这种规范的含义是什么呢？答案是对正当规则的遵循。发现机会的能力，敢于承担风险以及创新的精神，只有放在遵循正当规则的前提下才可以称之为“企业家精神”，假如这个前提条件不具备，那么，那么可以“不恰当地”借用凯恩斯曾用过的，并且被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和希勒用于他们一本书的书名的“动物精神”这个概念来称呼它。

就“正当的规则”的遵循与否而言，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有意识地破坏正当的规则；二是并没有破坏正当的规则的意识，但也没有遵循正当规则的意识；三是有意识地遵循正当的规则。就这三种情况而言，我们认为前两种都属于与“动物精神”对应的行为，我们分别称之为“动物精神一”和“动物精神二”，只有第三种才是与“企业家精神”对应的行为。

除了这个“规则”方面的差别外，两者还有另外一个差别。动物精神主要是一种“反应性”的行为，如下面所说的对获利机会的反应，而企业家精神是有“主动性的”，它首先是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然后才是利用外部的机会。

上面指出了企业家精神和动物精神有这样两个区别，但在现实中，人们是不会去区分这两种“精神”的，并且，由于两者短期内都有共同的结果，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而导致人们难以区分两者。甚至“动物精神一”的劣迹被揭示出来之前，它和“动物精神二”和“企业家精神”会被人们同等地视作是“企业家精神”而加以褒扬。确实，现实中，“动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是混在一起的，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既有动物精神，也有企业家精神，在一个社会中，也可能同时有动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只是相对的比重不一样。由于这种难区分性，那些有“动物精神”的人也会被人一概地视为“企业家”，导致两者的差异被忽视。

传统的“企业家精神”概念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动物精神”，或者说，传统的企业家精神概念是广义的，它没有把自己“动物精神”区别开来。但是“动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区分事实上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两种精神达至经济增长的路径是不同的，其结果事实上也是不同的。

首先来看“路径”，动物精神驱动下的增长是从“对物的满足的追求”到“物的增长”，也就是从“物”到“物”的过程；而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增长，“物的增长”只是企业家“精神追求”的副产品，企业家本身不是以追求物的满足为目的，而是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追求他自己认定的某个价值，很典型的比如乔布斯，他不是追求自己的金钱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产品的完美，可见，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增长是从“精神”到“物”的过程。

再来看“结果”，上面说，动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似乎都有推动繁荣的效果，但是，这只是“看得见的”表面现象，在看不见的方面有很大的区别。一是对“法治”会有不同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动物精神一”，直接破坏法治，“动物精神二”没有直接破坏法治，但是却是随时有可能破坏法治的，假如有机会因此获利的话，因此对法治也是没有帮助的。而企业家精神则不同，它在创造物质价值的同时，也传播了正义和善，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感召力，无意中推动了制度、秩序的改善。

二是对“增长”的持续性也有不同影响。如前面所言，动物精神是以“物”的满足为目的的，为此会不断地“寻求”那些有可能在短期内就有较大的盈利的机会，这些机会往往是已经存在的，比如政府投资某个项目产生的机会、不同市场中商品价格差产生的机会、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产生的机会，以及一些别人不敢或不愿意去抓取的机会，比如可以通过寻租可以获得的那些机会，还包括在证券、期货市场中通过人为地炒作产生的机会，如刘汉发家的时候所做的那样，概而言之，“动物精神”以“抓取机会”为手段，用通俗的话说，就像狗追逐骨头，什么赚钱抓什么。“动物精神”对机会的追逐确实会有增长的效果，比如，动物精神会参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或其他的投资计划，使刺激或投资变为现实，但是这种精神驱动的增长却是短期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动物精神所依赖的机会绝不是一直存在的，比如当政府退出刺激计划，不再大规模投资时，当利率市场化或人民币升值使资金或商品的价格差缩小时等等，这时，动物精神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相反，企业家精神驱动的经济增长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因为它不依赖于外在的机会，而是依赖于自我的提升，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企业家发挥了他的创造力，尤其是文化创造力，这种自我的提升将会通过他的产品和服务的不断提升体现出来，因此机会是他自己创造的，而非外部给定的。很典型的例子是苹果系列产品与乔布斯个人对完美的不断追求有直接关系，现在尽管他人已离去，但他的精神还在发挥作用。只要企业家不放弃自我提升，那么产品或服务的提升也将是无止境的，当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改进）时，对一个社会也就意味着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的实现可能。

  这种区分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对于理解现实也是有价值的。假如把“动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区分视为一个分析框架，用它来考察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现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增长是“动物精神”而非“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因此也蕴含了“不可持续”的危机，比如温州的衰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温州人从最早生产小商品到后来炒房、炒矿和炒钱等等，都是利用外部的机会，这是动物精神的典型体现，当外部机会不再出现，而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又没有发挥出来时，原先依靠动物精神实现的增长出现停滞也是必然的。当然这种分析不止适用于温州一地，也适用于浙江全省乃至全国。

 中国经济增长的转换，归根到底是要从“动物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化，但是这绝非短期内就能实现，因为这意味着人的观念、行为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在观念上，如上面所说的，主要是要有有意识地遵守“规则”的意识；在行为模式上，要从与抓住机会所需要的大胆与冒险，转到建立在自我精神之提升基础之上的创新、对品质的苛求。当然，两者对外部环境的要求也不一样，因为企业家精神不像动物精神那样是被外部环境引导的，而是“自我”为主的，不同的人要实现不同的自我，因此，要求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