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读苏东坡，每每为其才华所折服，恨天赋所限，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然其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似可领略一二，以供余修身养气之用。

      在中国，甚或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中，大凡稍微有点文化素养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苏东坡这个名字。的确，像苏东坡这种千年难遇的文化天才，其影响力之大、之深、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其所在及之后的九百多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爱戴他，尊重他，甚至把他当做精神导师，从其作品中获取精神力量，用以指导自己的人生。

      可以说，苏东坡是多领域的文化天才，在每个领域里，他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获得了尊崇的地位。散文雄健恣肆，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有《赤壁赋》等；诗文清新自然，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代表作有《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书法遒劲率意，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代表作《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大行书；绘画代表作有《潇湘竹石图》等。

      此外，苏东坡还是合格的政治家，是虔诚的佛教徒，是精道的美食家，是老百姓敬仰的父母官，是……，每个称呼都能形容他，但又不能面面俱到，似乎他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在我们想来，这样的天才和全才，其生活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在他那个时代，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敬仰；然而事实正相反，从苏东坡步入政坛的开始，就仿佛漩涡中的溺儿，多少恶语中伤淹没了他，多少明枪暗箭射向他，一生起起落落，颠沛流离。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公元1037年1月），苏东坡出生于四川眉州，当然这时候，他还叫苏轼。从出生到离开家乡进京赶考的这段童青年时代，应该是苏轼最无忧无虑，富有情调而惬意的日子，这里有他慈爱的母亲，威严的父亲，教导他为人为文；有一生相知的弟弟，有竹马青梅的妻子，陪伴他成长成熟；当然，还有美丽的风景和竹子。

      苏轼19岁左右的时候，与弟弟苏辙一起随父亲进京赶考，在当年的省试中苏轼兄弟俱中，第二年殿试，由赫赫有名的欧阳修主持，兄弟俩人都以优等得中，苏轼殿试的文章，欧阳修及考官们赞赏不已，但欧阳修认为这么好的文章，只可能是自己弟子曾巩所写，因此为了避嫌，降为第二。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人来说已经足够骄傲一辈子了。

      然而，正准备在宦海中意气风发的时候，苏轼远在眉州的母亲病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按照儒家的礼节，苏轼兄弟需要回家守丧，这一去就是两年三个月。当然这个时间，夫妻举案齐眉，兄弟相与赋诗，游览故乡风景，可以说也是苏轼一生中相对自由的日子。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家举家搬迁，前往东京汴梁，一路上沿三峡而下，游山玩水，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才抵达京城，安顿好家务之后，即等待朝廷认命。此时，苏轼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参加朝廷考试，写策论文章，与京城名人交往唱和，政治才干，诗文名声日动京城，声名鹊起。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被认命为凤翔府判官，判官一职大抵似太守副职。初登士宦的苏轼，离开父亲兄弟，离开京城，来到了陕西西部的凤翔，然虽相隔两地，兄弟二人却经常寄诗唱和，寄托情思，这其中有一首由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摘出的七绝成为了佳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在凤翔府，苏轼公务并不繁重，这使他能够有充足的时间畅游附近的名山古刹，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苏轼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总想着为官一任，造福四方，为黎民百姓做点事是其职责，虽然他不是一把手。这期间，凤翔干旱少雨，老百姓麦禾枯干，收成无着，苏轼以他天才的思维写成祈雨文，与太守，百姓一起向上天祷告，祈求天降甘霖。后来老天是真下雨了，老百姓的庄稼得到拯救。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凤翔任职期满，回到京城，等待朝廷另行安排职务，年轻的皇帝鉴于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然而当时的宰相韩琦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认为年少应该多历练方能成才，最终苏轼任职史馆，得此良机更加饱读诗书，这时候的他，心情还是快乐的。

      然而一年之后，结发妻子王弗就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六岁。苏轼与妻子感情深厚，王弗性格“敏而谨，慧而谦”，恰恰弥补了他性格上的豁达、不拘小节的缺陷，这让其一直不能忘怀，在妻子去世十年的时候，苏轼正被贬谪密州，正月二十日，他梦见爱妻王氏，情不自已，虽把一腔感情发诸笔端，写下了那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老父苏洵在京城病逝了。苏轼兄弟二人辞了官职，把父亲和苏轼妻子的灵柩运回故乡眉州安葬。这次在故乡，居丧时间超过二年，期间苏轼办了一件大事-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为妻，王润之秉性温柔、体贴、随和，相夫教子，与其倒也相得益彰，此后王弗一直陪伴苏轼同甘共苦、宦海沉浮。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腊月，苏轼兄弟从故乡启程返京，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熙宁二年（1069年）兄弟俩到达京师，然而他们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年影响宋王朝甚至中国历史的一次政治大风暴即将拉开帷幕，他们自此被风浪卷入到漩涡之中，再也无法出来。

      这政治大风暴当然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赋予理想的伟大改革家，试图通过变法使当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宋王朝富国强兵，重新焕发生机，客观的说，王安石的改革措施，确有积极的一面，然而推行既急，更兼用人不当，有些政策适得其反，遭到了当时连苏轼在内的众多保守派的质疑和攻击，然王安石号称“坳相公”，自然听不进反对的意见，围绕于安石周围的宵小之辈更是编造借口陷害苏轼，罢黜和贬谪就成了有效打击他的方式。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被外放杭州任通判。然而，这对于苏轼却仿佛是一种恩赐，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美景、美色、美食，自然会让其流连忘返，初到杭州，游览西湖，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便觉景色远胜故乡，写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中之一：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轼与杭州西湖，密不可分，相互成就，用林语堂的话说即为“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我们自然而然想到了那首描述西湖的奇思妙想而无与伦比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当然，在杭州的苏轼，除了游山玩水，还有通判职责范围内的审问案件，处理囚犯；还要灭蝗灾、新水利、拯救灾民，体味老百姓所受之苦，竭尽所能减轻百姓负担；同时，他依然通过诗句隐隐表达对当今时局的担忧。

      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杭州任职期满，升任密州太守。看起来是升官了，然而密州之于杭州，穷富程度却是天壤之别，在这里他呆了两年，尽到了一位太守应该尽的职责，带领人民消灭蝗灾，疏通河道，抗击水、旱灾情，甚至还收养了三四十个无家可归的孤儿。这两年的时间，对于他来说生活上是艰辛而困顿的，然而他的诗才却达到了成熟的境界。

      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表达了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此词也是他词风向豪放转型的一个标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佳节，借着对兄弟的思念，抒发深藏内心的郁愤与政治上的不得意，写下了千古佳作《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然，密州期间，还有他的悼亡诗千古名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我们前面已经提过。

    从熙宁九年（1076年）到元丰二年（1079）的三年时间里，他又陆续任过徐州太守、湖州太守。徐州期间，作为主政一方的官员，苏轼以智慧干练的能力疏通黄河，消除水患，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在湖州任上，他写了份谢恩奏折《湖州谢表》给神宗皇帝，虽是官样文章，但也有其牢骚之语，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自然给了新党小人们造谣中伤、诬陷诋毁的机会，像李定、舒亶这样没有道德界限的掌权人物，纷纷奏章弹劾他，说他不忠于君，这样苏轼的入狱就在所难免了。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新党小人们是欲把苏东坡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然而朝廷里还有健康的力量存在，驸马王诜，张方平、范镇等纷纷加入营救苏轼的阵营中，就连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皇帝本身也无杀意，更兼众人的求情，就从轻发落了苏轼，贬为黄州，降低官职，充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黄州的二年时光，应该说是苏轼精神上的瑞金，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因此苏轼生活上相对困顿，于是他在住所东边开垦一片土地，自称“东坡居士”，开始了自耕自食的农夫生活。

      幸而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在生活并不安顿的日子里，明白了人生的短暂与虚无，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考虑如何才能够得到心境的安宁。这一时期，他开始钻研佛道思想，逐步融会贯通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以此建立了自己豁达的性格和热爱生活、随遇而安的人生观。

      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 赤壁怀古》，寄托自己功业未就、老大未成的忧愤之情，全词借古抒怀，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被称为豪放派的代表之作。

      这一时期，他在两次游览黄州赤壁后即兴写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用赋的形式表现大自然的空灵美妙，展示吊古伤今之情感，探讨人生的短暂与永恒，表现中国士大夫们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元丰七年（1084年），苏东坡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这是皇帝的意思，汝州离京师比较近，似乎对东坡是一种恩赐。当然苏东坡并不能自己做主，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后来又有新旨把东坡往常州安置，这也许是东坡更愿意去的地方，当地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环境，甚至让东坡有在此养老的愿望。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现在所谓他的“同党”当政了，苏东坡似乎应该能够如鱼得水的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事实证明他仍然失败了。他对于旧党拼命压制新党人物，并尽废新法，搞一刀切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其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同时他也极力抨击旧党暴露出的腐败现象。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横遭诬告陷害。至此，可以说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他真的厌烦了朝廷里这种蝇营狗苟的伎俩和无休止的内斗，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在苏东坡的再三恳请之下，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朝廷允其所请，任命他以苏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此时的苏东坡，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第二次来到杭州，他当然是愿意为老百姓做事的，更何况这次是太守，有足够的权力去办成一些事情。

      这时候杭州大旱，饥馑和瘟疫一起发生。苏东坡请求朝廷拨款，疏浚盐道、修建西湖，稳定谷价，又减价出卖常平米，拯救处在饥饿和瘟疫之中的老百姓，为了老百姓殚精竭虑的同时，他的同仁们却无动于衷，始终和他的思想和行为背道而驰。

      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他又被调离杭州，召到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京城里面的官僚们弹劾他，认为他在奏章中说的杭州的灾情不实，看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也是政客们打击苏东坡的论据。

      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东坡被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苏东坡常年的在外奔波，一个地方都呆不了多久，他眼见百姓忍饥挨饿、生活困顿的景象而心急如焚，然而庙堂之高的掌权者们谁又能把天下苍生的生计放在心上？

      哲宗绍圣元年（1093年）四月，章惇为相，这个苏东坡年轻时的至交，首先拿苏东坡开了刀，把他贬谪到岭南，到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然而此时的苏东坡，已经经历过那么多命运的波折，对于他也不足为奇了，他只能按照要求前行，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宁静。不管前路如何艰难险阻，他都以勇往之前的态度对待。

    人的心境决定了处事的态度，在惠州的苏东坡，把随遇而安的心性发挥到了极致，不用多久，他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和老百姓、官员、道士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自己酿酒、种树、游玩，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他写了一首《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首诗就表达了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状态，充满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也表现了他豁达，随遇而安的精神境界。

      在惠州的这几年，一直是王朝云陪伴着他。王朝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知己，能够窥见和理解东坡的精神世界，不管在他颠沛流离还是安逸舒适的生活中，都给了他无尽的慰藉。然而，王朝云却在惠州因为瘟疫身亡了，苏东坡悲痛不已，精神上遭受了额外的打击，他写了一首《西江月 梅花》，以梅花象征长眠地下的王朝云，以此来怀念和悼念她。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正当苏东坡以为自己可以在惠州常住下去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惇看到他描写春风中酣睡的诗句觉得苏东坡过的还是过的太舒服了，于是他自己感到不舒服了，发布命令使苏东坡远谪海南岛。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东坡，一叶孤舟来到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那时候的海南岛，潮湿气闷，根本不适合人居住，因此被放逐海南也意味着判了死刑。然而，令章惇和苏东坡的其他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苏东坡的生命力竟然是如此的顽强，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生活过的有滋有味，他依然写诗作画，依然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甚至带老百姓修路修桥，新办学堂。在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对于苏东坡的喜爱和崇敬之情。

      宋徽宗即位后的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东坡启程北归。其实赦与不赦，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在哪里都可以安身，在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东坡来说，已经升华成了一种人生态度。

      朝廷允许他可以自由居住，他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之地，然而，他终究是病了，可能还是颠沛流离的结果，他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服药也逐渐不管用，他预感自己的大限不远了。去世前的两个月，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功业，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东坡的一生，横遭贬谪，颠沛流离，艰辛坎坷，正如他诗中写到：“四十七年真一梦，流落天涯泪横斜”，然而不管遭遇到怎样的打击，苏东坡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热爱生活，积极进取，将旷达洒脱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这就是苏东坡给予我们的精神食粮，作为普通人，没有东坡的盖世才华，然而学得一点点处事的态度和精神，在面对各种挫折和困境时，不再意志消沉、怨天尤人，而是热爱生活，奋发向上，是否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