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盼望另外一种生活，在我没有入狱之前。

我一直觉得日子很长，总是夏夜，水果成熟，总是空气炙热湿润。过起来拖拖拉拉，年复一年，最后混淆成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

我已经不记得我母亲是什么时候死的了，养老院的院长让我回去吊丧。我没有哭，也没有难过，安静的送走了她，当然也没有开棺看她一面，只是单纯的觉得，人死了，没什么好看的。我从来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我总是为将要来到的事，为今天或明天的事忙忙碌碌，劳心操神。但是，在我目前的处境下，我不能以这种口吻和任何人说话。

因为，我正坐在被告席上，听着法官对我的灵魂进行宣判。

就在两三个月前，也就是我母亲去世后，我和邻居出去玩，还有我的女朋友，我是想和她结婚的。我的邻居和一个女人同居，他发现她骗他的钱包养别的人，于是对她打骂报复。还请我作证，当然我没有拒绝。事后他常常来向我倒苦水。另一个邻居是个老头，养了一只狗，我常常听见他拖着那条狗出去遛，狗喘着，人也喘着。我平常上班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一天一天没完没了的忙着。

有时候，我感觉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和我无关。可是，我又确确实实在这里生活着。

于是我决定出去放松一下，我在海滩上遇见了我朋友报复那女人找来的同伙，都有五六个人，马松和雷蒙带了枪，我一点也不怕。对面是几个人高马大的阿拉伯人。我们没有打起来，各自回去了。可在吃完中饭的时候，我去附近游泳，又遇见了那个人。他拿着刀对着我，向我扑了过来。我身上有雷蒙的手枪，扣动了扳机补了四枪，然后我就来到了这里。

他们总是反反复复让我回忆那天的事情，可是我不愿意。我还有位律师，他说有把握让我胜诉，但是让我在法庭上一句话都不要说。

我想，作为当事人，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审判官问我为什么对着尸体开了一枪后，补了四枪 为什么要补呢？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是杀了人，怎么没有人问问起因呢？如果判我的罪，我承认。可为什么审判我的思想呢?就因为我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就判定为没有灵魂，没有心的刽子手。

法庭只告诉我是罪犯，我就付出代价，别人无权要求我更多的东西。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没有任何人能审判别人的灵魂。

可是法官宣布：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

因为我没有人性，没有道德原则，麻木不仁。在以此结论为根据的判决中，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判决在八点和五点宣布就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那能不能告诉我，法兰西人民有什么名义？

我得承认，法律的机制就在于此，被处决者在精神上不能不与整个法律机制配合，而其他的人，关心的仅仅是一切是否正常运转。我一想到未来一天的早上，观众来看热闹了，看完之后呕吐一场，饭后茶余，会是什么恶毒的喜悦之情。

法官问我：是否还有话说？

我看到听众席上密密麻麻另眼相看的视线。

“没有”

随后被带离了法庭。

任何意义上来说，前一种罪行是后一种罪行的准备，它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后一种罪行的发生，并使之合法化。这是这几个月以来，我为数不多的清醒的认知。

神父告诉我：正因为我没有归属，才没有对这个世界的爱。如果一个人足够虔诚，上帝就会宽恕一切罪孽。他会为我祈祷。

我一想到这个世界对我的爱就剩下断头机，我就不想听他讲话，不知道如果是他被判了死刑，会不会还像现在这样。

我扯着嗓子向他嚷着：你连你自己是不是自己都不明白，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

我是两手空空的，一无所有。可我对自己有把握，对我的一切都有把握，包括即将到来的死亡。我还握着这个真理。我以前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永远有理。我以这种方式生活过，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没有做过那。而以后呢？似乎我等待的就是这一分钟。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性的，我很明白是为什么，我的过去穿越了尚未到来的明天，提前揭示了所到之处，所有向我建议的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差别的未来。可是未来不比现在实在。其他人的死活，母亲的爱，对我有什么意义。既然命运选中了我，那么这些上帝的仆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尊奉的上帝，对我有什么重要。大家都是幸存者，有朝一日，都会判死刑。那么，被指控杀了人，只因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以法兰西的名义处决，这有什么重要？

老头和他的狗有什么区别？雷蒙的妻子和我的女朋友有什么区别？个个都有罪。今天判了死刑的是我，雷蒙有什么重要？我的女伴是不是又把她的嘴唇送向了另一个人？还有我的母亲，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

这个清醒的认知不过使我对这个世界的又恨了一层，那么它又有什么意义，我认不认识到它又是什么荒唐的可笑？

为了不让自己觉得另类，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向我发出仇恨的呼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