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冬天，黑龙江气温可以低到零下40℃，那是什么概念呢，鞋上蘸了水推出家门走出来，一定会被贴在地上要花好多力气拿起来，人走出家门，没走多远，睫毛上一定结满冰霜，如果忘记戴帽子，耳朵可能要被冻掉喽，就是这样的冬天，依旧有人卖着东西，而父亲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父亲16岁就辍学了，回到家里和爷爷一起做小生意。那会儿卖东西要走街串巷，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风吹日晒，叫卖声从未间断。卖东西的人全靠一副好嗓子，走到哪，他们都是活广告。
“大米、白面、豆油、花生来。”
低沉粗旷的嗓音是邻村的王大手，每当有人出来要买，他就一边用冻得通红的手称着米面，一边热情地和顾客聊着家常，但无论多熟悉的顾客，价钱绝对没商量。
“麻花，一毛钱…钱…一根…根来…来…来”。
这是郭大舌头推着自行车来卖麻花了，其实郭大舌头本名郭福田，冬天太冷，他一说话准结巴，于是得此外号。孩子们不论天多冷都喜欢跟在他自行车的后面模仿他，偶尔有人买上那么一根。
郭大舌头的声音刚落，只听响亮的一声:“麻花来，麻花来，别人一毛我一毛二来。”这是我老爹赶着驴车在叫卖。呵呵，那时还没有我，确切说是我姐的爹。
听到这叫卖声，踢雪球的娃们跑来了，搓着玉米聊着家常的大娘们也走出来了，喊着“大米、白面”的王大手也停下马车来看看。
“二狗子，来看看叔这麻花是不是又大又胖”，爸有一搭没一搭和前来看的娃聊着天。
“叔，你这麻花真大。”二狗子看着麻花流着口水回应着。
“叔的麻花不仅大还又甜又脆哩。”
爸顺势说着，旁边观望的人都怂恿二狗子的娘给孩子买一根来尝尝。说的人多了，狗子的娘就准备掏钱买，爸转口说：“我这里可以用鸡蛋，玉米，黄豆，高粱来换。”话音刚落，狗子撒腿就跑回家拿来五个鸡蛋。狗子妈一看大骂狗子：“你这个嘴上不长毛的败家孩子，拿那么多鸡蛋要换多少麻花。”铁匠嫂子忙着说“这车上应该还有油盐酱醋的，都能换的吧。”
爸忙说着：“狗子，叔卖麻花，更卖做麻花的原料，把鸡蛋先放到你棉袄袖子里和你妈商量一下。”就这样，狗子妈用五个鸡蛋换了一根麻花，一斤面粉，三两白糖，半斤豆油。
狗子妈拿着东西开心的走了，来了更多的如狗子妈一样的妇女，他们或是拿鸡蛋，或是拿鹅蛋，或是拿玉米，或是拿黄豆。一个又一个地换光了父亲驴车上的货物，载着半车的等价交换物，父亲在王大手和郭大舌头的羡慕中回了家。
这是1986年的冬天，父亲赚了他的第一桶金。那头驴，那根一毛二的麻花成了他的骄傲。2001年的冬天，天不再那么寒冷，父亲也不再走街串巷地卖东西，我们围做在七个月大的弟弟旁边听着老爹讲那久远的故事。
一毛二的生意起步，一毛二的永恒回忆，我们只听到了父亲的骄傲和开心，却从未发现他双手上的冻疮，双脚上的裂痕和两鬓的斑白。冬天不再寒冷，父母的心是否也没有那么寒冷呢？家里又盖了新的房子，爸说房子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少，我们可否多些回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