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即相识

不知何时相遇，相遇即一发不可收。追随舟舟多年，从08年共同步入大学起，就一直将其视为不可磨灭的精神支撑，共同经历着成长与蜕变中的欢乐与痛苦，度过了一段又一段幽暗岁月。

舟舟从写作《正在发育》《骑彩虹者》等稚嫩作品中成长为一名知性女作家，出版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东京一年》这些虽然谈不上脍炙名篇，倒也能看得到日积月累的进步，成长过程中的心酸和汗水估计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受舟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近大脑中总是浮现，一位捧着一本书扎着两个麻花辫穿着学生制服的高中生，默默漫步在校园里的画面，好像是在祭奠遗失的青春，又好像向往再做一次学生，正如《东京一年》里所说“并不清贫的独身女学生，真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了”，然而如果真的孜然一身，那么清贫与否又有何干系？争取做一位自力更生的独身女学生怕是再好不过了。

爱情与写作

强调“独身”，想必既有与恨嫁的“单身”女青年划清界限，又有“穷则独善其身”的味道，但却不见得是给自己下“终身不嫁，终身不爱”的谶语。在爱情与写作中，孰轻孰重，《东京一年》几处点明：无法确认是否喜欢一个人，也无法忍受你侬我侬的同居生活，理想中的伴侣就像是两个高中生，能够独处一室，却互不干扰，在黑暗岁月中给彼此支撑。

举个极典型的例子，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被誉为“昭和民族的张爱玲”，寿命52岁，创作超过1000个剧本，超过10000个广播剧，在51岁时得了直木奖。而这些都是在生活艰辛的条件下，牺牲了婚姻，牺牲了孩子，牺牲了一切换来的。她在父亲外遇后，不仅需要“打理家庭，照顾弟妹，通宵写作，赚取家用”，还要照顾一位比她大13岁的身体羸弱、精神脆弱的有妇之夫——分居而不能离婚的恋人，这段爱情贯穿了邦子的少女到中年。蒋老师认为，邦子如此勤奋，不仅仅是出于物质压力，还有她那无能恋人的成全。试想如果谈婚论嫁给一个正常男子，邦子是否能保持如此高产而专注地创作呢？

一些青史留名的大作家，在专注于创作的时候，对家庭对朋友总会有或多或少的疏忽，甚至是摩擦。譬如，马尔克斯在创作《百年孤独》时，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短暂地见一下孩子，态度也是恍恍惚惚、爱搭不理；譬如，格雷厄姆·格林为了能够在入伍从军前同时创作完一本畅销书贴补家用和一本《权力与荣耀》，开始服用安非他命的中枢兴奋剂，药物作用导致情绪暴躁心情低落，最终家庭破裂。

诚然，作家这个职业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状态，禁锢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自觉的和周边人保持距离，哪怕和最亲近的人也是不好交流的。但若能有相互理解相互迁就的恋人对自己的写作与生活也是大有裨益，不能以偏概全一票否决，只是这样的伴侣怕是更难遇见。

感触与建言

《东京一年》这本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每天的碎碎念，用蒋老师的话说就是絮叨的呓语和局促的社交，满足了全暴露了的快感，然而除却这些碎碎念和旁征博引之外，还是有一些动人的真知灼见，以及少见的坦诚坦荡坦然的情怀。

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对《天平之薨》这本佛教小说的评语，“高浓度的青春逐渐变得稀薄，是从同伴的不断失落开始。这种失落不一定是失联，抑或是志趣道路发生变化。谈话交心往往陷入对彼此生活选择的不赞同，为了不破坏已经伤痕累累的情感联系，索性变得越来越沉默，终于相对无言”。每每看到这段话，就有种记忆如昨，感同身受，唏嘘不已。《天平之薨》讲述的是，四个年龄相仿的留学僧组成遣唐使节团，不仅要学习佛法，还要请大唐高僧鉴真东渡日本讲学，经过20余年的消磨，一位留在了盛唐娶妻生子，一位放弃佛理奥义成了行脚僧，一位病逝于第五次东渡失败，只有最木纳寻常、缺乏天分的普照成功地随鉴真到达了奈良。

部分引用也很经典，力透纸背，直触人心。

波伏娃：“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少年，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庆幸生在提倡男女平等若干年的时代，但毫无置疑，社会上的偏见依然存在，诱惑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不保持警醒，总有滑下去的风险，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

三岛由纪夫说：“由于嫌恶或沉溺，作家会不知不觉地逾矩。感觉超越理智的限界，破坏形式，让人在那里窥见意外广大的原野”。虽然不太明白“破坏形式”具体何指，但超越理智的疆野，以“艺术家”的名义在生活中越界却是再寻常不过，因为这是一批敏感多思的早慧者，善于运用笔杆子，既能鞭挞时弊超脱于世俗道德之上，亦能声泪俱下的忏悔博得同情和宽恕，他们就像是荒原狼，能够放浪形骸、无拘无束，行为规范全靠自我约束。

最后说下《雨男》——蒋老师在心情沮丧的晚上写出来的短篇小说，一个嫁到日本的艺术家，因为生活而慢慢丧失了生命力的故事，一个两人费尽千辛万苦在一起，却目睹了爱情的死亡的故事。

不知是否再次引用了采访某画家不愉快的梗，该著名画家在小说中被黑化的更加彻底，整篇文章不见正面描述，给人的印象就是刻板、冷硬、污秽、无礼，哪怕分手时仅存的一点仁义，也因为女主角蕊生的布展被泼红漆而荡然无存。而蕊生离开了画家，事业便一撅不振；远走他乡，投奔了爱情，却变成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样子——庸庸碌碌的家庭妇女，失去了创作热情和生命力。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但失去靠山对蕊生的事业命运带来这么大的差别，还是让常人难以想象，毕竟已经是在年度提名展中得过银奖的大四俏佳人，按理声名不远播，也该小有名气，实在不济，跨专业找个糊口工作，应该也不成问题。何以嫁给日本男友羽柴以后就失去了创作的生命力了呢，这点处理上有点突兀，令人百思不得解。

要写出一部优秀的圣经式的作品，我比较认同乔尹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借助主人公斯蒂芬之口所表达的：最简单的史诗形式，可以看出是从抒情文学脱颖而出的，这是艺术家把自我延长，并且冥思默想，把自己作为一次史诗式的事件的中心。这一形式继续发展，直到激情的重心转移到离艺术家自己和离其他人等距离的位置。于是，叙述不再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了，艺术家的人格也进入叙述之中，像是生命的海洋，围绕着那些人物和行动在流动......艺术家的人格，首先是一声呼号，或是一组音调，或是一种情绪，然后是一段流畅柔妙的叙述，最后经过千锤百炼，把自己化得无影无踪。

毕竟，蒋老师还年轻，要在小说中把自己化得无影无踪尚需时日，但在事实和真实之间探索，在充实和空虚之间犹豫，想必早已驾熟就轻。

小蒋老师，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