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外蒙分离之由者惯常将内外蒙等量齐观、相提并论，甚至有意无意地误导读者，使其认为可循内蒙之例留住外蒙疆土。事实上，三大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内蒙（漠南蒙古六盟游牧地，包括今天东北三省的大片土地，与内蒙古自治区不是一回事）将成为在清帝国废墟中崛起的新政权领土的一部分，而外蒙古（外札萨克四部游牧地，包括所辖唐努乌梁海）将永远分离出去。 一是在征服方式上，内蒙基本是被“打服”，外蒙则是无奈投奔。后金崛起之初就和邻近的蒙古部落不断发生冲突，科尔沁、喀喇沁等大部慑于其兵威纷纷与其联姻并成为军事盟友。最终在击败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后，1636年（即所谓崇德元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一齐推戴皇太极成为蒙古大汗。外蒙的归顺则具有一定偶然性，清廷曾对外蒙大动干戈，如1646年（顺治三年）因为苏尼特部郡王腾机思叛逃事件多铎率军与外蒙三部开战，但始终未能确立对外蒙古的实际管控。直到外蒙三部被准噶尔击败后仓皇投奔清帝国，1690年（康熙三十年）多伦诺尔会盟，方将外蒙十余万众按照清廷治理蒙古部落的老方式，编成七旗并设置佐领，才算正式确立了对外蒙诸部的管辖。说其中具备一定偶然性，因为当时外蒙投靠的选项也包括沙皇俄国在内，只不过因为当时外蒙的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考虑到维护自身教权，选择投奔尊奉格鲁派的清帝国而非东正教的沙俄。然而外蒙的世俗贵族对于投奔清帝国并非没有意见，乾隆年间外蒙王公青衮扎布曾经煽惑声势浩大的撤驿之变，号召外蒙诸部脱离清廷，返回漠北游牧。 二是在治理模式上，清廷对内蒙注重实际控制，对外蒙偏重分封羁縻。清廷在内外盟都实行“札萨克盟旗制”，但内外扎萨克的治理模式差异颇大。从最直观的统计数字上说，外札萨克一佐领半以下的旗居然有55个（也就是外蒙64%的旗）。平均每一旗也仅仅有2个佐领（佐领，即满语牛录、蒙语苏木，大概300丁左右），旗的统治力十分单薄。而内札萨克一佐领半以下的旗只有1个，平均每旗有22.6个佐领，也就是说内蒙的一旗力量超过外蒙的10个旗。原因无它，清廷对内蒙控制力极强，希望内扎萨克各旗承担很重的军事服役任务，故尽量充实其人口；而对于外蒙古，则是奉行类似汉武帝“推恩令”的众建以分其势策略，只是以领旗札萨克的爵位聊事羁縻，并不希望外蒙贵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三是在汉化程度上，内蒙远较外蒙为深。内蒙诸部的牧地许多本来就是可耕种的良田，辽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开始尝试农耕。清中晚期内地人口过剩，大量流民涌入内蒙，贪图小利的蒙古王公将土地佃给汉族农民耕种，已经根本上破坏了蒙古族人地共同体的“兀鲁思”观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廷在原来的漠南蒙古游牧地上改设了不少内地州县，形成了行政建制上的“犬牙相入”格局。清末，哲里木盟改设4府、5厅、1州、12县，分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卓索图盟改设2府1州，隶热河道；昭乌达盟改设1州2县，隶热河道；昭乌达盟改设2厅，隶山西归绥道；伊克昭盟改设1厅，隶山西归绥道。改设的内地州县容纳了大量内地移民，其人口远超漠南蒙古各盟旗原有人口。而外蒙并没有设立任何内地化的行政单位，筹备了一些军事、卫生方面的新机构，大多也有名无实。 最后重申我的观点，内外蒙古命运的差异绝不能仅仅归因于诸如哲布尊丹巴野心大、外蒙王公不爱国、徐树铮把事情搞坏了之类，这是很不严肃、很不唯物的。客观时势令内蒙没有分裂的可能性，仅此而已。外蒙本来与内地的联系就不紧密，稍有变动就分离出去也很正常。 架空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在外蒙古改设行省，最终将外蒙拴住？事实上是内外掣肘，不可能。内部来看，外蒙古自然条件恶劣，除了少数投机商人，很少有汉人移民，不具备客观基础。外部沙皇俄国将外蒙古视为缓冲区，如果一步改建行省，那北极熊的熊掌就要伸过来了。清廷仅仅是尝试在外蒙搞些移民和练兵，宣统三年就接到了俄国佬的外交严正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