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以致我不得不把我的生平向他人讲述。在我鼓起勇气写这本以我为主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灾难和考验，这远远超过上一代人所经历的。我让自己站在前面，仅仅因为我只是个放幻灯片时的解说员，时代提供了图景，我不过是对这些加以解释而已，因为这些并非是我个人的经历，而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经历——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的命运这样负担如此沉重。我们中间每个人，不论是年纪多小或是多微不足道，无不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那几乎是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激荡所震撼过；我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恰恰站在最剧烈的地震中心。那剧烈的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生活和家园，彻底斩断了我与过去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震荡把我抛入一片荒芜，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背井离乡的人，能够获得另一种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他人失去任何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作品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成见。
由于我脱离了原来的根系，甚至脱离了养育这一根系的土地，——像我这样正直的人在哪个时代都是罕见的。1881年我出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王朝帝国，可是现在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它：它无声无息地被冲刷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那是一座有着两千年历史、多个国家在此建都的城市，在它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之前，我像罪犯似地逃离了它。我在那里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被烧成灰烬，但就是在那个国家里，我的书成了上百万人的朋友。因此，我不再属于任何人，到处是陌生人，充其量也不过称为朋友；就是我心中选择的故乡欧洲，在同室操戈的第二次自相残杀自相咬碎之后，在我心中也已消失。与我愿望相背，我在理性方面遭到最可怕的失败是，见证了编年史上野蛮时代最残暴者的胜利！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过去从没有过，道德从如此高尚的精神高度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这样说，绝非出于高傲，而是饱含着耻辱。从我刚萌发胡须到胡须变白这段短短的时间跨度，即半个世纪之间所发生的急剧转变，远远超过以往平常十代人所经历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们中每个人都感到：变化有点过大了！居然，一会儿攀登向上，一会儿节节衰落，我的今天和昨天是多么不同啊！有时我认为，好像我的生活不仅有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许多种。因为在我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我提到“我的生活”时，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这是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或者是今天的生活？我还不时地感到，当我想到“我的家”时，我并不能立刻明白，是在巴斯的那个家？还是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那个家？或是维也纳的我父母的家？当我说起“在我们这里”时，我不得不惶恐不安地提醒自己，对我的家乡人来说，我早已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像我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我与他们亦无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还没有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给我越来越多的感觉，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同年轻的朋友谈话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情时，我从他们惊异的发问中发现，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些已经成为历史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潜藏的内心本能地认为他们的发问是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拆除。甚至我在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能把如此庞大纷繁的事情压缩在我们这代人短暂的时间里而感到惊奇，特别是我把这种生活——诚然充满极度难堪和不安——与祖辈的生活方式相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看到过什么？他们一生始终过着单一的生活，一种生活方式自始至终不变，没有飞黄腾达，也不会跌落深渊，没有震动，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觉察不到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城市里，甚至一直住在老屋子里，至于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仅仅停留在报纸上，更不会来敲他们的房门。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定在什么地方发生战争，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仗，发生在遥远的边境上，听不到炮声隆隆，半年之后就云消雾散，被人忘却，成为历史上干枯的一页，一成不变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点也不会重复，过去了的生活再也找不回来，也留不下任何痕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经受过数不清的苦难，比过去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苦难还要多。以往，第一代人经历过革命，下一代碰上暴乱，第三代遭到战争，第四代遇到饥馑，第五代赶上国家经济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他们根本没碰到这些事。而今天，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比我们略微大一点的人，什么事情没见过？没经历过？没遭受过？凡是能想象出来的灾难我们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苦难至今尚无尽头）。我自己就是两次人类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有两次不同战线上的经历，一次站在德国一边，一次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战前我享受过最高度最完整的自由；可是战后却尝到了数世纪以来最大的不自由。别人赞美过我，也曾责备过我；我自由过，也曾失去自由；我曾经很富有，也曾沦落贫穷。《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全都闯入我的生活，这就是：革命与饥饿、货币贬值与暴政，以及疾病和政治流亡。我亲眼目睹了各种群众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个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欧洲文化的繁荣局面。我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想象不到的倒退到早已被人遗忘的野蛮时代中去，这是一种有自觉纲领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在我们经历了若干世纪以后，又看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和集中营，看到了严刑拷打和大肆掠夺，以及对不设防城市的狂轰滥炸。所有这些兽行是我们这些五十年代以前的人所未曾见过的，但愿后人不再容忍这些暴行的发生。但是，十分荒谬的事是，我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反而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在一处说话，一秒钟传遍全球，从而缩短了世界空间的距离；原子分裂，战胜了最险恶的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为我们所经历的紧张、惊奇而又富于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次大变动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们这一代人，用不到逃避，也不能像前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技术（电报、电话）的研发成功，使我们与时代联系得更紧密了，一刻也脱离不了。比喻说，炸弹把上海的一些房子炸毁了，在受伤者还没有被抬出房屋之前，消息就传到我们的房间里了。远在一千海里以外的大洋上发生的事，很快就印成图片，我们如同身临其境。这种不断的彼此沟通和互相参与，再也没有安全和保险的地方了。现在无一处可逃避的地方，没有可以用钱买来的安宁。命运之手无时无刻不在抓住我们，把我们拖进没完没了的戏弄之中。
另外，一个人必须永远地服从国家的要求，作为最愚蠢政治的牺牲品，让他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永远与同路人的命运连在一起，尽管他满腔愤怒竭力保护自己，还是不可抗拒地被卷进去。自始至终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或者可以说，被驱赶的、被追逐的人——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我们所经历的比前人多得多。就在今天，我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口。所以，我让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结束。这样做并非没有意图，因为1939年9月的某一天标志着造就培养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彻底结束。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见证给后代留下那个分崩离析时代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非常清楚，我是在一个极不利的条件下，在那个富有特殊色彩的环境下写这些回忆的。在我写回忆时正值战争，客居异乡，缺乏帮我回忆的各种材料。我在旅馆房间里，我手头上没有样本、没有记录、也没有朋友的信件。我无处可以问询，因为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是检查制度的阻碍。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好像数百年以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一样。所以，关于我过去的一切，仅仅凭我脑中的记忆。记忆以外的其他事情眼下找不到，或者已经散失。我们这一代人学会了一种绝好的技能：对失去的绝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正是我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记住，而是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机制，而是知道整理和具有明智剔除差错的能力。人们一生中所忘掉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忘却的，这是人的内在本能早已决定了的。唯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才能为别人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的和选择的，不是我的回忆录，而是为他人所作的回忆，这些回忆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