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为宽容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下面几位房龙赞赏的“为宽容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他们有的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有的主张语言大众化，有的倡导宗教不干预思想自由，虽然他们各自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他们都是突破传统桎梏，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勇士。
(一)伊拉斯谟
房龙首先提到的就是伊拉斯谟，他对伊拉斯谟羞涩而幽默的灵魂大加赞赏。
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中世纪哲学家，代表作有《愚人颂》）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当时正是十五世纪，这些被海水浸透的土地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
而他作为一个私生子，被丢给不负责任的亲戚照看。母亲死后，他被送到了德汉特的一所学校。在那里，他的监护人挥霍掉了他继承的微薄遗产。为了避免被起诉，他们急忙把他送进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祝他幸福，因为“现在前途有保障了。”
在施泰恩修道院，伊拉斯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前任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最后成为古代学问活的百科全书。
他在巴黎学习过，在剑桥教书，在巴塞尔印书。他在伦敦呆了很长时间，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每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可以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但他坚定地回绝了此类要求，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
伊拉斯谟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又从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坚定、绝对的信念。
(二) 拉伯雷
拉伯雷（1495-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之一，被称作“人文主义巨人”，代表作有《巨人传》）是紧接伊拉斯谟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教会把持。
作为一个僧人，他热爱新鲜事物，触犯当时的禁忌自学希腊文，遭到顽固上司的搜查与阻挠，他最终离开了修道院，靠自学成为了里昂的主要内科大夫，同时开始自学在当时一样危险的新学科——解剖学。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
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那就是有学之士写书必须用粗俗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语，1532年的地方话，不加矫饰。他的文字生动活泼，却极尽讽刺之能事，写出了教会统治者的专横恐怖。
作为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成功地避开了会招惹麻烦的直接评论，因而他并不表露他极不正统的观点。但敌人清楚他的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斥责他，巴黎国会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没收并焚毁辖区内的所有文本。
尽管如此，《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古典作品，至今仍能让读者忍俊不禁，并从幽默的字里行间深受启迪。
(三)旧时代的新招牌——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代表作《基督教原理》，他进行宗教改革，建造日内瓦教会，被誉为美国的“信仰之父”）可以说是耶稣死后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宗教历史人物之一。
他一生只怀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他把这种信念贯彻在自己的行事准则之中，无视后果，不可阻挡。
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决裂。在躲避战乱的途中他栖身瑞士，并试图在日内瓦建立新天国。他为年轻的信徒编写了庞大的教义手册，只有宣誓效忠新宗教法的人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他在1538年因为失势被迫离开城市，但三年之后复权并在此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可谓日内瓦的无冕之王。
加尔文热爱集权，在他的辖区，教会纪律已经超过了法律。他把自己对《旧约》的理解作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让日内瓦人接受他的古典；不然就会被传唤到法庭，甚至被驱逐出城。
而被禁止的远不仅仅是“非正统”的思想或言论。他的新天国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可惜的是，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
(四)再洗礼的教徒简·比克斯宗
房龙认为，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怪物，而在那时，这个怪物就是“再洗礼教”。再洗礼教徒严守《圣经》，不跟官方合作，不遵循旧信仰的其他传统。在经历了诸多失败后，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为莱顿的约翰，在当时混乱的蒙斯特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王国。
他把当地的自由民分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另娶了三两个妃子，整天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为了解决穷人饥饿，他规定城中居民均分财产，铲除街道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违者随即砍头。没几个月，再洗礼教派在蒙斯特的统治就走到了尽头。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再洗礼教徒被捕处刑，其他残党也被通缉。再洗礼教派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
(五)索兹尼一家
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有两个并不怎么关心宗教的意大利人比所有改革者做出的贡献都要大。他们就是索兹尼叔侄。
叔叔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初学法律，后来便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搞起神学来。可他的父亲还认为儿子能在世界文坛上一展雄风，便给了他一笔钱供他壮游欧洲。
在日内瓦，加尔文对这位异见者敬而远之，建议他去巴塞尔。不久，“好消息”传到日内瓦，叔叔索兹尼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叔叔的基金被没收，高烧病死在了苏黎世。
侄子像叔叔一样从小周游欧洲。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的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
他的作品展现了他的审慎小心。他用过诸多笔名，付梓前必让朋友们再看一遍，确认比较安全才行。
宗教改革中新教在波兰遍地开花，侄子索兹尼被邀请东行。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二十年，他的宽容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表达。
他反对宗派的斗争，反对把某些原则强加到人们的良知上，而把异见者视作异端。他主张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相信广义人性的平等与自由。
只可惜这些理想主张早了至少三百年。
(六)蒙田
商业益于宽容。一个自给自足的纯农业国可以驱赶或屠杀异教徒或外国人，而自己泰然享受田园生活。但依赖商业的城市如果这么做，外国公司的人才与资产就会迅速外流，使城市面临破产。
对于这一点，城市的直接管理者大都明白，因此在宗教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不同教派乃至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或中国人都能照常经商，同时忠诚于各自的信仰。
为了宗教上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队，不必对这个法令执行得太认真。在阿姆斯特丹，得势的新教徒在大街上呼喊着新信仰，旁边小巷不起眼的房子里，天主教徒默默地做着弥撒。
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思想家、哲学家，主要作品有《蒙田随笔全集》）出生在富商家庭，他的父亲希望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绅士。他至死都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坚称自己只是个乡村绅士。但几乎再没有其他什么人能像他一样，把整个心灵、灵魂、美德和罪恶都献给自己的书。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以及一样偏见固执的天主教徒所提倡的绝对自由。他认为明智的政府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允许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否则只会让内战的悲剧一次次上演。
伊拉斯谟、拉伯雷、加尔文、索兹尼和蒙田，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为什么？试着假设你变成了他，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你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吗？
十二、以下几位思想家，部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勇于摒弃头脑中的旧信仰，去追寻世界的真实运行规律，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开拓思想的宽容之路。
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在过去，偶尔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坚信“待人宽，人亦待己宽”，但臣民们只是敬畏这个统治者而已，他们嘴上说着“宽容第一”，第二天换了当权者，便把这句口号忘到了九霄云外。
(一)阿米尼乌斯
十六世纪后半叶，在荷兰共和国，不是仅凭国王的金玉良言，而是出现了一套完整的宽容体系。这个国家遍布半自给自足的城镇与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
他们并不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他们行事更加独立，懂得天主教徒的钱跟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
有史以来，一直有两派思想针尖对麦芒。阿米尼乌斯是其中一派的代表，他们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另一派则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
起初，阿米尼乌斯并无意深入这样的宗教思想论证，但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他置身事外，宗派的论争演变成了政党与阵营的斗争。阿米尼乌斯在承认自己的信仰后，被从前的朋友与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并被折磨至死。他所属的党派也在选举中失败，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但是加尔文主义在荷兰共和国的胜利只是名义上的，荷兰实际上仍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具势力的家族统治着。他们畏惧并压抑宗教狂热及其可能引发的内战，维护着不同宗派表面上的尊严与国内实际上的和平。
他们做这些当然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客观上他们确实容许了思想的广泛自由，在荷兰，持异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书籍。
(二)布鲁诺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是西方思想史上重要人物之一）出身贫苦，也没有什么天资。
他按照一般惯例加入“多明我会”（又译作“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的修道院，成为一个普通的僧人。
但他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因为“多名我会”教徒热情地支持所有的迫害，在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
没有人知道布鲁诺是怎样走上“离经叛道”之路的，但他还没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他流浪到日内瓦，白天做校对的文书工作，晚上则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书，相信中世纪的暴政如果不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
很快警方便来请他喝茶，并建议他离开日内瓦。布鲁诺继续漂泊，在这期间他爱上了天文学，成为了哥白尼的支持者。
他一路横穿欧洲并落脚于牛津教授天文学，但等待他的依然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欧洲大陆强，只是比起惩处异见者本人，他们更愿意采取罚款的方式。
布鲁诺开始变得爱好讽刺挖苦，又一次被请离开。他最终回到了故国意大利，但他“自由派”的声明已经提前飞到了教皇的耳朵，而后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呆了七年。
1600年2月16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风扬去。
(三)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1632－1677，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公认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的全集不过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他致力于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伦理学和哲学等抽象问题。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虽然在欧洲其他地方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系非常紧张，但他出生并长大在宗教比较宽容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他从小聪颖，家里为他的才智所惊奇，不吝给他零花钱，而他把这些钱都花在了买哲学书上。
有一个作者最让他感兴趣，那就是笛卡尔。笛卡尔是法国贵族，不满十岁就开始受到教会教育，呆了十二年。他惹人讨厌，因为他勤于思考，没有经过证明的东西就拒不接受。
他二十岁开始服兵役，对数学与炮兵感兴趣，而不是宗教或政治。尔后离开部队，在荷兰定居。他不学当地语言，几乎不结交没必要的伙伴，把每天差不多二十个小时都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作“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的科学的边都不沾。
三十岁时，他开始向世界奉献出崭新的哲学体系。天主教诅咒他是加尔文派，加尔文派则谩骂他为无神论者。
在十七世纪，当一个笛卡尔主义者是件可怕的事，它表明自己是社会制度的敌人，但并不能阻止知识界的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
而斯宾诺莎作为犹太教会最有前途的学生，也接受了笛卡尔主义。长老们找他谈话，只要他听话闭嘴，就可以给他一笔年金。
他拒绝了。于是被逐出了教会。犹太教士的威信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认为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不应该容忍这种无神论者。
官员派人调查，斯宾诺莎并没做什么违反法律的事，但犹太教派如此团结也不好驳面子，就只好请这个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避避风头。
从此他一直过着平静贫苦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偶尔接受朋友或其他笛卡尔主义者的接济，但基本坚持自己生活的独立。
他谢绝了德国的教授席位，也回绝了普鲁士国王的邀请。1677年，他在海牙孤身死去。使当地教士愤然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墓地。
斯宾诺莎跟笛卡尔一样，摒弃了旧信仰设下的界限，以自由的思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并由此建立了超越时代的崭新思想。又或者，他们恢复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重新认识了人类作为世界组成一部分的朴实姿态。
(四)新的天国——约翰·洛克
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在独立思考方面有唯一进步可能的国家，国王与国会的长期不和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促进了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
长久以来，英国的君主一直夹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之间，而他们又同时是苏格兰的统治者。三方势力互相冲突，一些人想在这个三角之中保持中立，便不得不变得沉默，也更宽容一些了。
英国在不同思想流派的权力平衡中如履薄冰地发展着，未曾被任何一个派别的中央集权地统治过。因为他们靠近大海，离安全避难所荷兰非常近。
这个相对安定的大环境给思想家们提供了宁静思索的空间，其中最有名望的就是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的哲学家，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跟斯宾诺莎出生在同年，父母是正统的基督徒。他受不了教会的教育，自己出门谋生路。二十岁，洛克在牛津第一次听到笛卡尔的演讲。在书店邂逅了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它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诸侯的本质、权力以及他们的责任，主张人们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洛克自然而然地认同这个观点，王权的暴政与教会的专横在他看来别无二致。很快他成为无神论的嫌疑犯。
他来到阿姆斯特丹继续学习和写作，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从根本否定国家有权干涉宗教。他认为国家只是个保护性的组织，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为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
十七世纪英国的政见分歧耗尽了这个国家的多余精力。其他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英国人在不到六十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变更，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五)太阳国王
十八世纪常被称为“专制的年代”。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路易十四在继承法国王位的时候，天主教和基督徒两派势均力敌，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他们最终达成了表面上的和平。
聪明的路易十四一来需要向天主教会借钱，二来受宠的夫人弗朗斯·多碧娜完全听信她的忏悔神父，天主教就此抓住了绝好的打击新教徒的机会。
新教徒们受到欺凌，法庭却嘲笑他们的诉苦。教堂被一个个关闭，教士被送上十字架，成千上万法国基督徒通过偷渡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或巴塞尔，为这些地方带来了艺术和商业的繁荣。
而原本属于法国的富庶就这样流失，而这一切或许可算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
(六)弗雷德里克大帝
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穷的地方，那是漫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住。三十年战争使得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以便重整家园。
因此出于实际需要，无论对方的出生种族、信奉教义和以前的身份，只要能有助于德国的发展，王族一律给予厚待。
弗雷德里克从小能力不凡，富有教养。他喜欢蒙田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智慧，讨厌那些天主教的无知。
他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的兴趣更大，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来接触这个问题的，所以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而且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他颁布法令，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旨意做哪怕是很小的评论，免得使人们以为他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在他掌权的三十年里，欧洲的土地上第一次迎来了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思考与讨论：
今天阅读的内容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布鲁诺的故事我们大都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中读过，因为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布鲁诺被迫远走他乡，最后在回到故土意大利时被宗教法庭审判为有罪，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宗教的态度更宽容更自由，布鲁诺的这种情况几乎很少出现，但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没有一种与宗教有类似权威的东西，束缚人们思想的自由，如果有，你认为是什么？它是如何面对那些与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看法的？你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摘自《宽容》[美]亨德里克·房龙 [卡片作者]陆一禾
读书码字涂鸦任选一第112天，2017.05.05于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