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已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人类该怎么办？

在20世纪初，就产生了“梁济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如何面对这个迷茫暗淡的未来？人类该走向哪里？人类的出路在哪里？世界如何安宁？天下如何太平？人类该如何拯救？人类明天的希望在哪里？

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部分，中国在世界之中，由于人类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从现实分析来看人类的问题基本上也是中国的问题。

另一个角度，一国问题并不应然是世界性乃至全人类的问题，当时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以及当今世界地球村的呈现，中国的问题解决不好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的格局与整个人类的命运，故而从这一角度推定中国的问题也必将是人类的问题。

当代急需为这些全球性的、世界性的、国际性的人类问题做整体性、终极性思考并能够给出妥善合理的解决方案。

面对人类的现实问题与潜在的生存危机，各国诸多的哲学家、科学家、宗教领袖以及各类人类关怀的文化学者都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提出自认为可行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类仍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自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 世纪中叶解体之后, 西方哲学家们便有了危机感。时至今日, 西方文化危机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越演越烈。由西方文化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各种资源、能源、环境危机以及人性与人伦危机等现代性问题使得在西方文化笼罩下的世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整个人类社会都陷入了价值迷茫与生命意义的虚无之中。

从而西方哲学史就如黑格尔所言：“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

在20世纪后期,“哲学的危机”、“哲学的终结”成了西方哲学界的热门话题。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可以说是分别代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座高峰, 他俩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西方哲学的终结说明西方文化已经无力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现代性问题与潜在危机。

当代鸿儒长白山书院鞠曦先生指出，任何哲学都必然要承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追求。但西方哲学只是穷外在之理，妄谈尽性，更不要说知命了。西方之理性的哲学无能解决人类生命问题。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有一个结论，只有传承千年的东方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拯救世界与人类的未来，中国传统文化将是保证人类在未来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潜在危机，唯有中国传统文化可担此重任。

1988年初,75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巴黎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这一犹如晴空霹雳的宣言使人类看到了一缕曙光。

英国哲学家、预言家汤恩比，曾说过：“如果有来生，我愿生在中国”，看完了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易经，他说了这样一段话：“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到了21世纪，人类会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婪而迷失自己，科技手段将会毁掉一切。加上道德沦丧，信仰疲乏，心灵空虚，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要拯救三大生存危机，唯有中国儒家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归根结底都是关于 “道”的文化。以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唯一可以拯救人类于罪恶、恐怖、战火、自相残杀、生态灭绝等灾难的文化战略。也只有生生不息的中国儒道文化可以纠正现代西方文化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弊病。

这是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复兴的真正原因所在。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能够化解世界潜在的各种危机，最终帮助人类走上生生之道的“中国之学”就是我们需要的“新国学”。

什么是新国学？新国学就是能够直面应对所面临的新时代，能够解决新时代的给类社会问题，能够帮助人们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民族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学。

新国学更是能够化解世界危机，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助力实现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国学。

中华文化是生生不息之文化，国学乃是生生不息之学。如果所谓的学术远离人之生命，不能安顿人之身心于现实生活之中，则无异于海市蜃楼，只是美丽的空中楼阁，于我之生命有何加焉？于人类之大生命有何加焉？

新国学必是能够安顿人之生命之国学，不是文化意淫式的旧学，不是中国传统之全盘复辟，而是中华传统在当代之再生与重现。

任何传统与有生命力的学问都是“时学”；任何文化传统也都会随时代而损益，故我们所需要的国学一定是开新传统之学，是新时代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