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元朝是从公元1271年到1368年，97年时间，它对中国历史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呢？整个华夏民族的历史本是绵延不绝的，但是就在这一百年被蒙古帝国生生打断，以至于后来的明朝和清朝，中华文化呈现出来的那个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能不重要吗？

但元史是不好讲的，因为材料太乱。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已经统一了蒙古诸部之后才发明出来的，而且蒙古人又不像汉人那样，那么注重记载自己的历史，所以蒙古文记载的蒙古史反而很少。虽然现在在《二十四史》当中有所谓的元史，也有二百多卷，但那毕竟是明朝初年的汉人儒家搞出来的一套东西，用汉人儒家的思维去理解蒙古帝国，那中间在意识形态上就隔着一层。

更何况，蒙元帝国那是世界历史上直到今天，也是幅员最为辽阔的一个帝国，牵扯到从欧洲到中亚，一直到中国，再到漠北，那么大范围内，你想多少个民族，多少种语言，留下了多少地上和地下的史料。所有这些东西拼凑到一起，你想把这个帝国讲清楚，那得有多难。

直到一本书的面世，《忽必烈的挑战》。作者是日本人，杉山正明，这个人在蒙元史学界那是泰山北斗一样的地位，这本书也是研究元朝历史非常著名的一本著作。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有一个通常历史学的学术著作不具备的一个特点，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90年代，杉山正明先生一个人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留学。留学嘛，他就不可能带很多原始材料或者说书籍，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关于蒙元历史又基本上没有什么馆藏的图书。

所以这本书是杉山正明相当于用记忆给写下来的，书里面就没有通常我们所见的历史学学术著作里面，那么多征引原始文献，大量的注释，一概没有，就是关于蒙元历史的一个解释的构想。其实研究历史就是这样，一堆公认的事实，学者们仅仅是提出一个解释的模型，能够解释得通。这就是历史写作，你不要以为历史写作一定是回复历史的真相。

这本书会让我们觉得脑洞大开，原来原先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得到的对蒙元帝国的印象完全是错的，所以得跟大家聊一聊元朝。

但仍觉元史难聊，因为全世界人民对它的情感都极其复杂。从公元13世纪到14世纪，长达200年，影响了欧亚大陆那么深刻的一个大帝国，好像很伟大，成吉思汗毫无疑问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全世界各族人民，只要被蒙古人统治过的，总觉得对这个民族印象不好，为什么？太残暴，杀人！蒙元帝国，尤其是成吉思汗那一代人，那真叫是杀人无算，比如成吉思汗在攻灭花剌子模之后，仅仅撒马尔罕这一个城市，就杀了100多万人。后来攻灭西夏之后，又杀了80多万人，这样的记载是史不绝书。

蒙古人那个威风大了去了，成吉思汗大兵一到，你这个城市要么举城投降，要么我就屠城。有这么一个场景，说蒙古人立一马车在那儿，让所有的俘虏排着队在马车面前经过，只要身高高于马车的轮子，一律杀掉。所以在欧亚大陆当时的居民看来，蒙古人简直就是天上的杀星下凡。

有一本法国人写的名著《草原帝国》，里面讲到了两个细节。说有一个蒙古骑兵冲到一个村子里，说我是蒙古人，你们都出来排队站好，互相之间把手绑上。你想，你一个村子，他只有一个人，要么跑呗，要么合起来把他弄死不就完了吗？不敢。因为蒙古人那个杀气实在是太重了，各种各样关于蒙古人残暴的传说。所以这个村子老老少少，老老实实地就把自己给绑上了，一个骑兵一把刀，居然把全村人杀光。

还有一个例子，一个蒙古人逮着了四个阿拉伯人，说你们不许动，我得杀你们，但是我没刀，我找刀去，你们不许动，就走了。这四个阿拉伯人只有一个人敢跑，剩下三个呆呆愣在当场，居然就不敢跑。所以你想，蒙古人那个淫威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在中国的北方，蒙古人也欠下了大量的血债。有这么一个记载，当时中国的北方是金国统治，当时登记的户口是4500万人。可是等蒙古人统治完之后，一统计，只剩下700万人。

当然这个数字也不能太当真，因为户口统计跟真正存活的人口这可是两个概念，因为还有大量的人是因为饥荒而死，或者是南逃了，或者是当时的统计手段统计不上来。但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个民族当中，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关于这些数字，杉山正明就讲，如果把当地各个城市被蒙古人屠杀的人数当真的话，那整个中亚就不剩什么人了，也就是说，整个蒙古人就把世界文明至少在这一片地域，就一扫而光了。所以后来的什么整个欧亚大陆上的商路，那么多生意就没法解释，如果蒙古人真杀了那么多人。人肯定杀了，但是蒙古人当时的那个道德状态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当年搞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也是比赛杀人，搞什么千人斩。但是现在他们抵赖得一塌糊涂，是不是？这是道德观念进步的一个结果。

蒙古人当年也一样，肯定是以杀人为荣，所以有的时候虚报数字也是存在的。加上当地人民又恨蒙古人，所以说他们杀人，可能也是往上多报数字。就留下这么一个印象，而且蒙古人确实很残暴，应该是没有什么可反驳的。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好像偷偷摸摸地换了另外一副样子，虽然都是不好的样子，但是他的印象不再是残暴，而是愚昧、欺负人、不讲理。你看后来的清朝灭明朝的时候，好歹还搞过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很残暴的记录还留下来了。但蒙古人灭南宋的时候，什么时候听说过蒙古人屠城？当然也杀人，这个难免。但是最著名的不就是杀了一个文天祥吗？而且还是屡次劝降之后，人家文丞相不同意，才把他给杀掉的，没有关于特别残暴的记录。

在教科书里，关于蒙古人的劣迹，核心有两条。第一，搞种族歧视，把全国人口分成四等，最高等蒙古人，然后色目人，然后汉人，然后南人。可是这种分类方法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用？比如说科举考试，给各个种族分配名额的时候用这种分类。你可从来没听说过，在史料中也找不到证据，说它在全国范围内，在元朝90多年的时间内，广泛地推行这种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这四种分类方法跟我们听说的印度的那种种姓制度，是两回事。

第二，就是八娼九儒十丐，就是在元朝的时候，知识分子地位惨，仅仅高于乞丐，甚至还不如小姐。可是，蒙古人没有搞过什么焚书坑儒，后来的文字狱，它只是没有一个顺畅的通道，让知识分子去当官，去当老爷而已。你平时吟个词、作个赋、写个曲，谁管你啊，对吧？所以这些它也只是一些知识分子自嘲而已。就像今天一些人，明明用得是iPhone，但是他在网贴讨论、留言里面还说我是一个屌丝，对吧，这是一样的心理。

那蒙古人到底在元朝这将近一百年期间，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呢？架不住深想，有大量的材料和我们的印象是反的，比如说《马可波罗游记》。现在很多人争议说《马可波罗游记》是假的，是伪造的，他从来没到过中国。就算马可波罗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关于中国的一切记载都是道听途说，但是道听途说毕竟不等于空穴来风，他可能是很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看到的那些景象，然后一鳞半爪地转告给他，他再记载下来的。

你看，《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写得啥？那可是在蒙古人统治下元朝的中国，它里面记载的是繁华的市集，是丰沛的商品，是便宜的丝绸，是壮丽的都城，甚至是遍地黄金。他还记载了像这样百万级以上人口的繁华城市。马可波罗的或不信，但是当时很多阿拉伯商人留下了大量的记载和游记，也可以作为旁证。

若纸面材料也不信，那就看实物好了。你现在到福建的泉州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南宋开始，一直到元末，都一直存在。当时的泉州在元朝的时候叫做刺桐，是远东最大的商业港口，跟什么阿拉伯、伊朗，都在做生意，这个丝绸之路一直是到明代初年的时候，才由朱元璋亲口下令给停止的。那你说如果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朝代，如果到处只有屠杀、愚昧，它怎么可能有繁华的商业贸易呢？这是一点。

第二，就是很多汉人对于元朝，是不是就是刻骨仇恨呢？不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人忠于大元。甚至当朱元璋已经提出来，叫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这个词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变成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就是拿民族大义号召汉人来造蒙古人的反，可是这里面也有很多蒙古人的忠臣。比如说当时镇守福建的有一个人，这可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汉人，叫陈友定，他就替蒙古人镇守福建。后来当然打不过朱元璋了，就要被抓起来了，临抓起来的时候他服毒自尽，当然后来没来得及，又被救回来了，一直送到南京，是朱元璋亲自审他。朱元璋说你投降吧，你替谁守啊？你替蒙古人守，他们都跑掉了，对吧？你降了，我接着给你官做；你要不降，我让你扶铜马。什么叫扶铜马？就是一个铜做的马，烧得跟烙铁似的，让你趴在上头把你给弄死，你怕不怕？这陈友定说不降，愿扶铜马。你看，大元朝是有忠臣的嘛！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大元朝的忠臣就是道教当中鼎鼎大名的张三丰，武当派的始祖。张三丰写过一篇文章，在落款的时候写的明洪武十七年、岁在甲子中和节、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山天柱峰之草庐。啥意思？就是虽然天下已经落到明朝里十七个年头了，但是我张三丰仍然认为我的身份是大元朝的遗老。你看，民族情绪对他没有作用，他仍然像一个中国典型的古代士人那样，我认同于我出世的那个朝代，因为张三丰当过元朝的县令，仍然忠于它。

而且就连朱元璋本人，虽然他带兵造了蒙古人的反，但是他在当皇帝之后提起元朝，其实没有那么多恶感。比如说他自己就写了这么一段话，说元朝君臣朴厚，又朴素又厚道，政事简略，没有那么多幺蛾子，与民休息，时好小康。你能想象这是朱元璋写的吗？说元朝简直就是一个小康之世。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明朝初年，有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普通文人，叫李开先，他给自己出版了一本小的诗词集，叫《西野春游词序》，就是我经常到城市的西边在春天去游玩，写了一些词，现在写一个序。劈头写了一句“元不戍边”，啥意思？就是元朝这个朝代从来不征调老百姓到边关去戍守，去当兵。

想想也可以理解，蒙古人觉得我们才是当兵的，我们是统治阶级好不好？你汉人有什么资格当兵？这就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了，美国人虽然占领了日本，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是承担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国防责任，日本人是一门心思去发展经济，后来把美国帝国大厦都给买下来了。而我们这个国家的安全由谁负责？你美国人去负责，当年的元朝有点像这个意思。

那结果是什么呢？李开先接着写，说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就是我们老百姓又不用到边关去当兵，交的赋税又非常少，那衣食都有了，有了怎么办呢？就穷开心呗，我们经常填个词、做个曲，逗大家自己开心。这就叫衣食足而歌咏作。

这不简直就是太平盛世吗？那你说元朝到底是个啥朝代？它到底是一个残暴的朝代，还是一个温和的统治？它到底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还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呢？如果要想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到蒙古或者说元朝这个朝代兴起的那个状态。虽然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是你回到历史的真实场景一看，就能理解这个矛盾其实并不存在。

让我们回到蒙古帝国的源头，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蒙古帝国的源头应该追溯到1206年，这一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原是大会蒙古诸部，然后给自己上了一个称号，叫成吉思汗，这就算蒙古帝国的开始了。这一年，成吉思汗44岁，后来他活了65岁，这后来21年干什么呢？就是打架，往西打、往南打，据说蒙古大军是一直抵达欧洲的多瑙河畔。那为什么蒙古人这么能打仗呢？现在回头看，靠谱的、不靠谱的大概有这么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这就是历史的自然节律。因为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发祥的主体大陆，但是它中间这一块是草原，是荒漠，它每过几百年就会兴起这样的游牧部族，武力特别强大。所以在世界政治史上有这么一个词，叫地缘大锤。比如说匈奴人，后来的突厥人，现在的蒙古人，他们就像一把大锤一样，每几百年就要兴起一把，把这个欧亚大陆的边缘狠狠地敲击一遍，所以这是历史的自然节律。

第二个解释，就是蒙古人技术很强，越打就越强，因为他经过不断地各种各样的文明更迭，所以就学到了各种新技术。像《狼图腾》那本书里就解释，说成吉思汗跟草原上的狼群也学会了很多战术。比如说哈夏尔战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你这个地方的人民给当了俘虏，然后我让这个俘虏去先攻你的城，你在城上，你倒是往下射箭啊，底下都是你的人，你要是手一软，要不敢射箭，我马上攻城，然后拿下，然后再屠城，这叫哈夏尔战术。还有一种叫曼古歹战术，说白了就是边打边跑，然后边跑边往后面射箭，让你追又追不上，是跑又跑不掉，然后再给你合围，等等等等，这种发明很多。也有人说蒙古人的马很好，后勤很轻松，他的弓箭很好，这都是技术上的解释。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蒙古因为它是一个散碎的草原部落，要想把这些草原部落集中起来，又没有很好的行政统治工具，那怎么办呢？只好靠一股血气之勇。用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仇恨，来驱使大家形成一股绳。举一个例子，成吉思汗有一个女婿，在攻一个城池的时候被弄死了，成吉思汗这辈子就这样，哪怕跟他亲如兄弟的一个叫札木合的人，原来帮过他很大忙，但是一旦闹翻之后，成吉思汗是花了十年的时间，一直追追追，一直要把你追死。前面讲的攻灭撒马尔罕，杀掉一百万人，就是因为花剌子模杀掉了他的几个信使，所以就一定要把这个城池，这个国家攻灭为止。那他女婿被人弄死了，那还了得？大军一旦过去之后，把城池拿下，然后让他的女儿，就是那个寡妇，让她来主持屠城。这个城市里不管死了还是没死的人，头一律要割下来，然后堆得跟小山一样，城里的猫和狗都要杀掉，就是这个城市一个活口不能留。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不理性，但是在成吉思汗看来，那就是最理性的，因为只有靠我们这种尚武民族的一种仇恨的力量，你只要惹我一时不高兴，我让你一万辈子都高兴不了。只能凭这种血气之勇，才能够团结这个散碎的部落，所以他就这么一直往前杀，然后攻占了欧亚大陆，成为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杀吗？难道不要统治吗？对，如果他有这个念头的话，他不会这样屠杀。但问题是，他不是没这念头，是真不会。蒙古人是在草原上崛起，各个部落之间联盟可能喝个酒、嫁个女儿，什么事都好商量，他没有我们汉族人从先秦开始就逐步在打造的这一套行政技术。所以他攻下一个地方，又不会统治，那怎么办呢？成吉思汗据说有一次讲，搞了这么多地方，我们是当牧民的，要不都养马算了，尤其是在中国。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叫耶律楚材，这个人可能对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一个人，就死活抱着成吉思汗说不能啊，真的不能啊，你得让汉人去种田啊，这才算没有把中国变成蒙古人驰马的牧场。

那他打下来那么大一个地盘，怎么管理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部队的司令官，你现在的主要心思就是往前打，攻城略地。现在逮了很多俘虏，请问你会怎么办？你一定是安排一个班的小战士，可能就十个人，好，你就盯住这一万人俘虏，把他们看住，别闹事就行。然后如果能组织俘虏生产，能搞点金银财宝给我送过来，我也挺高兴。

成吉思汗基本上就是这套玩法，所以在蒙古历史上有一种制度，叫达鲁花赤制度，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正式的制度，但是你翻开里子一看，它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达鲁花赤这个词在蒙古语当中，就是镇守者、掌权者，说白了就是中央特派员，就是留下的那一个班的小战士。你只要负责给当地搜刮一点赋税，给我送过来，剩下爱怎么的就怎么的。甚至在元朝刚开始的时候，这达鲁花赤都是世袭的，说白了，中央都懒得搞一个什么吏部，还得核定你的治理地方的成绩，还得几年一换班，还得回避你的原籍。那一套我们蒙古人不会玩，你爹弄完了死了，死了有儿子吗？有儿子接着干，就是这么简单粗鲁的一种统治方法。

有一则材料，说已经到元朝的中后期了，有一个骗子，到处招摇撞骗，说我是从大汗身边来的，我是皇帝身边来的，现在你哪儿哪儿哪儿官员干得不好，我就是钦差，你把他杀了吧。这个人就招摇撞骗几个省，后来是实在不像话，被人发现，才把他给宰了。

这种情况，在文官统治技术已经比较发达的后来的明朝和清朝，怎么可能？但这种事在元朝，它真的就发生过。所以你现在看《二十四史》里的元史，为什么越看越不对头呢？首先那个语言不通，导致的各种地名、人名就不对头，这就不说，首先那个感觉就特别怪。因为我们汉人的儒家士人，总是想用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框定元朝的皇帝，但人家不是那回事，很多元朝的皇帝甚至汉语都说不利索。举个例子，元朝中后期第六任皇帝叫泰定帝，这家伙当皇帝时间并不长，但是他那封即位诏书那真叫是极品。一个皇帝即位诏书，这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文件了吧？而且要往汉人地区发的，你好歹找个知识分子用文言文给你写一封啊，不，人家用白话文写，而且他口述成什么样，就记成什么样，然后就发下去了。那文件还挺长，车轱辘话，一看就是这个皇帝脑子不是很清楚，至少没有受过很高级的理性训练，从头到尾就是这个意思，我是那个皇帝的天可怜见的子孙，我爷爷是谁，我爹是谁，现在我爹死了，我必须当这个皇帝，他们都没资格，就我有资格，哭天抹泪，就是那么一顿。

看那封即位诏书的感觉，就有点像过去农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跑到你们家来报丧，我爹死了，现在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就那个感觉。确实，《二十四史》的元史里面，经常会遇到那种句子，你觉得特别扭，因为它主体篇幅都是用雅讯的文言文写的，毕竟是明朝人修的嘛。

但是一旦提到皇帝的很多诏旨，都是用白话文，什么“这个事就这么办吧，钦此”，这样的句子经常遇到。所以说白了，元朝的蒙古人他作为统治阶级，但又缺乏统治技术，这是元朝的一个总体特征。

接着说铁木真，就是成吉思汗死后的事。他死后，一共四个儿子，老大术赤，死得比较早；剩下来窝阔台、察合台和拖雷三个儿子，也比较齐心合力，所以继续来扩大蒙古帝国的版图。

可是到第三代，这个黏合力就不行了，虽仍然是骄傲的黄金家族。不是有一句俗话吗？叫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全拉倒。到第三代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争权夺利，本来那个空间已经布得很远，大家交流起来也很不方便了。

折腾来折腾去，到公元1264年，后来大名鼎鼎的元世祖忽必烈，当上了蒙古大汗。这过程当中非常复杂，包括他跟他哥哥阿里不哥的那些争斗，剧情也很狗血。但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哪有一点蒙古大汗的样子？首先，这个人35岁之前的所有事迹，历史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第二，他跟那些汉人搞来搞去，尤其是跟汉人的士大夫，什么刘秉忠那帮人搞来搞去，黄金家族的那些蒙古王公们是看不起他的。尤其忽必烈有一个太子，叫真金太子，从小受的都是汉人儒家的那套教育，你已经弱化了，已经不是我们蒙古人那一套了。

再有，忽必烈打仗还不行，跟前面几代帝王，什么成吉思汗、蒙哥那些人没法比。虽然他后来征伐南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过程当中也没打什么硬仗。后来攻伐日本不是失败了吗？打越南也不是很成功，所以军功上也站不住脚。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的继位合法性其实存疑，因为他上一代的大汗是蒙哥，蒙哥是在战场上死的，没有指定忽必烈为他的继承人。而按照蒙古人的习惯，推举一个大汗是需要库不里台大会的所有王公，大家都要举手表决的。你又没有经过这一套程序，只是自己宣布自己是大汗，所以合法性上也有问题。

更要命的是，这个时候的蒙古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除了中国本部之外，其他的蒙古帝国还分成了四个汗国，就是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在那么大的范围内，你所谓的蒙古大汗，真的有办法统治到大家吗？所以一个诺大的蒙古帝国已经是四分五裂，那，你这个大汗可怎么当？

元世祖忽必烈是在公元1264年终于当上了蒙古大汗。和前面几代大汗比，底子太潮了，统治基础非常薄弱。如果考虑到不久之后，他还要攻灭南宋，统治整个中国，而忽必烈和他身边的蒙古人又没有相应的统治技术，所以这个江山怎么坐得下去呢？

如果看整个中国历史，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方案？有。比如说忽必烈之前的辽国和金国，忽必烈之后的清朝满族人，他们都搞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向汉人学习。但是这套解决方案恰恰不是忽必烈的选项，为什么？因为蒙古人太骄傲了。你想，前面的辽国人也好、金国人也好，后面的满族人也好，他们看着汉族的那个天朝上国在他们面前嘚瑟，已经是世世代代了，他们虽然在武力上很强盛，但是文化上还是有点自卑的。一旦入主中原之后，当然就忙不迭地要向汉人学习，搞他的那一套治理方法。

但是蒙古人，黄金家族，那是一颗多么骄傲的心啊，我们是草原的儿女，我们得到上天腾格里的护佑，为什么要向你汉人学习呢？不服？不服就再来打过，这是蒙古人的基本心态，所以这不是忽必烈的选项。可是你又没有统治技术，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农业人口，你没有相关经验。

所以，此前的亚历山大也是把所有的已知世界都征服了，但是亚历山大大帝一死之后，马上这个帝国就分崩离析。但是忽必烈居然让元朝又搞了90多年，将近一个世纪的寿命。所以，元朝短命是短，但是如果把它的基础一分析，你会觉得即使搞这90多年，也是一个奇迹。

忽必烈不是富三代，也不是什么败家子，他根本和成吉思汗面对的情况就不一样，他本人就是一个变革的二次创业者。

怎么玩的呢？第一招，迁都，1264年，他当上大汗之后马上就迁都。原来的都城在哪儿呢？在和林，现在还在外蒙古境内，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历代蒙古大汗的都城都在和林。忽必烈把都城迁到了哪儿呢？一个叫金莲川的地方，是今天中国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的南部，正蓝旗的多伦县。

多伦县的旁边就已经是河北省了，金莲川是游牧民族控制的草原和农耕民族控制的平原的交界地带，忽必烈就在金莲川建立了蒙古的上都。原来的和林还用不用呢？也用，叫陪都，只不过皇帝和大汗已经不经常去了而已。

紧接着，忽必烈又建了一个都城，哪儿？是在蒙古人已经打下来的金国的中都，把它改名叫汉八里，就是后来的北平，后来又改名叫大都，就是著名的元大都，北京的前身。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忽必烈突然有了三个都城，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一个游牧民族的主子，他怎么会热衷于建城市呢？这是农耕民族才干的事情。站在忽必烈的立场上，他有政治上的妙用。

他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有三个倾诉对象，第一就是黄金家族的那些堂兄弟们，那些蒙古王公们，说我没有要控制你们的意思，虽然我是名义上的大汗，但是这个大汗和成吉思汗那个大汗他不是一回事，你看，我把都城都让给你们，只要你在名义上承认我，咱们就OK了。

第二就是普通的蒙古人，虽然我搬到了离汉人很近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有一颗草原儿女的心，我是代表蒙古人去控制汉人的，你看我新建立的都城仍然在金莲川草原嘛，我没有离开草原。

第三就是蒙古人刚刚征服的金国。要知道，金国经过长期和汉人的博弈和同化，这个时候很多汉人已经是他的上层了。所以他的建都汉八里这个动作，就是做给金国的这些上层汉人看的，我不是一个野蛮的征服者，我是你们原来效忠的金国的一个继承的朝代，就是你们汉人，什么唐宋元明清，这个正常继承。我按照你们汉人的传统来啊，我即位之后，我修都城，我修都城的样子按照你们孔夫子留下来的经典，是按照周礼那样去修的，修得四四方方的，主持工程的人是你们汉人刘秉忠，来挖城里下水道的是你们汉人科学家郭守敬。甚至我还按照你们汉人的习惯，给已经死去的那些朝代，什么辽国、金国做史，对吧？你看，《金史》和《辽史》谁写的？是忽必烈的宰相，叫脱脱给写的。我一切都按你们汉人的来，不要再抵抗我们了。

虽然忽必烈没有全面汉化，但仅仅建都城这一个动作，确实让金国的很多上层的汉人安了心，甚至有些人从此成为忽必烈的脑残粉。后来打南宋的时候，你以为是蒙古大军打的？不是，就是那些金国原来的汉人的将领。比如说把文天祥一直追追追，往南追的那个张弘范，原来他的父亲就是金国的将领，他也是金国人。

所以南宋人后来被蒙古灭得那么容易，其实跟先锋队是汉人是有关系的。如果对方都是那个奇装异服的蒙古人，进村就杀，南宋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灭亡，因为民族大义，中国人一直讲的这种华夷之变，可能这个东西会激起很多反抗。但是没有，汉人打汉人，而且你已经继承了金国的正朔，我们接着被你征服，好像没有那么丢脸。

所以，忽必烈这一系列建都城的方式，就给各个方面做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自己是怎么行为的呢？冬天，他就会住到汉八里，就是元大都；然后到夏天的时候，他就会跟金国人讲，说这儿太热，我受不了，我蒙古人，我得到金莲川去待一会儿，所以他就跑来跑去，很多元朝的政策其实出自于元朝的上都金莲川，只不过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但是仅仅搞这三个都城也没有实用啊，它只是政治上的一个表态，你还得干点活。忽必烈紧接着就放出了第二个大招，开始搞首都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把政府很多国家的工匠都迁到了金莲川的附近，在金莲川到元大都之间的这条道路上一字排开，搞了很多工厂。

比如说有一个叫寻麻林的地方，居然就聚集了3000个纺织户，今天很多纺织厂都没有这个规模，3000个人生产布匹、丝绸、衣服，算得上盛况空前。这些工厂当中除了生产衣服的，还有生产珠宝的，生产葡萄酒的，什么东西好我就生产什么，其他的蒙古王公看着眼红的奢侈品，我就生产。

那些堂兄弟、蒙古王公刚开始是扒着门缝看，这忽必烈搞什么呢？看来看去看明白了，这是在家玩宝贝呢。忽必烈也说，别在门口看呀，进来呀，看见什么好，拿呀，大汗嘛，赏赐给你们。不是觉得拿得不方便吗？没关系，不用自个儿来，派个使臣来就可以，只要叫一声大汗，随便拿。路上是不是还不方便？你看，我们蒙古大军当年往西打的时候，留下过很多兵站，是搞后勤的，对吧？现在一律把它修复，给你们作为经商的、往回搬东西的中转站。

强调一下，蒙古语当中才有这个站字，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车站这个站，原来汉语当中只用驿，你看马嵬驿、陈桥驿，驿站驿站，这是汉语和蒙古语结合的一个词。那这些兵站现在就被利用起来，成为蒙古王公往来于东西方之间，来取忽必烈大汗的那些珍珠、宝贝、绫罗绸缎的中转站了。

这个基础设施一旦建立起来，最敏感的人是谁？当然就是商人，尤其是中亚那些阿拉伯人穆斯林，他们天生就有经商的传统。既然基础设施这么好，那为什么不把生意做起来呢？忽必烈的第三招马上就放出来了。

忽必烈统治前期有一个权臣，叫阿合马。现在翻译叫阿合马，你回到阿拉伯语一看，就是艾哈迈德，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他居然掌管忽必烈前期的朝政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当然这个宰相他不像汉族的那些宰相，要管很多官吏，没有，就一个任务，捞钱，组织商人们做生意。

当时很多阿拉伯商人还搞出了世界上非常早期的那种特许制的公司，就是很多商人把自己的股本凑集在一起，来经营这个特许的生意。这些商人一旦聚集起来之后，它还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大汗的小蜜蜂，可以把大汗想要播撒出去的那些花粉撒得各地都是。

前面讲那个马可波罗，他如果没有来过中国的话，他那些关于元朝的好话都是从哪儿听说的？就是这些商人们说的。商人们奔波于东西方之间，做生意很辛苦，但是有一个乐趣，就是吹牛，对吧？那大汗多好啊，元朝多好啊，你们都没去过，我去过，这样的话就渐渐地越传越远。那个马可波罗是哪儿人？是威尼斯人，连威尼斯的商人都已经被卷入了忽必烈的这个商业体系。

当然，忽必烈所经营的商路还不止这一条，我们前面讲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他派了一个人叫蒲寿庚，驻扎在泉州，当时叫刺桐，来管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这个人也不是汉人，也是一个色目人，穆斯林。后来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所走的那些路线，用的那些船只的技术，包括用的那些海图，它的基础是在元朝给打下来的。

回头一看，忽必烈搞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全球的贸易系统。他是这么玩的，说每年元月，我就开始在上都这个地方，我开始封赏蒙古王公，你们想要我的好东西吧？都来，丝绸、细软这不用说，关键还有银子。当时他每年要赏赐出去的银子是10吨，两公斤一块，要发出去5000块，只要你来就有，叫一声大汗就拿走。

所以黄金家族的那些蒙古王公们非常有钱，可是有钱你不会做生意，总不能刨一坑埋了吧？有人会做生意，谁啊？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商人就找这些蒙古王公借来这些资本，然后不断地往来于东西方之间做生意。

忽必烈在商业政策上也非常开明，说这么地，这过路税咱就不收了，反正亚欧大陆上都是我蒙古帝国的天下，对吧？你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没有刀兵之灾，过路税不收了，你们什么地方把东西卖出去，收你的销售税。税率是多少呢？非常低，3%。

这个逻辑好像觉得不对吧？把银子发出去，银子借给商人，商人做生意我只收3%，这回不了本啊。可是别忘了，如果懂一点宏观经济学的话，有一个效应叫乘数效应。这个赏赐出去的银锭它其实就是央行在发钞，然后激活整个商业系统，最后其实靠收很少的税，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循环。

当时的欧亚大陆上，忽必烈已经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系统。这个商业系统有很多后果，比如说白银的广泛使用就是从这儿开始，为什么？因为忽必烈赏赐蒙古王公就是用大量的银块。当然白银后来再大规模使用，那一直等到西方殖民者征服了美洲之后，在美洲开发了大量的白银，再送到中国来，这个时候到元代的中后期，白银真开始广泛使用了。这是一个后果。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日子不要太舒服。因为对于忽必烈来讲，他又没有太多的行政手段来管中国的这些汉人。既然我可以收商业税，我可以收盐铁专卖的费用，我还费那个劲，搞那些官僚系统，去收你们的农业税吗？我这不是有病吗？

所以，元朝的财政结构非常独特，盐铁专卖基本上是财政收入的80%，剩下来的商业税又占了10%-15%，各地收不收农业税呢？收一点，但是中央根本就不往眼里去，你各地方留着花就得了，全是地方税，养活一些地方上的官员，养活一些达鲁花赤就可以了，所以老百姓才轻徭薄赋。

所以，元朝它既残忍又屠杀，但是好像又开明又自由，看完了忽必烈的一整套玩法，你觉得逻辑上就不矛盾了吧？对，忽必烈的这一套玩法，在历史上有学者给了他一个名词，叫蒙古自由主义。

在欧亚大陆的那一百年的历史上，居然出现了如此奇怪的一个世界体系。我们今天的人理解起来一点都不困难，甚至觉得很亲切，因为它和我们今天的人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体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大国的军事威慑为保障，以商业文明为底色的一套体系。这个世界体系它屹立于欧亚大陆一百年的时间，可不算短。

那这个体系怎么没有搞下去呢？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发扬光大，最后统治世界的就不是现在的西方文明了，应该蒙古文明才对啊。历史有时候它有很多种原因，比如说蒙古帝国最后的崩溃，尤其是元朝的崩溃，现在我们看到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其实是因为瘟疫。不是我们中国王朝那种典型的崩溃，因为官吏欺压、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最后这个王朝的整个行政体系崩塌掉的那种。

大家应该知道欧洲的黑死病，发生在1348年。四年之后，中国历史上就可以看到记载，大规模地爆发瘟疫，所以我们几乎有理由来判断，这两场瘟疫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

在《上帝的跳蚤》这本书里，就专门做了这样的阐述。元朝于1368年，就在黑死病欧洲爆发之后的20年，它就崩溃了。

明朝的创始人朱元璋，他家里人全死光了，可不是因为天灾水旱，或者官吏压迫饿死，都是得瘟疫而死的。所以连苦大仇深的朱元璋他们家都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有代表性意义呢？

当然历史不可以假设，是不是元朝没有这个黑死病，就能永远存在下去，也不敢做这样的判断，但这至少是一个解释。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在于元朝通过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际遇，完成了蒙古自由主义的一百年，它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农耕文化的一次升维过程。

什么是农耕文明？就是在固定地域获取生存资源的文明。什么是工商业文明？就是跨地域获取生存资源的文明。这两种文明的方式原来是完全不搭界的，但是蒙古人就突然获得了这么一次历史机遇，把它们整合起来了。

不搭界的东西一旦整合起来之后，自然就会出现红利。就像2015年，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市场上看到，比如携程网和去哪儿网开始合并，原来这两家公司市值都是十亿美金级别的，现在一下子就跳到了百亿美金级别的公司，因为它拿下了中国出行市场这个总概念，在华尔街的投资人看来，当然就跟原来不一样了，这就是商业上的升维。

在蒙古帝国的整个版图里面，它拼凑了三样东西，第一是中华帝国的经济力，第二是蒙古帝国的武力，第三是中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商业运营能力，这三个能力一旦合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叫蒙古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所以它是原先的农耕文明的升维过程。

要理解这个升维多么的伟大，只需要看它后来降维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惜。这个降维就是明朝的出现，按照通常的理解，明朝人把蒙古人赶走之后，应该迎来文明的一次大繁荣才是，因为按照常识，汉人的文化水准应该是高于当时蒙古人的。但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就拿工艺制造水准来讲，很多拍卖行拍卖的那个元青花瓷，你看那个工艺水准，美伦美奂。而在明代初年呢？粗陋不堪，甚至一下子回到了几百年前，这个工艺水准一直到明末、甚至是清朝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就拿朱元璋来讲吧，虽然他打的那个旗号叫驱除胡虏，恢复中华，那你应该恢复的是什么？是元朝之前的宋朝的状态吧？没有，明朝继承的那一整套整治制度，全部是元朝的蒙古人搞的那一套。比如说廷杖和诏狱，在朝堂上直接把大臣摁翻了就打板子，这就是没文化的皇帝才干的事，明朝皇帝继承的是这一套东西，非常之残暴而黑暗。

我们推理一下，怎么样从元朝的那种升维状态，而朱元璋把它完成了一次降维的过程，这个逻辑次序是怎么样的？首先，贸易是不能搞了，因为搞贸易，老百姓都不听我管了，你们搞自由主义哪儿行啊？所以第一个逻辑，是先把老百姓像植物一样栽在地里，甚至每一个人你都有身份，你都有户口，你是种田的，那你就是农户；你是做工的，你就是匠户；你是当小姐的，你就干妓户，你妈是小姐，女儿也是小姐，一辈子不带变的，世世代代不许变。这就是明朝的基本政策，老百姓想出这个村，对不起，要到官府去找路引，否则离家乡几十里外，你这叫犯法，每一个人不再是动物了，变成了植物。

变成植物之后，第二个逻辑就出现了，就是不能再靠工商业的税收来养活国家的财政，必须要征收沉重的农业税。在明朝的农业税大概是元朝的多少倍呢？应该是九倍。你想，老百姓那个日子还有法过吗？一个幸福的、到处唱歌的，写诗、填词、作曲的时代，就一下子变成了明朝那种万马齐喑的时代，民间的经济活力一下子就完蛋了。

第三个逻辑层次，就是我要把这么多的农业税给征收上来，必须有庞大的官僚系统。而养活这个官僚系统本身，又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紧接着的逻辑，官僚系统一旦出现，它就一定会贪污腐败；紧接着，贪污腐败，所以一定要严刑峻法。

在元代的时候为什么它没有这一套？不是说蒙古人一定是什么仁慈、道德水准高，他不是，他不会玩这一套，所以他就干脆不玩，反正我的财政有其他的来源。对于元朝的皇帝来讲，那么多汉人老百姓，我又没本事管，我又没兴趣管，我还没必要管，那我管你干什么呢？

所以元朝的法律是有名的宽松，这是朱元璋说的。朱元璋说，这个宋代和元代就是太宽纵，老百姓哪能那样呢？我来个严的。那元朝宽纵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元世祖忽必烈他有这么一套说辞，如果判了一个老百姓要抽鞭子，比如说抽50下，他会说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再饶你一下，不是判了50下吗？抽47下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从明代的很多笔记小说里面可以看到，元代即使有时候判了人死刑，都不执行，让他自己老死在牢里就算了。而且元代还有一样法律创新，叫烧埋银，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杀了人了，那个被害者家庭现在很孤苦无依，好，那就不判你死刑，你把这剩下来的人，这家属的生活给安排好，给点烧埋钱，这样我就可以给你减刑。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随意的制度安排，直到今天在中国现代化的刑法制度当中，这都是一个话题，就是有时候一个杀人犯把人家杀死了，那杀人犯是毙了，那家属怎么办呢？孤苦无依。所以很多法律专家都在提出来，可不可以通过补偿，让那个杀人犯不判死刑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问题，人家元代人那么大大咧咧，一摆手，烧埋银就解决了。

可是在明代，那真叫是严刑峻法，贪污60两银子以上直接判死刑，扒皮。而且什么郭桓案、空印案，这些案子都是杀几万人，这跟元代的宽纵气氛是没法比的。

这一整套逻辑到最后当然就是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了。对于明太祖来讲，连孟子老人家在几百年前说的话他都看不过眼，孟子都禁掉了，老百姓说一个什么话，文字狱在明代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可是元代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字狱，他也不懂，他也看不懂。所以宗教的宽容，各种各样的清真寺、什么景教什么天主教，在中国遍地开花。老百姓写个诗、填个词、作个文什么的，偶有忌讳也无所谓。在史料当中有一个记载，有一个人可能写诗发了点牢骚，旁边就有人给他告发了，说这个人心怀宋朝，对我们大元不满，告发了，擅谤朝廷。结果刑部给批复下来的文书讲，说我堂堂天朝，擅谤，擅谤有什么关系？擅谤就擅谤吧。就是这副宽容的样子，这就叫蒙古自由主义。

古往今来，你希望看到一次繁荣、一次文明的升维过程，不需要太多的条件，就四个。第一，有军事实力保障的安定团结；第二，小政府，老百姓干什么能不管尽量不管；第三，用心地呵护和培养一支商人集团；第四，把贸易和全球尽可能地连通。只要具备这四个条件，一个繁荣应该就完全可以期待。

800年前的元朝及改开之后的30年，我们中国人曾看到过那么一、两回，那现在和往后的中国人呢，不知什么时候还能看到？

蒙古自由主义，来自忽必烈的变革，为之心得，与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