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儿女对父母的态度其实是有变化的：青年之前是仰视，青少年时期是平视，青年过后就趋向于俯视。我现在也到了俯视父亲的年纪了，只不过这种俯视仅仅是从身体、视觉上来讲的。于我心里，父亲永远是值得我仰视的人。

父亲今年七十六，与前些年相比，腰背更驼了，头发更白了，颧骨更凸出了，形体更消瘦了，皱纹更深了。岁月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记忆中父亲那一口能剥生板栗球的牙齿，已经脱落得没剩几颗了。

父亲共六兄妹，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两弟一妹。祖父在我二叔三岁时就去世了，祖母养不了那么多小孩，便把伯父送给了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父亲实际上就成了长兄，长兄如父，父亲帮着祖母含辛茹苦把弟妹扶养成人。三兄弟中，父亲只念过几年小学，两位叔叔都上过高中。二叔还在当了几年民办老师后，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了公办老师。没有父亲的付出，两位叔叔是读不了那么多书，毕竟那是靠工分吃饭的年代。二叔至今很是尊敬与关心父亲，应该是与父亲当年的付出、对他的关爱有关。

父亲十几岁就当了生产队长，一直到因公受伤生病住院。那个年代的队长，可真是一队之长。父亲是什么活最累、最苦、最重，就干什么活，正是因为总是抢着重活干，一次队里修筑堤坝时，与村里一位同样年轻力壮的村民抬一块大石头时，父亲的腰受了伤。那个年代的人对自己身体不太重视，父亲也是如此。等到父亲腰直不起来的时候，还是在母亲多次催促下，他才去了县医院。一检查便是大问题，父亲的一个肾，因受重力压迫，积水肿大。县医院当时医疗水平有限，父亲便去了州医院住院动手术，切除了已经坏掉的那颗肾。我当时还小，忘记了手术前还是手术后，我去了州人民医院去看望父亲。能确定的是，我从铁山河渡口那里，上了一辆汽车，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上汽车。

父亲第一次动手术后，多长时间恢复了健康，我也没了印象。我只记得像父亲是没过多久，因为脊椎里长了一块骨头,又一次去州人民医院动了手术。那块长错地方的骨头压迫了神经，导致父亲下身瘫痪。我记得父亲手术后在家还卧床半年，又像小孩一样重新学习走路。刚开始是依托母亲和拐杖， “举步维艰”是什么意思，我从父亲再次学走路的样子那里得到了答案。父亲第二次手术后在家康复期间，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帮他递尿壶、倒尿、洗尿壶，父亲生病让我长了见识：认识了那种带手柄的、类似熨斗状塑胶尿壶。

至今，父亲的腰上有一道很深的月牙状的肉坑，背上有长达十几厘米的伤疤。就是这样一位父亲——经过两次大手术——从死亡边缘上捡回一条命的父亲，和母亲一起，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把我与兄长抚养成人。

父亲用挖锄开垦了一大片土地，种过苞谷、花生、油菜、红薯、南瓜、辣椒、韭菜、白菜、茄子、西瓜、香瓜、辣椒、豌豆、南瓜、西红柿、四季豆、四季葱；栽过梨树、杏树、桃树、柿子、板栗、椪柑、蜜橘、脐橙。地尽其用，父亲没让一小片地闲着。我记得念初中时，春秋两季偶尔有同学来我家里玩，我向他们“炫富”的话，就带他们去山里的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地里。我告诉同学，春季那片地是花园，秋季就成了果园。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加上父亲施的是农家肥，什么都好吃。有一年夏天，我把同学带到西瓜地里，其实西瓜已经结过几批，差不多到扫尾的时候，就是那样拳头班大的西瓜，同学们吃得却很贪婪，还边吃边说“好甜！”

父亲的那个挖锄好重。有一次，父亲叫我给他送锄头去，从家里到地里，不足千米，但要爬坡。我走到地里时，出了一身汗，两边肩膀上磨出了红印——又酸又痛。我那时已经不小了，就只是扛一把锄头，爬了一里多山路，就成那副模样。父亲却用那把锄头把荒山变成了菜地，我不知道父亲究竟流过多少汗。父亲手掌的茧很厚，与陈秉正的手有一比，一般的刺都穿不透。

我读大学那几年，适逢县城由老城武溪迁往白沙，穷乡僻野逐步成为城郊。319国道改线要征收，村里一些家庭因“地利”得到了补偿，家底逐渐殷实。我家田地与国道相去甚远，没有征收的机会。父母还是靠双手供我至大学毕业。为了增产增收，父母在山上打了两个草棚，专心种菜。人勤地不懒，再加上接近消费市场、流动人口增多，菜比以前更容易转为收入。父母分工很明确：父亲主要是种菜、施肥、挑运，母亲主要是除草、采摘、销售。我印象很深，大学毕业前实习期间，我一个电话，父母一次给我寄了一千元。我不知道一千元在那时到底有多大的购买力，只记得2000年7月参加工作，我领到手的第一个月工资，只有四百二十几元。

白沙新城建设那几年，父亲成了工地上免费的“掏粪工”。他挑着粪桶，走遍了大大小小建筑工地。从岩头河到新城白沙，坐车只几分钟，走路却近半小时。我不知道父亲在炎炎烈日下（父亲动过两次大手术，走路不像正常人那么稳，起早了山上露水未干容易打滑，所以不是日出而作。）挑着一担又一担粪到底流过多少汗水，湿透多少衣襟。挑粪是脏活、累活，路上遇到的行人，捂着鼻子远远避开的居多。村里有些人，不知道是钦佩还是挖苦父亲，说他这么辛苦为什么。父亲常用一句话回答：“我现在挑粪，是为了我儿子将来不挑粪。”我知道父亲嘴里的“儿子”，指的就是我。因为兄长没有考上高中，早就在家务农了。我现在是一名公务员，还是一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虽然不能说光宗耀祖，但总算实现了父亲心愿，多少带给他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前些年，我偶尔还会在县城的某个地方见到挑粪的老人。我没有捂着鼻子，没有鄙视的眼神，没有远远地避开。因为我知道，鄙视那些老人，就是鄙视我的父亲。从他们的背影，我想象出父亲当年在工地上挑粪的场景。

如果不是因为兄长身患恶疾，父亲可以不像现在那么劳累。那挨千刀的怪病，花钱本已不是小事，还无法治愈，只能依靠药物维持，效果也不明显，扩散得厉害——兄长已经瘫痪一年多了。兄长的病是家人的一块石头，压得父母很痛，很痛。父亲经常晚上独自一人坐在屋前抽着闷烟，我安慰他要注意身体，父亲反复低沉地说：“这是没办法的事！这是没办法的事！……”兄长确诊之前，有一年村里人组团去韶山参观，我好说歹说，父亲终究还是去了。今年村里人准备去参观三峡大坝。他们也没邀请父亲，我也没有再次劝说父亲。我知道父亲肯定不会同意，我也是做父亲的人。

兄长生病之前，关于晚年赡养父母的事，我就与父亲沟通过。我说我就两兄弟，养老问题不要分得太明确。不说谁养谁，一起养。父母养育我们时，也没分过工，说父亲养育谁，母亲养育谁。如今兄长身患恶疾，能多留些时日，是家人的福分。即使兄长不幸离去，还有我，赡养父母，不能分得太清。何况父母一生勤劳，到目前为止还未需要我赡养。父母一生没让我为难过，我也要尽力让父母晚年不为难。

我参加工作至今，已经二十余年，能有一些进步，取得一点成绩，还能保持刚参加工作时的热情，就是继承与发扬了父亲自力更生、坚强不屈、乐于奉献、不怕吃苦的传统。父亲没有从物质上留给我多少财产，留给我的却是一笔巨大的、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

父亲！我会用一辈子的时光来仰视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