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仅仅是个理论”，那让他们把这个说给每年因耐药性感染而死亡的70万人的亲朋好友听吧。对抗菌素和抗疟药等抗微生物药物的耐受，就是适者生存的表现。不幸的是，适应微生物就意味着不适应人类。药物耐受不仅是最鲜活地体现进化真实发生的例证之一，也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直接损失的一个案例。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 此类死亡人数可能从70万增加到一千万。
有些愤世嫉俗的人认为他们以前就听过这样的论调，那也情有可原。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抗生素开始大量使用时起，人们就始终为耐药性而烦恼。他们认为这可能会导致细菌性疾病再度流行，这一结论已被证实是错误的，以后也不会正确。因为19世纪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如肺结核和霍乱等的减少是由于住房条件的改善、排水设施的建设以及清洁的供水，而不是青霉素的功劳。
真正的威胁更不易察觉，却非常严重。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发起的那些）最终将会降低印度的肺结核发病率，但这很难弥补每年六万名新生儿因耐药性感染而致死的损失。哪里有地方性传染病，哪里就有对其疗法的耐受。这即便在富裕世界也不例外。具有耐药性的微生物，如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增加了术后感染的风险。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去做那些可做可不做的手术将是不明智的选择；而用免疫抑制来阻止排异反应的器官移植则危险到了极点。想象一下，热带地区的每个人都再次易患疟疾，每一次针刺都可能引发致命感染。我们要担忧的是旧病而非新疾。
常见失误
耐药性的蔓延是“公地悲剧”的例子之一；负责的人看不到造成的损失。你养牛吗？给它们的饲料里加点抗生素促进生长，不断增强的耐药性造成的损失却由全社会承担。你嗓子痛吗？吃点抗生素吧，以防是细菌性的。就算是病毒性的，吃药治不了，那也没坏处——除了会害了以后染上耐药性传染病的人。
对做正确的事缺乏激励，这一点很难纠正。在有的医疗保健体系中，医生开处方会有奖励。症状消除后，病人如果疏忽了而没有吃完整个疗程的药，也不会有直接的损害，但是最耐药的细菌会存活下来。因为很多人错误地相信是人类而非细菌产生了耐药性，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如果行为不容易改变，那么能造出新药来吗？事与愿违的是，市场在这里也失灵了。医生们想要把最好的药留到最后，用来对付耐受其他所有药物的最顽固病例。给流鼻涕的患者开昂贵的专利药毫无意义，因为几块钱的药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