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离开人世二十多年啦。一直想写母亲，但是由于害怕自己对人生的体悟不深和伤感而写不好，造成心灵永久的遗憾，所以一直没有动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增长的年龄与母亲在世的年龄相仿。我常常对比着想着母亲辛勤操劳的一生，想着母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在想念之中，笔端下流淌出几读几泣的文字。
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没上过学，参加工作的历史仅仅是在解放之初的几年里在街道上干点那个时候青年妇女都在干的事情。母亲在家庭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常常抱怨自己没文化，大字不识一个，要不怎么的也可以有个工作，不致于父亲因为受政治迫害，全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这段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听的母亲既是自责又是教导的话，常常给我们敲警钟——人在生命之初就应打好打拚未来生活的基础。
母亲孕育生产了七个婴儿，四男三女，成活长大了两儿三女。夭折的两个男婴中，第一胎男婴就是因为营养不良死去的。算起来他是我哥，他在人世间仅仅活了十个月，对世界还没有感受地永远地走了。他的死在母亲的心中留下了创伤。母亲一提起他，就抱怨我的父亲，甚至牵怒年青时就守寡、性格十分刚强的我的祖母。我的这个未曾谋面的大哥属龙，我属羊，这中间差四岁。这四岁的年轮就是母亲对父亲的抗议。在我长大之后我还能常常听到母亲与别人唠嗑时流露的无奈的情绪。
父亲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失去了工作，人几乎跨了下来，什么也不干，什么也干不了，家里的生活顿时窘迫起来。母亲知道指望父亲不行啦，就与镇上几个捣腾农副产品的人结伙去“捣腾经济”。“捣腾经济”在现在看来那真是简单，农民手上有家养的鸡生下的蛋舍不得吃，而城里人想吃鸡蛋却买不到，母亲就做收购和贩运工作，从中赚个差价。鸡蛋易碎，父母亲想了很多办法，最常用的就是用报纸把鸡蛋卷起来，放在旅行袋里。用旅行袋装鸡蛋破损率很大，但是又不能不这样做，而且要装扮成是旅行的样子，躲过那个时候生产大队、公社、火车站、城里专门抓“捣腾经济”的人的检查。如果挎个篮子明晃晃地装着鸡蛋去贩运，那准保被抓，而且还要受到处罚。
从我家到长春，要走上十多公里路到一个名叫陶家屯的小站乘火车。每次去，父母亲都要起大早，有时东西多还要带上我当帮手。赶早的路总是黑的，只有星星冷冷地看着我们拎着沉重的旅行袋步履艰难地行走在乡间小路上。我人小，胆子也小，有时走过路边的坟墓，害怕得不敢抬眼睛，大气也不敢出。这个时候，总是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使我走过那令我胆怯的路。现在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依然能回想起那一路上哪座坟墓在哪个地方。
为了节省六角的火车票钱，母亲常常是购一张站台票乘上火车。拎着两个大大的旅行袋，在人群的拥挤中，机智地一次次地躲过出站口的检查。
卖掉鸡蛋后，母亲常常从城里购买一些镇上好卖的东西带回来。我和父亲在傍晚时分赶到陶家屯接母亲。母亲奔波劳累了一天，当从火车站出口走出来时，看到我就亲切地喊我：“生，快过来！”接着脸上就有了笑容。我每次听到母亲这么喊我，十分开心，无论身子背的的物品有多重，走上多远的路，我从不感觉到累。
我记得母亲生我三妹的时候，因为家里断了收入，生活更加困难，母亲在三妹哺乳期间，再操旧业。一个旅行袋里睡着三妹，另一旅行袋里装着鸡蛋，继续奔波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母亲回来说，多亏有这个闺女，一旦被管理市场的人捉住了，还能引起人家的同情之心而不受罚。少卖一旅行袋鸡蛋，保险系数增大啦，损失反而减少了。
母亲的乐观地对待艰辛的生活，着实让人佩服。想想世上还有什么难题和不顺心的事让我们悲观和不快呢？
就这样，靠母亲的奔波劳碌担惊受怕挣得的辛苦钱，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二）
我的祖母生了三男一女，父亲排行老二。祖父是山东人，闯关东到了吉林，三十几岁早逝。祖母年轻守寡养育四个子女，家里十分贫穷。父亲八岁给地主家当长工。四七年东北解放，父亲参加了革命，成了国家干部。他怎么也想不通，对党忠诚的他，却在工作十几年后被政治运动搞倒了，并且失去了工作，断了生活来源。他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落下了头痛的毛病。在我记忆当中，父亲天天要服用正痛片，我家正痛片都是整瓶的买，从来没断过。父亲一生中吃了多少正痛片那是无法统计的了。父亲因为有病，什么也干不了，整天在家闲着，精神郁郁寡欢，与谁都不愿意接触。
文革前“捣腾经济”虽然不允许，但是偷偷搞还能维持。文革开始后，“捣腾经济”的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母亲的这番创业史也结束了，家里彻底断了经济来源。没有任何办法，母亲与父亲商量把全家人的户口从城镇转入农村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一来靠挣工分分点口粮，二来靠分到名下的自留地种点庄稼、蔬菜自用。父亲起初不同意，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做出最艰难的选择——丢掉城镇户口身份，加入农村生产队，成为农民。这是我懂事时记忆最深刻的事了，深深地影响着我。
在北方，妇女一般都是忙家务，下田干活都是男人的事。刚入队的时候，父亲放不下国家干部的架子，不肯到生产队干活。母亲到生产队出工，成了当时勇敢地破除北方风俗的新鲜事。在一大堆东北大老爷们当中，母亲跟他们一样播种、锄草、积肥、割庄稼、打场、刨冻土。毕竟是女人，母亲力气比不过男人，象锄地，每人一垅，母亲跟不上趟，总是落在后面。我放了学，扛起小锄头，到田里帮母亲锄地，虽然锄不了多少，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去，给母亲接一把力，尽自己微薄之力心疼母亲。现在想来依然历历在目。那时虽苦，但是付出的是对母亲的纯真的赤子之情。父亲在母亲辛苦劳动的感召下，与别人说的话多啦，精神状态也稳定啦，终于在不久的时间里，走出了痛苦的阴影，毅然地到生产队出工干活。父亲毕竟是苦孩子出身，干农活不在话下，很快就成为一个挣全工分的整劳力。
父亲在经历了人生的巨大挫折之后，心态终于抺直了，能够养家糊口了。这得益于我母亲，没有我母亲最初几年在生活底层的苦苦支撑，就没有父亲的重新站起。后来，父亲还被乡亲们选为生产队长，这一干就是干到人民公社终解。
我们家成为了农民，日出而做，日暮而息，不再为生活整日去筹划去烦心了，生活上反而安定了，精神上也轻松了，我和弟弟妹妹也能够安心上学啦。
（三）
母亲是在长春去世的，火化后，父亲把骨灰捧回家。邻左舍右以及镇上熟悉的人络绎不绝地到我家来悼念我的母亲，述说母亲的为人，有的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引起我一家老小哀痛不止。父亲说，在镇上从来就没见过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哀思。
母亲去世后，我每次从部队回家探亲，每逢见到熟悉的乡亲，事隔多年了，他（她）们仍然在惋惜声中念叨我的母亲，给我心灵以安慰——我有值得骄傲的母亲。
母亲是个十分爽朗的人，乐观的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见过母亲因为遇到困难而唉声叹气，总是积极地去想办法。其实细想想，母亲有生之年都在劳碌中度过的，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为家操碎了心。
为了解决一家老小穿衣问题，母亲让姐姐帮着买了一台缝纫机，开始学着用缝纫机做衣服。裁缝是靠手艺吃饭的，从来不把手艺传给外人。母亲总是老着脸到裁缝家串门唠嗑，偷看人家做活。回来后，就学着做。慢慢的，母亲能做简单的衣服了，消息传开后，常有熟人来找母亲帮助做衣服或是借用缝纫机。缝纫机经常是从白天响到半夜，吵得我和弟弟妹妹们时常睡不着觉。母亲从没有抱怨过，而且都是仔细地把每件衣服做好，并且不收一分钱，不收一份礼。我和大妹，心疼母亲，学会了踏缝纫机，给母亲打下手，减轻母亲的劳累。正因为有了这段苦难的经历，我也跟着学会了一点缝纫手艺，在儿子小的时候为他缝纫了几件小衣裳。
母亲心地善良，同情穷人。邻居骆家贫穷，常年穿衣补丁打补丁，吃饭有上顿没下顿。那年的冬天来的特早，母亲看见骆家的人穿着单衣，被冻得瑟瑟发抖，就把给父亲新做的一件棉袄送了过去。有一年，骆家的大儿子因为干活与当生产队长的父亲吵架，被他母亲知道了，大骂他儿子忘恩负义，硬拉着他人高马大的儿子给我父亲道歉。父亲感叹说这些德行都是母亲种下的，要不人家大小伙子给你个老头子道什么歉。
母亲生前死后都倍受乡亲们的称道，说她从不畏权，不畏势。母亲是敢讲真话的人，说话直来直去的人，对当时掌握生杀大权的生产大队干部，只要遇上就毫不客气地数落他们工作的不是，搞得大队干部见到母亲总是绕着走，免得被数落的尴尬，母亲也因此成为乡亲们心目中的代言人，大家有什么事情也愿意说给她。我和妹妹们没有少劝母亲，让她少惹当权者。母亲每次事后都后悔说下次不这样了，但是一遇上事情，又义无反顾该说就说，该讲就讲。
至今我仍是佩服当时的大队干部，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母亲的直言而进行打击报复，反而对母亲很敬重。当年我参军入伍时，是大队推荐我报名参加体检的。当我离开家乡的前夕，大队干部还特意请我去吃送行酒。那是我第一次喝酒，水浒英雄般地不知天高地厚地大碗喝白酒再喝红酒。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醉酒，醉得一踏糊涂，醉得五脏六肺都要吐了出来一样。我痛苦地躺在炕上，伤心的不得了，我恨自己怎么这么不经事，怎么可以这么喝酒，让母亲为我伤心，也会让母亲在我当兵离开她身边后更加牵挂！母亲用手抚摸我，心疼地一直喊“生，生”我的乳名，还不时地埋怨大队干部。那一个晚上，母亲坐在炕上没合眼地陪着我，跟我说着话，一直到我完全恢复过来。从那以后，我知道保重自己的重要性。人不仅仅属于自己，也是属于亲人的。从那以后，我喝酒都是点到为止，再也没有象第一次醉酒般的醉过。虽然母亲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但是每当我端起酒杯喝酒时，仿佛都能看到母亲关切的目光，感受到母爱。
我家住的乡镇叫黑林子，是公社所在地，居民以农民为主，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不多。那个时候，家家贫穷，就连日常生活和农用工具都置办的不齐备，干点活，做点事，常常要到左邻右舍去借，互相帮助的氛围很浓厚。如今住在城里，常常抱怨城里人关系冷漠不如农村。细想一下，关系的冷热是建立在互相帮助的基础之上的。农民需要互相帮助，懂得融洽彼此关系的重要性。贫穷是联系友情的纽带。
我们家生活虽然也贫困，但是与周围的人家相比还算好的。父亲有一些在城里工作的朋友，办个事容易。找在城里工厂工作的朋友帮着做了辆手推车，在当时就算一个大件了。平时农活上要用的锄、叉、镐、锹、镰，箩、筛、筐等工具也都购置齐全。母亲非常好说话，不象有的人家怕工具磨损和损坏不愿外借，只要有人上门来借，没有拿不走的，用坏了还回来也从不皱眉头。母亲有句口头禅：“钱不常花，人常在！”农具用坏了，可以花钱再买，而邻里关系花钱是买不来的。
我记得我家手推车的出借次数最多，到农忙时几乎都是在一家接一家的转借中。母亲每天要清楚记住车子到了哪一家在谁的手上用，免得来借的人扑空。母亲就是因为到一个邻居家取被借走的农具，不小心被他家的狗咬伤，感染了狂犬病去世的。事后我们常常懊悔，如果母亲让来借农具的人自己去取，而不是自己亲自去，不会发生被狗咬伤的事，就可能避免噩运；如果母亲被狗咬伤不马虎大意，及早治疗也能渡过这一劫难；如果我在家不去当兵，会用科学道理劝说母亲治疗，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所有的假设在母亲身上都无用的，一切一切的如果成了枉然。母亲，亲爱的母亲在壮年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最小的弟弟才九岁。
岁月悠悠，世事苍桑，母亲走了，她养育的儿女都已长大成家立业，过上了不再为吃饱肚子而犯愁的好日子。永远忘不了母亲，母亲的精神已经注入我的血液，激励我好好做人，珍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