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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发自简书App
据观察往往有两类教师，学生感到满意。一类就是特别有涵养，为人处世谦和，能以民主态度对待学生，课上得很精彩的，这一类老师，中学生特别喜欢甚至崇拜。另一类对待学生常常采用家长制，行事没民主可言，有时候还来点小暴力什么的，但是奇怪的是，这类老师，测评时学生满意率有时也比较高。
对第一类教师，受学生欢迎毋庸置疑，因为这类老师没什么可挑剔的，各方面可成为表率，学生当然喜欢。可是对第二类老师，学生满意率高，就有点令人费解，这种满意就有点不对劲了。不过，若引进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斯德哥尔摩情结，这种现象或许能够得到解释。
所谓斯德哥尔摩情结，或斯德哥尔摩效应，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这是西方心理学对这一概念所下的科学定义。此情结学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说到底，它是一种症候，至少可说成一种病态心理，或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这种情结起源于1973年，有两名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企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一家银行，挟持了四名人质，后来人质获释后，却奇怪地同情、感激绑匪甚至还为绑匪辩护。心理学家就把这种奇怪现象冠之为“斯德哥尔摩情结”。当然，说在中学生中可能产生这种情结，并不意味着当老师的都是绑匪或犯罪者，若要是这样理解就误会了笔者的意思了。之所以引出这个概念来解释，是因为一些教师，尤其信奉威权主义，采取简单粗暴方式管理或教学的，他们的一些学生可能会产生斯德哥尔摩情结，或者至少存在与上述定义有些类似的地方。
这种心理倾向的特点就是，谁加害了你，你就替谁说话，而且加害得越严重，然后你心里越有这种情结。只要在加害的过程中，稍稍宽松一点，或给被加害的些许“恩惠”哪怕是言语上的，受害者反而觉得加害人其实也不坏，好像也是为他们利益着想，时间一长，就会在这样过程中博得了受害者的同情从而愿意成为加害者同盟。若知道这点，那些信奉威权主义的或有暴力倾向的班主任或老师，在管理学生或教学中，往往会博得学生的认可，实际上是学生产生了上述斯德哥尔摩情结的结果，而并非你真的管理有方，教学得法的缘故了。
学生一旦产生这样的心理，就不见得是好事了，至少会存在以下弊端：
首先，教师若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来管理学生，实际上就忽视了学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在中国，对老师的评价存在很多误区，正如许锡良先生所言：“一说到教育，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总是越严越好，并且说什么严师出高徒。而所谓严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是‘棍棒之下出孝子’原则，动辄体罚。在大学里，则被理解为严格控制，多方限制，让年青人动弹不得，没有主体意识，也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传统教育重视规训，认为越听话的越乖顺的学生就是好学生，正有这样理念来指导，就会滋生出不少喜欢采取家长制来管理学生的老师或班主任。把学生训得服服帖帖的老师，在学生或家长眼里反而认为是好老师。正有这样的误解，所以此类老师自然有市场。尤其处在中学阶段的青少年，他们认识事物分析事物能力还未达到一定水准，也就随大流式的认为这样的老师是好老师了。
世界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在其《九十初度谈数学》一文中曾经说：
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自由。顶有出息的小孩，很少是父母管出来的。小孩有能力、有机会，自然能发展，你管凶了，那就糟了。我年轻时出来，家里向来都没管过，也没出过钱。
此话令人深思。但是，在中国宽松、自由却被严重歪曲了：松是害，严是爱。殊不知，教育的本性就是尊重人的自然天性的过程，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作为人的天性得到保护，一个有效的控制并不等于真正教育。简单粗暴或是用家长制驯服学生的做法，是反教育的甚至是反人性，与真正教育宗旨背道而驰的。这只是其一。
更严重的是，此种做法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若遇到类似的状况，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学生恰恰在情感上好依赖他人，也是容易受感动的人群，所以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情结。如果班主任或老师一贯奉行威权主义或家长制，学生没有任何主动的余地，做什么都要顾虑到老师的意旨，他们常常处在担心害怕或恐惧的环境中，若遇到更加粗暴的老师，常常还会担心自己会受到体罚什么的。若在这一过程中，老师略微松一点或对学生施点“小恩小惠”，说点好话什么的，学生反而觉得这位老师还真的为他们着想，甚至认为该老师是位称职的好老师，就这样导致了学生评价体系中错误倾向或误区，因此，这类老师在学生测评时往往满意率很高。
殊不知，这种满意度的获得是以牺牲学生的健康心理为条件的，是因为学生在很大可能形成斯德哥尔摩情结后，才对你产生了好感或同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