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真正听到陈升的歌曲，应该是信乐团翻唱的《北京一夜》，那会儿约莫是在初中升高中的阶段。因了这首歌的缘故，找来了陈升的原唱，发现味道与信乐团的摇滚版大有不同，隐约觉得这样的歌曲还是陈升的演绎方式会更好些。

高中开始，算是正儿八经的开始听歌。多半还是从流行音乐开始听起来的，周杰伦、蔡依林、王力宏、孙燕姿，类似这样的港台歌手的歌曲听了很多。也许似乎是注定要走上听摇滚乐这条路，五月天、许巍、郑钧，这些当时是看来很摇滚的歌手乐团，便是从那时开始关注的。内心里觉得，他们和那些人不太一样，而自己很认同这样的不一样。

高三的某天，无意间看到旅游卫视一档名为《动感节拍》的节目，主持人是李羊，一个留着山羊胡的年轻人。节目好像是每周一期，李羊会推荐国外很多乐队歌手的live，但多半是摇滚演出的视频。正是从这个节目里，我知道了格拉斯通贝利、伍德斯托克、柏林等一系列名震天下的摇滚音乐节；Coldplay、Greenday、Radiohead等欧美的大牌乐队也是从这里开始认识的，还有更多的小众乐队，现在还能记得，偶尔还会听的，有embrace、snow patrol等几只英伦乐队。这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启蒙了。

启蒙是英伦，似乎也决定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听的很小清新。回过头来去捋这些的时候，好像这样的轨迹无可指摘。但或许更早一些的放下自己的矫情和自以为是，能更早的遇见他们。

我说的他们是类似于哪吒、甜梅号、LV、布拉格之春、腰这样的乐队。

哪吒只出过一张专辑，我听到这张同名专辑的时候，他们已经解散三年了。已经不太记得，这张专辑到底听过多少遍了。以前有个学长喜欢Radiohead，他说Radiohead的很多歌曲，他能清楚的知道每个贝斯音。想来，哪吒这唯一的专辑，与我有同样的意义。大四学年，在确定了保研之后。我背着书包出去旅游，在从宿舍去东南门坐车的路上，路过主楼时，我听的是《小分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听懂了哪吒。这话现在想起来，难免有些难为情。但又也许，那个时刻，我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些和我一样心向自由的青年们的心声。

我不知道，甜梅号是不是在和万青巡演后决定要解散的，那是2012年的夏天。那个夏天，我身心疲惫的从西安归乡。一整个夏天，几乎与世隔绝。我用了一整个夏天去缓解大学四年给自己身体和心理上带来的疲倦。我总是在晚饭后，沿着公路跑步，耳机里是甜梅号的《河畔建筑鼓噪》。大学结束的夏天，我听着这首歌，想的却是高三夏天学校旁边那条长长的河堤。

甜梅号解散前，用过一个临时的名字出了一张专辑，《金光之乡》。粗略听过几遍，没什么特殊的感受，那时还没意识到再也听不到甜梅号的曲子了。大抵也是从那时开始，迷恋上了后摇。现在回头去看，很难讲清楚，在哈尔滨的日子里，是惯性支持着自己还是后摇在支撑着。

两年的时间，听了很多后摇曲子，白天黑夜都在听。教研室那台曾经属于我的台式机和后来被前女友从六楼扔下去的笔记本，应该最清楚我的听歌记录。自然的也发现了，当时大批后摇乐队聚集的post rock. net。想来应该是在那里，认识了LV、布拉格之春。

LV和哪吒一样，也只出过一张专辑就解散了，虽然他们的官网上写的是retire，但基本与解散无异。这张专辑里融合了神话、童话、历史，以及个人的情感。他们用了五年去打磨这张专辑，之后转身离开。这行为本身很后摇，因此让我对他们更增添了几分好感。专辑里最出名的歌曲《Thank you Stanislav Yevgrafovich Petrov》，传颂的是一位拯救了地球的前苏联军人。在我心里，这首歌曲，也是他们自己的座右铭。

布拉格之春是复旦的几个学生组的乐队，我试着在豆瓣上找寻过他们的蛛丝马迹，但也只是能看到几张不太清楚的照片。照片是几个年轻人的合影，有男有女，看起来似乎和普通的大学生并无二致。但他们的歌曲，却有种摄人心神的力量。以现在听歌的标准来看，专辑其实有些粗糙，却还是如此动人。我无法准确的知道，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后摇都是没有歌词的。单从旋律来看，乐队的名字似乎已经说明了他们想要表达的。

相比较于布拉格之春如此隐晦的表达，腰的隐喻似乎算是很直接了。我看过盘*古的歌词，听过舌头的歌，看过痛仰的现场，但较之腰，他们的表达都过于流于形式。第一次听到腰时，他们刚发行新专辑《相见恨晚》，这也是他们最后一张专辑。刘弢在博客里写道，“腰已到站，你们接着演”。之后，刘弢的博客更新也越来越少。我只能从他们过往的歌曲和文字中去聆听他们的表达。我听到了南方的潮湿和压抑，城乡结合部的KTV、报纸和网络上的人们，以及居庙堂之上的人们。

如此相见恨晚，一见倾心的歌者和乐者还有不少。比如一首《海风》就能把我唱的想哭的陆老板，留在十一月的台湾乐队。我总在想，我还在听着他们的歌，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消散。如此这般，某些看不见的东西也许可以这样一直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