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理解一个超越于中原之上的中国，理解一个作为体系的中国的话，正统性这个问题是个核心问题。

明朝人如何理解元朝

有有一篇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写的文章，叫《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他在文章里引用了钱穆先生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钱穆先生曾经注意到，明朝的人对于元朝的灭亡并不是从胡汉之分的角度理解的，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这是赶走了蛮夷，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和以往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也说过驱逐胡虏，但是他经常说的是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元朝虽然是夷狄建立的，但是它统治了天下将近一百年，而天下的百姓全都有赖于元朝的生养。所以朱元璋在即位诏书里说，宋朝统治了中国三百多年，但是后来气数用尽，天命就流转到了大漠当中崛起的元朝，又过了一百来年元朝的气数也尽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明朝获得了天命，但明朝这天命不是从元朝，而是从群雄手中夺得的，这说明朱元璋完全承认了元朝统治这一百来年的正当性。

当时甚至有一种流言，说朱元璋手下的头号大将徐达奉命北伐。但是徐达快打到北京的时候却故意放了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等到他再班师回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责备徐达，徐达就反问朱元璋，就算我已经把他给打跑了，可他毕竟曾经是天下之主，我要真把他抓回来你怎么办？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人家曾经是皇帝，你敢杀了他吗？如果你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如果当时的天下人对元朝的皇室没有任何认同，只有仇恨的话，徐达的这种顾虑就完全没有必要。就算这是个流言，但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元朝的。

钱穆先生更注意到了，在明朝的初年曾经有过很多元朝的遗民。什么叫遗民？遗民就是自愿地认同前朝，作为前朝遗留下来的效忠者。比如，清朝的初期就有很多明朝的遗民，在民国的初期也有很多清朝的遗民。在明朝初期的这些元朝遗民，并不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还有大量的是汉人。非常典型的一个叫做张昶的汉人，这位兄弟在元朝的时候曾经当过户部尚书，就是财政部长，而在元朝还没灭亡的时候他就奉命出使到朱元璋的地盘。朱元璋一看这人很能干，就把他留下了，还给他封了一个官，封成副宰相，朱元璋对张昶绝对算是有知遇之恩了。只要张昶愿意效忠朱元璋，那前途肯定是一片大好。但是张昶就亲口说，自己是“身在江南，心在塞北”，仍然心怀故国，不愿真的给朱元璋办事，反倒故意出了不少坏招，朱元璋最后只能把他杀了了事。

元朝人如何认识自身

所谓元朝人的认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个是元朝蒙古人的认知，在一个是元朝汉人的认知。先说蒙古人，对蒙古人来说这事很麻烦，它也有一个双重的认知，一个是从蒙古帝国的角度，再一个是大元帝国的角度。从蒙古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肯定认为他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下面有很多分支，有统治俄罗斯地区的金帐汗国，有统治中亚地区的察哈台汗国，有统治西亚地区的伊利汗国，还有一个就是统治东亚地区的大元帝国。但是大元帝国很特殊，它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大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元帝国有一种特殊地位。而大元帝国是大蒙古帝国里最繁荣、最富庶的一支，以这一支为基础，蒙古人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秩序。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所有这些东西全都被他们给整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个空前的东西方大交通、大融合的一个局面。游牧世界、农耕世界、海洋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欧亚大陆的规模上被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蒙古帝国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各种古典的帝国和文化，也超越了蒙古自身。

这个是大蒙古帝国的角度，可是从大元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必须得对儒家的世界观做一种回应，否则没法统治这么庞大的汉人群体。怎么回应呢？最深远的一个动作就是为前朝修史，即写前朝的历史。新的朝代为前朝修史肯定不是一个草原传统，草原上没谁去写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儒家传统。对儒家来说只有修了前朝的历史，才能说清楚自己这个朝代是如何继承了前朝的天命，从而才能让帝国的法统获得一个清晰的表达。元朝在给前朝修史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前面不是只有一个朝代，有宋、辽、金这三个朝代或者说三个国家，那正朔放在哪呢？正朔就是正统性，到底把正统性放在哪呢？这事很麻烦，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宋的话，那大元的草原身份就说不清楚了，如果把正朔归给大辽和大金，这从儒家理念上又说不通。人们对这事争吵不休，结果是从忽必烈的时代就打算修史了，一直到元朝后期一直都没有修成。

元朝汉人如何认知元朝

元朝的汉人是怎么认知正朔这个问题的呢？他们对正朔这事也有双重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跟元朝内部人们的身份差异有关系了。元朝把皇帝内部的人分为四种，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南人指的是1279年才被蒙古所征服的南宋的人。汉人是谁呢？是1234年的时候被蒙古征服的金朝统治之下的人。这个汉人里面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汉人之外，也包括那些已经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等。到了金朝的后期，金朝的人口已经非常膨胀了，全国人口超过了5000万，虽然经过蒙古的征战，人口的损失非常严重，但也还是千万量级的。其中契丹跟女真人的人口占比例非常小，主体就是通常所说的汉人。所谓元朝的汉人，实际上包括两个群体，就是元朝所划分出来的汉人和南人。广义汉人指汉人跟南人加一块的群体，用身份汉人这个概念指原来金朝统治之下的汉人群体。

在忽必烈统治的时候，大辽早就灭亡一百多年了，所以讨论大辽问题不会触动什么人的感情，但是大金刚刚被大辽给灭亡了不久，金朝留下的臣民多一半都活着，这些人是早期的身份汉人。在南宋灭亡之前身份汉人是大元帝国的主要人口，而这些身份汉人他们接受了金朝的统治已经一百多年了，所以他早就形成了对于大金非常深刻的认同，有很多大金的遗民。比如元朝很有名的大诗人元好问，也许元好问你没听过，但他的一首诗你肯定听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元好问的高祖和曾祖都曾经在北宋当官，但是元好问本人是生活在金朝中期的，而且他本人在金朝末期也当过官，所以到了大金亡国之后，元好问坚决只作为大金的遗民，不到元朝政府任职。对于这样一群高度认同于大金的身份汉人来说，如果你把正朔放在大宋，他们就得问一下了，包不包括南宋？假如包括南宋，大金怎么算？

忽必烈的时候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很沮丧地得出一个结论，大金的地位就和五胡十六国时候的那些胡人政权差不多，只能在宋史的一个小角落里混个身份。身份汉人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状况，所以身份汉人肯定会坚持正朔在大金，更何况在南宋立国未稳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可以向大金称臣，奉过大金的正朔，更应该说正朔在大金了。但是南宋人留给大元的南人，就不能接受身份汉人的主张了，因为如果大金有正朔的话南宋怎么算？南宋只能在金史的角落里混个身份了，这肯定不行。而且大金也是认北宋，它是有正朔的，南宋是北宋的继承人，所以正朔也在南宋这边，身份汉人和南人在正朔这个问题完全卡在这里了。

政教分离

假如正朔这个问题没法往下聊，那就很麻烦了，前朝的历史也没法修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怎么解决呢？最后索性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给解决了，谁干的？到了元朝的后期，有个宰相是个蒙古人，叫做脱脱。脱脱说宋、辽、金这三个国家都有正统，或者说正朔有三，而不是一个，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脱脱来说这个事也很简单，但对儒家传统来说这个做法匪夷所思，正朔只能有一个，因为天命只能有一个，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才会吵得不可开交。脱脱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这里就有一个更深刻的伦理观念了，就是说究竟什么才叫文明的代表？对儒家来说必须得讨论文明问题，不讨论文明问题根本就不叫正朔，而正朔所在就是文明所在，没有正朔的地方就是野蛮人。但是脱脱不一样，他非常简单粗暴，他直接把正朔跟文明的关系给切开了，对脱脱来说只要你有个国家，就能阻止起来一个政治秩序。

这就形成了一个政教分离的观念，需要解析一下的是，政教分离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政治逻辑，它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的价值观。政教分离所核心关注的是什么呢？政治是否必须通过宗教或者通过文化才能获得意义，还是说政治能够独立于宗教跟文化之外自己就有意义。如果政治是必须得通过宗教或者文化才能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合一，如果政治可以独立于宗教和文化之外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分离。在儒家看来正朔意味着文明所在，这个绝对是广义上的政教合一，但是如果按照脱脱的路数，到底有没有正朔，只看是否一个国家，这就是广义的政教分离，脱脱让宋、辽、金都有了正朔、有了正统，这不仅仅带来了广义上的政教分离，还带来一个东西，就是中原中心这样一种观念被打破了。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根本前提，而元朝提前给中国做了一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