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义倾向——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
[美]亚历山大·J·菲尔德著
赵培 杨思磊 杨联明 译
秦海 高世楫 校
长春出版社；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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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9500字；
·加粗字为本编标；
·编录：杨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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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本书主要不是道德哲学或美学著作，而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合作或互利的著作。第一，它关注我们作为人类事实上在做什么，关注使人类或人类祖先超越直系亲属范围以群体方式成功生存的基本倾向。第二，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不是文化变迁及其结果。（p15）
更为普遍的是，社会的政治文化，对待妇女、儿童和长者的态度，对阶层的划分，以及对各种不平等的容忍也有很大不同。（p15）
突发的不可预测的革命在不允许公开选举结果的压抑性政体中最可能发生。（p16，注释①）
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采取合作的倾向毫不含糊地是利他的。一旦一个人转向固定的、可知的期间博弈，合作或偶然合作战略的利他特性依赖于个体在从人群中挑选的相对方采取相似战略的频率。（p18）
在固定的、已知的期间博弈中采取一次偶然合作战略从经验看可能是有利的，正如后来阿尔钦和威廉斯所证明的情形。但是只有当他人也遵循这些战略时，这些战略才有益于那些遵循这些战略的人们。（p18）
我们需要理解进化机制，允许利他倾向在公众中普遍建立，促进当时不再维持的即将进行的社会互动的发展。利他主义激活的那些东西，利益能够帮助维持。（p19）
然而，历史提供大量个体或群体领导有预谋地对他人发起无缘无故的攻击的背叛和背信的事例。同样，一些人在单次囚徒困境实验中甚至在预先沟通情形下仍会采取背叛。（p19）
死死坚持纳什模型会无法解释大量实验和观察资料，而且，它留下一个解释亲属之外的有组织的社会的起源的漏洞，无论该社会最终采取什么形式。（p19）
非亲属间的利他行为的典型事例是失之伤害，而不是典型认同的积极帮助行为观念。一个有足够能力伤害的失之伤害，如同积极帮助一样对他人有益。（p19）
多数道德和许多法律制度强调我们避免伤害他人比给他们提供积极帮助的义务更强，在这里我把所阐述的归结为本质倾向。（p20）
摩西律（和所有其他的）法的最重要的指令事实上是禁止，而不是命令。---宗教经常设法鼓励更多的积极帮助，至少对教友如此要求，并且对于阻止讨厌之人发起无缘无故的攻击而言，军事训练成为必要。（p20，注释①）
正如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指出，我们思考和选择不同形式的政治结构的能力，我们推理和演讲的能力，将我们的社会与昆虫社会（蚂蚁、蜜蜂和白蚁）明显区分开来。（p21，注释②）
美德既非先天亦非与先天相反的后天，我们形成美德是因为我们自然乐意接受它们：但是我们通过训练或习惯完善它们。（p21）
认知模型和进化多级选择两大观点是本书的中心，与强调失之伤害的新颖的广泛的利他主义观念一样，作为其典型形式。认知模型观点是指为结构语言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支持的一种观念，即心智不是一个单一的、通用的电脑，而是一个系统网络，在一些领域通用，而在另一些领域主要专门适用于特别的部分。（p22）
自然选择有时能够在个体外的各个层级运行——此种机制允许人类行为模型和相关认知模型的进化，这对复杂社会组织的发展至为重要。（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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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世界第一次囚徒困境的实验
（5）范围、目标和观众
P14
此处主张的原则和他们提出的研究方案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建立的做事方法相冲突。然而，这种方案的内容随着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外的相关进步，出现在不同的广泛的知识领域。他们提供的许多进步和机会已经渐渐被认识，已经跨越规则界限，特别是跨越传统强烈僵化方面的缺陷。
现在我们有可能参考一系列文献，这些文献超过在评估和选择一系列人的行为模型的认知和行为假定的传统社会科学范围，这些模型根据弗里德曼标准最终有可能运行良好。除了实验著作外，这些成果包括大量已经取得重要的并在某些领域还是新近的进步的自然科学，如分子生物学——特别是以基因为基础的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神经解剖学、进化论和进化史、生态学。在行为科学领域，我希望通过以集中的充分分析的经验规则的方式研究这些文献，以学术方式引起最近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生物科学研究成果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激励社会科学的目标更为统一。
本书的许多部分在别处也可见到，而广泛的参考目录提供了研究本书的钥匙。然而，这项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同时进行思考：早期人类进化进程中多级（包括团体）选择的实施和模型化的可能性；我们的认知机制和行为倾向的具体变化的领域。当我们力图理解世界上第一次囚徒困境实验和随后的实验结果的构成基础是什么时，这两个观点都反映了培根双梯理论的徘徊不前。
这些观点随着有关人类主体的实验研究机构的增加而发展，由在各种传统学说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培养的行为学家继续弘扬光大，并且在社会学领域两个已经充分建立的学说范围内来研究它们：社会的、人类的和经济的或理性的选择。这些学说有某种出人意料的相似。但是在其他重要方面他们都不同，而且在一个领域培养的学者确实经常与固执己见的另一方发生争论。人们可能引用过去反对现在支持一种理论的背叛者事例，但人们对整个最终变化情况并不清楚。
在任何情况下，绘制此种变化都是没有抓住要领，因为本书并不讨论这些学说的任何一种为社会学提供真实的正确的基础，或者通过将知识统计列表而将进步进行量化。我的确主张，从最终分析角度我们采纳的方法应当经受证据或逻辑的检验，这两种学说的分歧都表明了社会学的保守和对社会学的贡献，这需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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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功能解释与经济学家参考效率特性对制度选择的解释之间就有一些相似。
P15
而沟通的基础是要求对两个阵营的基本假定进行调整。这项任务是复杂的，因为那些社会学、人类学学说的实践已经受到人们对认知或行为的生物影响的讨论的深度怀疑，视它为对诸如文化或社会结构的主流理论观点自治的一个威胁。另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者将对进化理论的引进作为他们工作的内容，已经受到人们称为达尔文主义的东西的限制，其一开始就深信自然选择在个体层面排他地运行。达尔文主义提供一个强化刺激标准经济模型行为假定，有不言自明的信仰的背景。
沟通这些学说需要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但是一个人必须认识到发生分歧的任何一方的不足——学说来源的一方和提供学说的一方，我认为，过去的意图建立在不能够发展和维持一种一致的批判的观点上。随着智力开发工程的挑战，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法律和哲学文献引起最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学“进化论者”的讨论，虽然出发点和参考要点是经济学。虽然博弈论中经验的和理论文献的一些基本相似是一个有用的出发点，但本书面对的是对任何这些领域感兴趣和受益的学者和学生，还有探究现代行为科学的当代潮流的受过教育的非专业读者。
在陈述过本书的一些目标后，强调其局限性也是重要的，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例如，开始弄清楚这本书主要不是道德哲学或美学著作，而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合作或互利的著作。第一，它关注我们作为人类事实上在做什么，关注使人类或人类祖先超越直系亲属范围以群体方式成功生存的基本倾向。第二，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不是文化变迁及其结果。
（6）关于人类全称命题的案例
P15
人们对下列行为和制度的容忍和激励已经有很大不同，同类相食、奴隶制度、活人祭祀、世代夙怨、猎取首级、女性割阴、粗暴的和痛苦的男性割礼、利用宗教礼节的诱奸，罗伯特·埃杰尔顿（Robert Edgerton）在其著作《病态社会》（1992）中提到的几种文明变迁行为。埃杰尔顿提醒我们，在某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情形中，这种变迁的结果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在广泛的限度内，文明习俗对作为整体的人群来说，适应、不适应或者中立是一回事。
更为普遍的是，社会的政治文化，对待妇女、儿童和长者的态度，对阶层的划分，以及对各种不平等的容忍也有很大不同。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1995）己经开发了一种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那种变迁和诸如在东欧或伊朗之类的社会的具体的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难以预测的模型。（p16）确实不能将其提出的预测作为其分析的有效性的确认①。根据这些结论，我认为这种变迁只能在事实发生后从历史角度解释，这是第7章将阐述的一个要点。文化或政治变迁的决定因素的一般理论此处并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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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是，他的分析确实包括可驳斥的假定。例如，他预测，突发的不可预测的革命在不允许公开选举结果的压抑性政体中最可能发生。
P16
更确切地说，这是文化一般原理的起源，特别是它们部分达到我研究的生物基础的水平。这种一般原理的观点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点相冲突，特别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相对主义原理确实为人类学固守，以致许多人把这个领域界定为文化研究而不是人类研究（Brown，1991）。
在上半个世纪里，各种研究和证据使人类一般原理的研究更合理。正如在第5章讨论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法通论》（1957），如同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和华莱士·V·福瑞森（Wallace V. Friesen）的《论人的面部表情》（1975）一样已经产生重要影响。艾克曼和福瑞森在美国人面前展现了文字出现以前新几内亚部落成员的照片，他们或愤怒，或高兴，或恐惧，并且要求他们选一张与如“她就要战斗”的故事相匹配的照片。即使主体并没有经历过美国文化，他们（美国人）仍然容易对照片动情，这提供了构成普遍人类语言的部分面部表情的有力证据。
从更多信息角度，人们还可能提及1983年上映的影片《第一次接触》。这部影片有一个镜头，即三位澳大利亚金矿勘探者于1930年意外遇到从来没有与外界接触的100万个居住于高地的新几内亚部落人。这些人的姿势和表情，具有迅速与新来者大致沟通的能力，他们与西方人和西方文明交流的成功，作为半个世纪后融合的证据，充分显示了人的认知和行为机制的普遍性。
艾克曼和福瑞森的著作表明，我们的一系列表情最终由建立在一套普通的基因指示上的生物机制控制；乔姆斯基的著作表明，我们有根据一系列深奥的结构规则学习语言的生物机能，它还表明，我们为动物和植物分类所用分类法之间密切相关。斯科特·阿特安（Scott Atran）的交叉文化证据表明，所有人生来就有与林奈式动植物分类法体系非常相近的对活体进行分类的能力。反之，“人类生物规律”的一致性在无生命物体的分类上没有对应物，其中许多只是近几个世纪或几千年以来才成为人类环境的一部分（Atran，1990，1998）。他的观点是进化因素导致人类生来就能初步形成对自然界轮回特征进行分类的能力。对于更近起源项目，我们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必须花精力设计和传播文化归档制度，其结果是更多的文化变迁。
P17
在另一个古典研究里，布瑞恩特·伯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Paul Kay）表明，不同社会色彩的区分并不反映不断变化的可见的色谱的惟一划分。虽然文化使用不同的词汇来界定色彩，这些词所反映的色彩并不能任意区分。相反，它们群集于红、蓝、绿、黄周围。缺少色彩词汇的文化的主体如果与这些色彩对应，那么学习这些单词就会学得更好。这些要点集中在反映视网膜色彩细胞的神经生物基质和丘脑的弯如膝状的侧体，位于此处的在眼睛和视皮层之间传递信息的神经细胞被分成四种，显然与人类歧视的四种色彩相一致（Berlin和Kay，1969；Lumsden和Wilson，1983，65~67）。
又一种研究批判地回顾文化相对主义准则，并做出重大贡献。此处人们可能引用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1983）的《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群岛青年期研究的结构》的观点，以及到目前为止适用于霍皮族人时间观念的同年出版的埃克哈特·马洛特基（Ekkehart Malotki）的《沃夫—夏弗尔假定的终结》的观点。沃夫—夏弗尔假定阐释了语言的变迁构成或决定意识的变迁。然而，与其主张相反，后来证明霍皮族人的时间观念与你的或我的十分不同，而且霍皮族人的语言并不缺乏词汇来表达时间（Malotki，1983）。
这些著作和其他著作，连同人际关系领域文献集①可获得的证据，提供了质疑相对主义基本原理的理由。相对主义基本原理是，文化是一种突然出现的财产，不同于其组织人类行为的人类，并且结果是不能根据个体特征解释文化。如果这个原理成立，达尔文阐释的进化进程就不能影响文化，因为生物基质只适用于个体。如果我们从把相对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就倾向于反对承认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普质），因为此种共同点必须归因于一系列无法统计的偶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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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文集于19世纪30年代耶鲁大学开始收集和编纂，起初的意图是编纂交叉文化的变迁。但是它们还提供系统研究基本原理假定的资料库。1949年在耶鲁设立了一个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的组织。更多信息可登录<www.yale.edu/hraf>。
然而，一些认知和行为的基本原理的证据与日俱增。本书不研究也不企图研究一个综合目录（Edgerton，1992，65~67）。相反，本书的焦点在于研究复杂的社会组织起源的重要且少有的必要条件。超越于直系亲属层面的任何有组织的社会相互作用的构成基础，依赖于一系列能够解决霍布斯提出的问题的假定。（p18）运用实验证据可以系统证实它们。然而，观点越是被强化，我们就越能超出简单列举的范围，不仅表明这些倾向如何形成，而且还表明产生这些倾向的黑箱子资料，以及群体选择和认知模型的各自分析。
（7）作为失之伤害的利他主义
P18
本书即将关注的是解释非亲属间利他行为的选择和维持，以理解促进利他行为的认知适应，并且研究如何把这些倾向固定为行为模型。最终关注的是复杂的社会组织的起源，理解直系亲属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网络的含义。①二者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些关系的发展要求和预先假定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倾向，如同辈中最年长者的倾向，因为它是必要条件，是在单次囚徒困境采取合作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意味着当遇到一个不相关的个体时，最基本的反应是选择率先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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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对“复杂”术语的使用不同于一些作者的使用，他们把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和以采猎者群体为特征的更简单形式的社会组织形成鲜明对照（Diamond，1997）。我认为二者的差别，是在以家庭为特征的更简单的社会组织是否涉及双亲或只是涉及母系后代组合和非亲属组成的更“复杂”的组织之间，哺乳动物的存活要求在怀孕时和生育变化期双亲的相互作用，然而，许多哺乳动物不像人一样，过着不同于人类的独立的生活。除了哺乳动物之外，动物之间的双亲料理只可在鸟类和如鳄鱼类食肉动物之间观察到。
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采取合作的倾向毫不含糊地是利他的。一旦一个人转向固定的、可知的期间博弈，合作或偶然合作战略的利他特性依赖于个体在从人群中挑选的相对方采取相似战略的频率。我们习惯于把战略的生物利他特性认为仅仅依赖于战略本身的描述，这是典型的亲属之间的利他情形，如父母亲为他的或她的孩子的付出。但是在非亲属之间培养互利关系就不现实。
在理解为什么根据经验可连续的互利的相互作用可能起源于生物利他行为结果时，这种区分至为关键。因此，在固定的、已知的期间博弈中采取一次偶然合作战略从经验看可能是有利的，正如后来阿尔钦和威廉斯所证明的情形。但是只有当他人也遵循这些战略时，这些战略才有益于那些遵循这些战略的人们。当这些战略使用频率不高时，它们就不可能受个体层面选择的支持。结果，在低频率情形，他们可能是生物性利他。
同样，虽然在单次博弈中进行合作、毫不含糊地利他，如果对方采取相同行为，（p19）进行合作就如理论所述不会对行为者有害。在固定的已知的期间博弈中，人群中结束对偶然进行合作的奖赏，或使合作如单次博弈中理论表明的不会有害的战略频率高，不能简单地视为前提条件。我们需要理解进化机制，允许利他倾向在公众中普遍建立，促进当时不再维持的即将进行的社会互动的发展。利他主义激活的那些东西，利益能够帮助维持。
P19
然而，历史提供大量个体或群体领导有预谋地对他人发起无缘无故的攻击的背叛和背信的事例。同样，一些人在单次囚徒困境实验中甚至在预先沟通情形下仍会采取背叛。根据《病态社会》所列举的残暴的行为的祷文，人们可能会问，我们怎么可能研究复杂的社会组织中的利他倾向？答案部分是可选择的——以过去理由控制世界的此种倾向，是不可辩驳的特定的实验证据。一些主体，但通常只是少数主体，在单次囚徒困境实验中采取背叛，与理论预测的百分之百相差甚远。死死坚持纳什模型会无法解释大量实验和观察资料，而且，它留下一个解释亲属之外的有组织的社会的起源的漏洞，无论该社会最终采取什么形式。
这本著作描绘了对利他倾向的更广泛的理解，而不同于文献的普通理解。非亲属间的利他行为的典型事例是失之伤害，而不是典型认同的积极帮助行为观念。一个有足够能力伤害的失之伤害，如同积极帮助一样对他人有益。①直觉告诉那些其利他行为限于亲属的读者，也许轻率地忽视了被视为更弱倾向的积极援助。这是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评论、赞扬、惊奇和在许多情形报答不可预期的善意行为或援助行为的原因。它们被准确评论，因为它们很明显地超出通常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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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非亲属提供积极帮助的相对微弱倾向关注的一些人主张法定援助，如果援助者能够以最低代价提供援助。为此，他们强调帮助不能是有害的。这种分析所忽视的问题是失之伤害是有益的，为对非亲属提供积极援助倾向研究的评论和可能促进倾向的条件，参阅Hunt，1990。
另一方面，人们大多数时间并不沿着街道或沿着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行走并返回，然后惊奇地宣称没有人企图抢劫或谋杀他们。我们通常对失之伤害型的利他行为并不感激，因为我们通常能预测它。一个例外是当做出可待的伤害威胁而随后并未实施时——如在人质情形下，被绑架者以一种看来是非理性的方式向绑架者提供保证书而被释放（de Waal，1989，237）。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绝对命令，就会明白我们对非亲属的期望与对亲属的期望分量不成比例。当我们遇到陌生人时，我们对对方最大的期望就是不要伤害我们（并且我们对他们的义务是相应的）。（p20）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任何经历过社会组织解体情形的人都可证实。如果不是这样，我们通常会惊奇、吃惊、愤怒和恐怖。如果我们获得积极援助，我们会愉悦地觉得意外：如果没有获得积极援助，只是略有失望，因为我们事实上并不希望陌生人提供积极援助，特别是我们显然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时，人们也不倾向于在对称情形提供此种援助。
P20
当然，一部分是文化变迁，人们害怕无缘无故被攻击的程度随着社会发展发生重大变化。正如我随后要讨论的，人类在非亲属之间形成互利同盟的能力还有些不清楚之处。然而，利他倾向的这两种变化力量的不平衡，可视为一种普遍特性，它反映了人类可以轻易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的容易与限制夺人生命来实际救活一个人的困难之间的不对称。
如果有人对此质疑，可做下列思维实验。设想你有一段时间置身于随机抽样的100个成年人中，你过去从来没和他们进行交往，并且你也无从选择有谁或没谁。你自问a有多大可能，这些个体会对你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并且b在突然明显需要帮助时，他们有多大可能会提供积极帮助。我承认，虽然这些估计会随着反应者的个人经历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变化，但对每个个体来说，a情形始终会超过b情形，并且在非亲属之间的关系中，一个人的福利依赖于甚至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a而不是依赖于b。多数道德和许多法律制度强调我们避免伤害他人比给他们提供积极帮助的义务更强，在这里我把所阐述的归结为本质倾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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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我力图使本质倾向的相对效力特征化，反映普通规范结构的广度。正如洛伦兹指出，摩西律（和所有其他的）法的最重要的指令事实上是禁止，而不是命令（1996，110）。我并不是说，他们宣言的效力不能通过训练和社会化而改变。宗教经常设法鼓励更多的积极帮助，至少对教友如此要求，并且对于阻止讨厌之人发起无缘无故的攻击而言，军事训练成为必要。
设想两个彼此偶遇的不相关的个体的情形，每一方对对方都存在潜在危害，正如霍布斯所述，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对两难处境的解决不做一个满意的解释，人们就不能开始讨论大量最终导致复杂社会的互利行为的发展，其利他的起源主要是由于个体在更大的群体中接受有关生存的合作的利益伪装。
利他主义用进化术语解释是减少行为者利益而增加另一个人利益的行为。不先发制人（放弃可能是或可能不是单次博弈的首次行为）符合此种行为，因为个体丧失进行侵犯的有利条件且如此行为使自己更容易受到对方攻击。此种行为符合利他行为的正式定义和涉及此种风险的积极帮助行为，而且我认为，此种行为体现更为重要的经验形式。
P21
假定双方都非常希望使其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什么理性参与者在一次性或固定的已知的持续的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应当进行合作？对此，在经济学或政治学领域没有出现满意的解释。同样，在进化理论中，在排外的个体层级选择结构中，关于在此种情形下克制首次攻击的倾向怎么能够在人们使用频率低且反对此种倾向下存在，也没有人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在首次出现后，不可能假定或期望无限的重复的相互作用，背叛—合作情形的合作者的结局有可能是死亡。尽管如此，这种倾向是真实的，人类有大量的观察和实验证据以资证明，而且通过允许超出个体的各个层次的选择，其存续亦能够被解释。
虽然同情大多数适应是人类或物种典型的立场，我仍不主张这种倾向的基因型决定因素必然进化为固定点：多形性①是可能的，而且异常倾向存续于稳定的低层级。而且，任何个体识别的倾向几乎当然必须受环境的刺激而激活，能够以不同的环境刺激的出现或不出现而被消灭或削弱。文化差异，特别是一个群体或一个地区的政治文化差异，对这些倾向如何被表达，能够并将要产生重要影响（Bar-Tal和Leiser，1981）。②更为通常的是，他们的表情会受一个人幼年、童年、青年和成年的成长经历的影响（Lewis，Amini和Lannon，2000。但是这些环境影响使结构充实，像人体结构一样，其结构根据基因蓝图组合，随着人种不断变迁，但又具有明显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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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固定是指在人群中以较少频率开始出现的一个等位基因或一组等位基因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Cavalli-Sforza，Menozzi和Piazza，1994：6）。固定的结果就是通过等位基因编码的设计特征体现物种典型。人眼或胃的基本设计图是物种典型，另一方面，眼珠的颜色有多种形式（多形性）。D.S.威尔逊（1994）批评科斯麦德斯和托比使物种典型设计的预期面临困境——强调多形性的确以频率独立选择方式存续（参见第2章）。
②正如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指出，我们思考和选择不同形式的政治结构的能力，我们推理和演讲的能力，将我们的社会与昆虫社会（蚂蚁、蜜蜂和白蚁）明显区分开来（Wrong，1994：2），埃杰尔顿（Edgerton，1992：2）对其中一些差异的结果提供了详细的提示。
当我们把其中一些倾向拔高到道德颂扬的程度时，就难于改进亚里士多德关于使决定这些倾向的先天和后天的各自作用具体化的理论：“美德既非先天亦非与先天相反的后天，我们形成美德是因为我们自然乐意接受它们：但是我们通过训练或习惯完善它们。”（Aristotle，1963：303，Binmore，1994：26）但是，并非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困难的进化问题使我们变得“自然乐意”接受它们。
（8）总述
P22
认知模型和进化多级选择两大观点是本书的中心，与强调失之伤害的新颖的广泛的利他主义观念一样，作为其典型形式。认知模型观点是指为结构语言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支持的一种观念，即心智不是一个单一的、通用的电脑，而是一个系统网络，在一些领域通用，而在另一些领域主要专门适用于特别的部分。①正如我们的机体具有专门化的内部器官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这些神经器官运行的效果能够在实验和现场数据中观察，不同子系统的位置通过神经生物学技术和医学的、实验的神经解剖学技术能够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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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人们也许就一个非常相同的逻辑问题进行推理并做出不同反应，当它关注社会关系而不是不关注社会关系时（参见第5章、第6章）。
另外一个主要观点（参见第2章）是，自然选择有时能够在个体外的各个层级运行——此种机制允许人类行为模型和相关认知模型的进化，这对复杂社会组织的发展至为重要。这些包括在单次囚徒困境中已经建立的重复的相互作用时采取合作的倾向，甚至惩罚社会规则或规范的违反者的行为也不可能事先理性化为个体利益的倾向。
第1章阐述证据和详述需要阐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具有更好地预测和阐释能力的行为科学模型的需要，受到大量来自下列实验证据的激励：囚徒困境、公共物品、最后通牒、独裁者实验和源于全国选举的投票参与率，以及控制国际冲突的现场数据。这些问题将被置于两个重要的而经常冲突的社会科学学说内进行讨论：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
第2章讨论逻辑、数理、证据基础和体现多层次选择的进化模型及这些模型在理解人的利他行为作用时的知识背景。第3章和第4章讨论复杂的社会组织出现的各种解释。第3章研究罗伯特·特里维斯（Robert Trivers）的互利利他行为模型、社会规则观念和进化的博弈论，特别是约翰·梅纳德·斯密斯（John Maynard-Smith）和罗伯特·艾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理论。第4章解析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1998年的著作《理性的激情》，阐释当企图解释把选择局限于个体层面的经济的、进化的框架内的利他行为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P23
第5章涵盖了不同的广泛领域的研究，包括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行为学（特别是亲近动物关系的研究）、幼儿认知、语言的获得和结构、神经生物学及神经解剖学。总之，这些研究构成了组织我们社会关系的认知和行为机制模型化的基础。本章对肯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在《论攻击》中提出的问题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强调人类生来就限制对种类的侵犯。①本章最后一节对勒达·科斯麦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的实验著作《论“背叛者发现”模型》进行详细的讨论，其模型是惩罚社会规则违反者行为倾向的认知基础，愿意放弃选择首次攻击和一报还一报的一个关键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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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篇文章的原标题是“论利他主义”，我认为它是对洛伦兹（Lorenz）著作的聪明的略微提及，当我在大学时每个人都读过。然而，它的提及是如此轻微，以致大多数读者都忽视了它，虽然其一旦被指出就会充分得到认识。又一个反对者是“失之伤害的利他主义”。
第6章讨论了25年以来经济学家一直研究的第二重要的跨学科的论题：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随后的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所倡导的启发式和偏好式研究方法，并经过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其他人的著作而介绍给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鼓励社会学家更乐于接受实验研究的成果，并把设计观念引进我们的词汇。为此，它使我们愿意考虑模型是重要现象的可能性。例如，我们会依赖于情形是否被设计为涉及战略的相互作用的情形而进行不同思考和行动。但是它缺乏清楚的进化的观点，而且处于决策理论和不确定状态下的具体判断，与囚徒困境和大量其他战略互动博弈不相关，这些限制了解决此处讨论的问题的能力。而且，在它确实讨论的领域，这个方案当前正受到以下困扰：启发式的剧增——搭便车行为——意图降低个体预期价值的发展。本章通过讨论行为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运用阐明此点，行为经济学②在金融领域的运用是这个方案内当前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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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应当把“行为经济学”与行为心理学相混淆。行为经济学重点研究个体实际做什么，与经济学理论预测他们做什么或同意他们应当做什么相反。行为经济学者对模型观念并非生来就不喜欢，并运用于具体神经器官领域。然而，行为心理学者却强烈反对此种观念。
作为结论部分的第7章研究经济/理性选择模型在以经验为基础的和以进化为内容的行为科学领域内的地位，其自我观念和行为如何区别是导论中提及的被充分接受的两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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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1
序言/1
导论：世界第一次囚徒困境的实验/1
第1章 证据与逻辑/24
第2章 多层次选择和伤害约束/76
第3章 互惠的利他主义，规范与进化博弈论/100
第4章 解构弗兰克/136
第5章 利他主义、规则违反者和模块化案例/180
第6章 模块化和“启发式推断和偏差”研究纲领/227
第7章 看不见的手和盲人钟表匠/256
后记/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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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J·菲尔德（Alexander J.Field）是圣克拉拉大学经济学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美国和欧洲经济史、宏观经济学、技术和制度变迁经济学以及博弈论。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他现任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副主编、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主编和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编辑委员会成员。
书评
经济学家们应该继续尝试使每件事情仅在模型中保持审慎的状态？或者他们也应该承认进化的人性为爱和正义留有空间吗？亚历山大·菲尔德——一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个生物学和文学的爱好者，对这一问题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非凡的思想。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乐观依然停留在理性之中。作为有伦理的生命，我们一直向良好的理性进化，并试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行为范围内免受伤害。从关于圣莫尼卡高速公路的谈判到普通的商务活动，社会合作的所有方式，都依赖于菲尔德赞美和解释的美好本能。菲尔德已经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通俗易懂，极具权威，是对那些在霍布斯沙丘上嬉戏玩耍的、支配我们的社会科学但是不能想像各种社会为何紧密相关的学者一次回击。
——Deirdre MeCloskey，UIC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and Tinbergen Professor，Erasmusuniversiteit Rotterdam.
本书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和引人入胜的猜想，是关于经济学、社会学、进化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几个学科的共同问题。它将促使上述学科的职业学者以一种新型的方式来审视那些相同的问题。
——Melvin Reder,lsidore Brown and Glalys J.Brown Professor Emeritus of Urtan and Labor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亚历山大·菲尔德跨学科地投下他的一张巨网来应对经济学家们通常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类是利他主义的？他的雄辩值得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关注。
—— Gavin Wright. Department of Econonics，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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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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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 7:11-12 和合本)
If you, then, though you are evil, know how to give good gifts to your children, how much more will your Father in heaven give good gifts to those who ask him!So in everything,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for this sums up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Matthew 7:11-12 NIV)
IN CHRIST
《利他主义倾向——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
[美]亚历山大·J·菲尔德著
赵培 杨思磊 杨联明 译
秦海 高世楫 校
长春出版社；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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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9500字；
·加粗字为本编标；
·编录：杨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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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本书主要不是道德哲学或美学著作，而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合作或互利的著作。第一，它关注我们作为人类事实上在做什么，关注使人类或人类祖先超越直系亲属范围以群体方式成功生存的基本倾向。第二，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不是文化变迁及其结果。（p15）
更为普遍的是，社会的政治文化，对待妇女、儿童和长者的态度，对阶层的划分，以及对各种不平等的容忍也有很大不同。（p15）
突发的不可预测的革命在不允许公开选举结果的压抑性政体中最可能发生。（p16，注释①）
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采取合作的倾向毫不含糊地是利他的。一旦一个人转向固定的、可知的期间博弈，合作或偶然合作战略的利他特性依赖于个体在从人群中挑选的相对方采取相似战略的频率。（p18）
在固定的、已知的期间博弈中采取一次偶然合作战略从经验看可能是有利的，正如后来阿尔钦和威廉斯所证明的情形。但是只有当他人也遵循这些战略时，这些战略才有益于那些遵循这些战略的人们。（p18）
我们需要理解进化机制，允许利他倾向在公众中普遍建立，促进当时不再维持的即将进行的社会互动的发展。利他主义激活的那些东西，利益能够帮助维持。（p19）
然而，历史提供大量个体或群体领导有预谋地对他人发起无缘无故的攻击的背叛和背信的事例。同样，一些人在单次囚徒困境实验中甚至在预先沟通情形下仍会采取背叛。（p19）
死死坚持纳什模型会无法解释大量实验和观察资料，而且，它留下一个解释亲属之外的有组织的社会的起源的漏洞，无论该社会最终采取什么形式。（p19）
非亲属间的利他行为的典型事例是失之伤害，而不是典型认同的积极帮助行为观念。一个有足够能力伤害的失之伤害，如同积极帮助一样对他人有益。（p19）
多数道德和许多法律制度强调我们避免伤害他人比给他们提供积极帮助的义务更强，在这里我把所阐述的归结为本质倾向。（p20）
摩西律（和所有其他的）法的最重要的指令事实上是禁止，而不是命令。---宗教经常设法鼓励更多的积极帮助，至少对教友如此要求，并且对于阻止讨厌之人发起无缘无故的攻击而言，军事训练成为必要。（p20，注释①）
正如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指出，我们思考和选择不同形式的政治结构的能力，我们推理和演讲的能力，将我们的社会与昆虫社会（蚂蚁、蜜蜂和白蚁）明显区分开来。（p21，注释②）
美德既非先天亦非与先天相反的后天，我们形成美德是因为我们自然乐意接受它们：但是我们通过训练或习惯完善它们。（p21）
认知模型和进化多级选择两大观点是本书的中心，与强调失之伤害的新颖的广泛的利他主义观念一样，作为其典型形式。认知模型观点是指为结构语言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支持的一种观念，即心智不是一个单一的、通用的电脑，而是一个系统网络，在一些领域通用，而在另一些领域主要专门适用于特别的部分。（p22）
自然选择有时能够在个体外的各个层级运行——此种机制允许人类行为模型和相关认知模型的进化，这对复杂社会组织的发展至为重要。（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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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世界第一次囚徒困境的实验
（5）范围、目标和观众
P14
此处主张的原则和他们提出的研究方案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建立的做事方法相冲突。然而，这种方案的内容随着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外的相关进步，出现在不同的广泛的知识领域。他们提供的许多进步和机会已经渐渐被认识，已经跨越规则界限，特别是跨越传统强烈僵化方面的缺陷。
现在我们有可能参考一系列文献，这些文献超过在评估和选择一系列人的行为模型的认知和行为假定的传统社会科学范围，这些模型根据弗里德曼标准最终有可能运行良好。除了实验著作外，这些成果包括大量已经取得重要的并在某些领域还是新近的进步的自然科学，如分子生物学——特别是以基因为基础的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神经解剖学、进化论和进化史、生态学。在行为科学领域，我希望通过以集中的充分分析的经验规则的方式研究这些文献，以学术方式引起最近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生物科学研究成果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激励社会科学的目标更为统一。
本书的许多部分在别处也可见到，而广泛的参考目录提供了研究本书的钥匙。然而，这项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同时进行思考：早期人类进化进程中多级（包括团体）选择的实施和模型化的可能性；我们的认知机制和行为倾向的具体变化的领域。当我们力图理解世界上第一次囚徒困境实验和随后的实验结果的构成基础是什么时，这两个观点都反映了培根双梯理论的徘徊不前。
这些观点随着有关人类主体的实验研究机构的增加而发展，由在各种传统学说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培养的行为学家继续弘扬光大，并且在社会学领域两个已经充分建立的学说范围内来研究它们：社会的、人类的和经济的或理性的选择。这些学说有某种出人意料的相似。但是在其他重要方面他们都不同，而且在一个领域培养的学者确实经常与固执己见的另一方发生争论。人们可能引用过去反对现在支持一种理论的背叛者事例，但人们对整个最终变化情况并不清楚。
在任何情况下，绘制此种变化都是没有抓住要领，因为本书并不讨论这些学说的任何一种为社会学提供真实的正确的基础，或者通过将知识统计列表而将进步进行量化。我的确主张，从最终分析角度我们采纳的方法应当经受证据或逻辑的检验，这两种学说的分歧都表明了社会学的保守和对社会学的贡献，这需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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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功能解释与经济学家参考效率特性对制度选择的解释之间就有一些相似。
P15
而沟通的基础是要求对两个阵营的基本假定进行调整。这项任务是复杂的，因为那些社会学、人类学学说的实践已经受到人们对认知或行为的生物影响的讨论的深度怀疑，视它为对诸如文化或社会结构的主流理论观点自治的一个威胁。另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者将对进化理论的引进作为他们工作的内容，已经受到人们称为达尔文主义的东西的限制，其一开始就深信自然选择在个体层面排他地运行。达尔文主义提供一个强化刺激标准经济模型行为假定，有不言自明的信仰的背景。
沟通这些学说需要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但是一个人必须认识到发生分歧的任何一方的不足——学说来源的一方和提供学说的一方，我认为，过去的意图建立在不能够发展和维持一种一致的批判的观点上。随着智力开发工程的挑战，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法律和哲学文献引起最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学“进化论者”的讨论，虽然出发点和参考要点是经济学。虽然博弈论中经验的和理论文献的一些基本相似是一个有用的出发点，但本书面对的是对任何这些领域感兴趣和受益的学者和学生，还有探究现代行为科学的当代潮流的受过教育的非专业读者。
在陈述过本书的一些目标后，强调其局限性也是重要的，它可能是有帮助的。例如，开始弄清楚这本书主要不是道德哲学或美学著作，而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合作或互利的著作。第一，它关注我们作为人类事实上在做什么，关注使人类或人类祖先超越直系亲属范围以群体方式成功生存的基本倾向。第二，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不是文化变迁及其结果。
（6）关于人类全称命题的案例
P15
人们对下列行为和制度的容忍和激励已经有很大不同，同类相食、奴隶制度、活人祭祀、世代夙怨、猎取首级、女性割阴、粗暴的和痛苦的男性割礼、利用宗教礼节的诱奸，罗伯特·埃杰尔顿（Robert Edgerton）在其著作《病态社会》（1992）中提到的几种文明变迁行为。埃杰尔顿提醒我们，在某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情形中，这种变迁的结果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在广泛的限度内，文明习俗对作为整体的人群来说，适应、不适应或者中立是一回事。
更为普遍的是，社会的政治文化，对待妇女、儿童和长者的态度，对阶层的划分，以及对各种不平等的容忍也有很大不同。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1995）己经开发了一种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那种变迁和诸如在东欧或伊朗之类的社会的具体的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难以预测的模型。（p16）确实不能将其提出的预测作为其分析的有效性的确认①。根据这些结论，我认为这种变迁只能在事实发生后从历史角度解释，这是第7章将阐述的一个要点。文化或政治变迁的决定因素的一般理论此处并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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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是，他的分析确实包括可驳斥的假定。例如，他预测，突发的不可预测的革命在不允许公开选举结果的压抑性政体中最可能发生。
P16
更确切地说，这是文化一般原理的起源，特别是它们部分达到我研究的生物基础的水平。这种一般原理的观点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点相冲突，特别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相对主义原理确实为人类学固守，以致许多人把这个领域界定为文化研究而不是人类研究（Brown，1991）。
在上半个世纪里，各种研究和证据使人类一般原理的研究更合理。正如在第5章讨论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法通论》（1957），如同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和华莱士·V·福瑞森（Wallace V. Friesen）的《论人的面部表情》（1975）一样已经产生重要影响。艾克曼和福瑞森在美国人面前展现了文字出现以前新几内亚部落成员的照片，他们或愤怒，或高兴，或恐惧，并且要求他们选一张与如“她就要战斗”的故事相匹配的照片。即使主体并没有经历过美国文化，他们（美国人）仍然容易对照片动情，这提供了构成普遍人类语言的部分面部表情的有力证据。
从更多信息角度，人们还可能提及1983年上映的影片《第一次接触》。这部影片有一个镜头，即三位澳大利亚金矿勘探者于1930年意外遇到从来没有与外界接触的100万个居住于高地的新几内亚部落人。这些人的姿势和表情，具有迅速与新来者大致沟通的能力，他们与西方人和西方文明交流的成功，作为半个世纪后融合的证据，充分显示了人的认知和行为机制的普遍性。
艾克曼和福瑞森的著作表明，我们的一系列表情最终由建立在一套普通的基因指示上的生物机制控制；乔姆斯基的著作表明，我们有根据一系列深奥的结构规则学习语言的生物机能，它还表明，我们为动物和植物分类所用分类法之间密切相关。斯科特·阿特安（Scott Atran）的交叉文化证据表明，所有人生来就有与林奈式动植物分类法体系非常相近的对活体进行分类的能力。反之，“人类生物规律”的一致性在无生命物体的分类上没有对应物，其中许多只是近几个世纪或几千年以来才成为人类环境的一部分（Atran，1990，1998）。他的观点是进化因素导致人类生来就能初步形成对自然界轮回特征进行分类的能力。对于更近起源项目，我们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必须花精力设计和传播文化归档制度，其结果是更多的文化变迁。
P17
在另一个古典研究里，布瑞恩特·伯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Paul Kay）表明，不同社会色彩的区分并不反映不断变化的可见的色谱的惟一划分。虽然文化使用不同的词汇来界定色彩，这些词所反映的色彩并不能任意区分。相反，它们群集于红、蓝、绿、黄周围。缺少色彩词汇的文化的主体如果与这些色彩对应，那么学习这些单词就会学得更好。这些要点集中在反映视网膜色彩细胞的神经生物基质和丘脑的弯如膝状的侧体，位于此处的在眼睛和视皮层之间传递信息的神经细胞被分成四种，显然与人类歧视的四种色彩相一致（Berlin和Kay，1969；Lumsden和Wilson，1983，65~67）。
又一种研究批判地回顾文化相对主义准则，并做出重大贡献。此处人们可能引用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1983）的《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群岛青年期研究的结构》的观点，以及到目前为止适用于霍皮族人时间观念的同年出版的埃克哈特·马洛特基（Ekkehart Malotki）的《沃夫—夏弗尔假定的终结》的观点。沃夫—夏弗尔假定阐释了语言的变迁构成或决定意识的变迁。然而，与其主张相反，后来证明霍皮族人的时间观念与你的或我的十分不同，而且霍皮族人的语言并不缺乏词汇来表达时间（Malotki，1983）。
这些著作和其他著作，连同人际关系领域文献集①可获得的证据，提供了质疑相对主义基本原理的理由。相对主义基本原理是，文化是一种突然出现的财产，不同于其组织人类行为的人类，并且结果是不能根据个体特征解释文化。如果这个原理成立，达尔文阐释的进化进程就不能影响文化，因为生物基质只适用于个体。如果我们从把相对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就倾向于反对承认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普质），因为此种共同点必须归因于一系列无法统计的偶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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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文集于19世纪30年代耶鲁大学开始收集和编纂，起初的意图是编纂交叉文化的变迁。但是它们还提供系统研究基本原理假定的资料库。1949年在耶鲁设立了一个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的组织。更多信息可登录<www.yale.edu/hraf>。
然而，一些认知和行为的基本原理的证据与日俱增。本书不研究也不企图研究一个综合目录（Edgerton，1992，65~67）。相反，本书的焦点在于研究复杂的社会组织起源的重要且少有的必要条件。超越于直系亲属层面的任何有组织的社会相互作用的构成基础，依赖于一系列能够解决霍布斯提出的问题的假定。（p18）运用实验证据可以系统证实它们。然而，观点越是被强化，我们就越能超出简单列举的范围，不仅表明这些倾向如何形成，而且还表明产生这些倾向的黑箱子资料，以及群体选择和认知模型的各自分析。
（7）作为失之伤害的利他主义
P18
本书即将关注的是解释非亲属间利他行为的选择和维持，以理解促进利他行为的认知适应，并且研究如何把这些倾向固定为行为模型。最终关注的是复杂的社会组织的起源，理解直系亲属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网络的含义。①二者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些关系的发展要求和预先假定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倾向，如同辈中最年长者的倾向，因为它是必要条件，是在单次囚徒困境采取合作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意味着当遇到一个不相关的个体时，最基本的反应是选择率先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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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对“复杂”术语的使用不同于一些作者的使用，他们把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和以采猎者群体为特征的更简单形式的社会组织形成鲜明对照（Diamond，1997）。我认为二者的差别，是在以家庭为特征的更简单的社会组织是否涉及双亲或只是涉及母系后代组合和非亲属组成的更“复杂”的组织之间，哺乳动物的存活要求在怀孕时和生育变化期双亲的相互作用，然而，许多哺乳动物不像人一样，过着不同于人类的独立的生活。除了哺乳动物之外，动物之间的双亲料理只可在鸟类和如鳄鱼类食肉动物之间观察到。
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采取合作的倾向毫不含糊地是利他的。一旦一个人转向固定的、可知的期间博弈，合作或偶然合作战略的利他特性依赖于个体在从人群中挑选的相对方采取相似战略的频率。我们习惯于把战略的生物利他特性认为仅仅依赖于战略本身的描述，这是典型的亲属之间的利他情形，如父母亲为他的或她的孩子的付出。但是在非亲属之间培养互利关系就不现实。
在理解为什么根据经验可连续的互利的相互作用可能起源于生物利他行为结果时，这种区分至为关键。因此，在固定的、已知的期间博弈中采取一次偶然合作战略从经验看可能是有利的，正如后来阿尔钦和威廉斯所证明的情形。但是只有当他人也遵循这些战略时，这些战略才有益于那些遵循这些战略的人们。当这些战略使用频率不高时，它们就不可能受个体层面选择的支持。结果，在低频率情形，他们可能是生物性利他。
同样，虽然在单次博弈中进行合作、毫不含糊地利他，如果对方采取相同行为，（p19）进行合作就如理论所述不会对行为者有害。在固定的已知的期间博弈中，人群中结束对偶然进行合作的奖赏，或使合作如单次博弈中理论表明的不会有害的战略频率高，不能简单地视为前提条件。我们需要理解进化机制，允许利他倾向在公众中普遍建立，促进当时不再维持的即将进行的社会互动的发展。利他主义激活的那些东西，利益能够帮助维持。
P19
然而，历史提供大量个体或群体领导有预谋地对他人发起无缘无故的攻击的背叛和背信的事例。同样，一些人在单次囚徒困境实验中甚至在预先沟通情形下仍会采取背叛。根据《病态社会》所列举的残暴的行为的祷文，人们可能会问，我们怎么可能研究复杂的社会组织中的利他倾向？答案部分是可选择的——以过去理由控制世界的此种倾向，是不可辩驳的特定的实验证据。一些主体，但通常只是少数主体，在单次囚徒困境实验中采取背叛，与理论预测的百分之百相差甚远。死死坚持纳什模型会无法解释大量实验和观察资料，而且，它留下一个解释亲属之外的有组织的社会的起源的漏洞，无论该社会最终采取什么形式。
这本著作描绘了对利他倾向的更广泛的理解，而不同于文献的普通理解。非亲属间的利他行为的典型事例是失之伤害，而不是典型认同的积极帮助行为观念。一个有足够能力伤害的失之伤害，如同积极帮助一样对他人有益。①直觉告诉那些其利他行为限于亲属的读者，也许轻率地忽视了被视为更弱倾向的积极援助。这是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评论、赞扬、惊奇和在许多情形报答不可预期的善意行为或援助行为的原因。它们被准确评论，因为它们很明显地超出通常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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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非亲属提供积极帮助的相对微弱倾向关注的一些人主张法定援助，如果援助者能够以最低代价提供援助。为此，他们强调帮助不能是有害的。这种分析所忽视的问题是失之伤害是有益的，为对非亲属提供积极援助倾向研究的评论和可能促进倾向的条件，参阅Hunt，1990。
另一方面，人们大多数时间并不沿着街道或沿着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行走并返回，然后惊奇地宣称没有人企图抢劫或谋杀他们。我们通常对失之伤害型的利他行为并不感激，因为我们通常能预测它。一个例外是当做出可待的伤害威胁而随后并未实施时——如在人质情形下，被绑架者以一种看来是非理性的方式向绑架者提供保证书而被释放（de Waal，1989，237）。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绝对命令，就会明白我们对非亲属的期望与对亲属的期望分量不成比例。当我们遇到陌生人时，我们对对方最大的期望就是不要伤害我们（并且我们对他们的义务是相应的）。（p20）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因为任何经历过社会组织解体情形的人都可证实。如果不是这样，我们通常会惊奇、吃惊、愤怒和恐怖。如果我们获得积极援助，我们会愉悦地觉得意外：如果没有获得积极援助，只是略有失望，因为我们事实上并不希望陌生人提供积极援助，特别是我们显然有能力自己照顾自己时，人们也不倾向于在对称情形提供此种援助。
P20
当然，一部分是文化变迁，人们害怕无缘无故被攻击的程度随着社会发展发生重大变化。正如我随后要讨论的，人类在非亲属之间形成互利同盟的能力还有些不清楚之处。然而，利他倾向的这两种变化力量的不平衡，可视为一种普遍特性，它反映了人类可以轻易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的容易与限制夺人生命来实际救活一个人的困难之间的不对称。
如果有人对此质疑，可做下列思维实验。设想你有一段时间置身于随机抽样的100个成年人中，你过去从来没和他们进行交往，并且你也无从选择有谁或没谁。你自问a有多大可能，这些个体会对你进行无缘无故的攻击，并且b在突然明显需要帮助时，他们有多大可能会提供积极帮助。我承认，虽然这些估计会随着反应者的个人经历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变化，但对每个个体来说，a情形始终会超过b情形，并且在非亲属之间的关系中，一个人的福利依赖于甚至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a而不是依赖于b。多数道德和许多法律制度强调我们避免伤害他人比给他们提供积极帮助的义务更强，在这里我把所阐述的归结为本质倾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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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我力图使本质倾向的相对效力特征化，反映普通规范结构的广度。正如洛伦兹指出，摩西律（和所有其他的）法的最重要的指令事实上是禁止，而不是命令（1996，110）。我并不是说，他们宣言的效力不能通过训练和社会化而改变。宗教经常设法鼓励更多的积极帮助，至少对教友如此要求，并且对于阻止讨厌之人发起无缘无故的攻击而言，军事训练成为必要。
设想两个彼此偶遇的不相关的个体的情形，每一方对对方都存在潜在危害，正如霍布斯所述，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对两难处境的解决不做一个满意的解释，人们就不能开始讨论大量最终导致复杂社会的互利行为的发展，其利他的起源主要是由于个体在更大的群体中接受有关生存的合作的利益伪装。
利他主义用进化术语解释是减少行为者利益而增加另一个人利益的行为。不先发制人（放弃可能是或可能不是单次博弈的首次行为）符合此种行为，因为个体丧失进行侵犯的有利条件且如此行为使自己更容易受到对方攻击。此种行为符合利他行为的正式定义和涉及此种风险的积极帮助行为，而且我认为，此种行为体现更为重要的经验形式。
P21
假定双方都非常希望使其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什么理性参与者在一次性或固定的已知的持续的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应当进行合作？对此，在经济学或政治学领域没有出现满意的解释。同样，在进化理论中，在排外的个体层级选择结构中，关于在此种情形下克制首次攻击的倾向怎么能够在人们使用频率低且反对此种倾向下存在，也没有人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在首次出现后，不可能假定或期望无限的重复的相互作用，背叛—合作情形的合作者的结局有可能是死亡。尽管如此，这种倾向是真实的，人类有大量的观察和实验证据以资证明，而且通过允许超出个体的各个层次的选择，其存续亦能够被解释。
虽然同情大多数适应是人类或物种典型的立场，我仍不主张这种倾向的基因型决定因素必然进化为固定点：多形性①是可能的，而且异常倾向存续于稳定的低层级。而且，任何个体识别的倾向几乎当然必须受环境的刺激而激活，能够以不同的环境刺激的出现或不出现而被消灭或削弱。文化差异，特别是一个群体或一个地区的政治文化差异，对这些倾向如何被表达，能够并将要产生重要影响（Bar-Tal和Leiser，1981）。②更为通常的是，他们的表情会受一个人幼年、童年、青年和成年的成长经历的影响（Lewis，Amini和Lannon，2000。但是这些环境影响使结构充实，像人体结构一样，其结构根据基因蓝图组合，随着人种不断变迁，但又具有明显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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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固定是指在人群中以较少频率开始出现的一个等位基因或一组等位基因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Cavalli-Sforza，Menozzi和Piazza，1994：6）。固定的结果就是通过等位基因编码的设计特征体现物种典型。人眼或胃的基本设计图是物种典型，另一方面，眼珠的颜色有多种形式（多形性）。D.S.威尔逊（1994）批评科斯麦德斯和托比使物种典型设计的预期面临困境——强调多形性的确以频率独立选择方式存续（参见第2章）。
②正如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指出，我们思考和选择不同形式的政治结构的能力，我们推理和演讲的能力，将我们的社会与昆虫社会（蚂蚁、蜜蜂和白蚁）明显区分开来（Wrong，1994：2），埃杰尔顿（Edgerton，1992：2）对其中一些差异的结果提供了详细的提示。
当我们把其中一些倾向拔高到道德颂扬的程度时，就难于改进亚里士多德关于使决定这些倾向的先天和后天的各自作用具体化的理论：“美德既非先天亦非与先天相反的后天，我们形成美德是因为我们自然乐意接受它们：但是我们通过训练或习惯完善它们。”（Aristotle，1963：303，Binmore，1994：26）但是，并非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困难的进化问题使我们变得“自然乐意”接受它们。
（8）总述
P22
认知模型和进化多级选择两大观点是本书的中心，与强调失之伤害的新颖的广泛的利他主义观念一样，作为其典型形式。认知模型观点是指为结构语言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支持的一种观念，即心智不是一个单一的、通用的电脑，而是一个系统网络，在一些领域通用，而在另一些领域主要专门适用于特别的部分。①正如我们的机体具有专门化的内部器官一样，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这些神经器官运行的效果能够在实验和现场数据中观察，不同子系统的位置通过神经生物学技术和医学的、实验的神经解剖学技术能够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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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人们也许就一个非常相同的逻辑问题进行推理并做出不同反应，当它关注社会关系而不是不关注社会关系时（参见第5章、第6章）。
另外一个主要观点（参见第2章）是，自然选择有时能够在个体外的各个层级运行——此种机制允许人类行为模型和相关认知模型的进化，这对复杂社会组织的发展至为重要。这些包括在单次囚徒困境中已经建立的重复的相互作用时采取合作的倾向，甚至惩罚社会规则或规范的违反者的行为也不可能事先理性化为个体利益的倾向。
第1章阐述证据和详述需要阐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具有更好地预测和阐释能力的行为科学模型的需要，受到大量来自下列实验证据的激励：囚徒困境、公共物品、最后通牒、独裁者实验和源于全国选举的投票参与率，以及控制国际冲突的现场数据。这些问题将被置于两个重要的而经常冲突的社会科学学说内进行讨论：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
第2章讨论逻辑、数理、证据基础和体现多层次选择的进化模型及这些模型在理解人的利他行为作用时的知识背景。第3章和第4章讨论复杂的社会组织出现的各种解释。第3章研究罗伯特·特里维斯（Robert Trivers）的互利利他行为模型、社会规则观念和进化的博弈论，特别是约翰·梅纳德·斯密斯（John Maynard-Smith）和罗伯特·艾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理论。第4章解析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1998年的著作《理性的激情》，阐释当企图解释把选择局限于个体层面的经济的、进化的框架内的利他行为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P23
第5章涵盖了不同的广泛领域的研究，包括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行为学（特别是亲近动物关系的研究）、幼儿认知、语言的获得和结构、神经生物学及神经解剖学。总之，这些研究构成了组织我们社会关系的认知和行为机制模型化的基础。本章对肯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在《论攻击》中提出的问题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强调人类生来就限制对种类的侵犯。①本章最后一节对勒达·科斯麦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的实验著作《论“背叛者发现”模型》进行详细的讨论，其模型是惩罚社会规则违反者行为倾向的认知基础，愿意放弃选择首次攻击和一报还一报的一个关键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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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篇文章的原标题是“论利他主义”，我认为它是对洛伦兹（Lorenz）著作的聪明的略微提及，当我在大学时每个人都读过。然而，它的提及是如此轻微，以致大多数读者都忽视了它，虽然其一旦被指出就会充分得到认识。又一个反对者是“失之伤害的利他主义”。
第6章讨论了25年以来经济学家一直研究的第二重要的跨学科的论题：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随后的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所倡导的启发式和偏好式研究方法，并经过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其他人的著作而介绍给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鼓励社会学家更乐于接受实验研究的成果，并把设计观念引进我们的词汇。为此，它使我们愿意考虑模型是重要现象的可能性。例如，我们会依赖于情形是否被设计为涉及战略的相互作用的情形而进行不同思考和行动。但是它缺乏清楚的进化的观点，而且处于决策理论和不确定状态下的具体判断，与囚徒困境和大量其他战略互动博弈不相关，这些限制了解决此处讨论的问题的能力。而且，在它确实讨论的领域，这个方案当前正受到以下困扰：启发式的剧增——搭便车行为——意图降低个体预期价值的发展。本章通过讨论行为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运用阐明此点，行为经济学②在金融领域的运用是这个方案内当前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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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应当把“行为经济学”与行为心理学相混淆。行为经济学重点研究个体实际做什么，与经济学理论预测他们做什么或同意他们应当做什么相反。行为经济学者对模型观念并非生来就不喜欢，并运用于具体神经器官领域。然而，行为心理学者却强烈反对此种观念。
作为结论部分的第7章研究经济/理性选择模型在以经验为基础的和以进化为内容的行为科学领域内的地位，其自我观念和行为如何区别是导论中提及的被充分接受的两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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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1
序言/1
导论：世界第一次囚徒困境的实验/1
第1章 证据与逻辑/24
第2章 多层次选择和伤害约束/76
第3章 互惠的利他主义，规范与进化博弈论/100
第4章 解构弗兰克/136
第5章 利他主义、规则违反者和模块化案例/180
第6章 模块化和“启发式推断和偏差”研究纲领/227
第7章 看不见的手和盲人钟表匠/256
后记/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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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J·菲尔德（Alexander J.Field）是圣克拉拉大学经济学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美国和欧洲经济史、宏观经济学、技术和制度变迁经济学以及博弈论。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发表了30余篇学术论文，他现任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副主编、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主编和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编辑委员会成员。
书评
经济学家们应该继续尝试使每件事情仅在模型中保持审慎的状态？或者他们也应该承认进化的人性为爱和正义留有空间吗？亚历山大·菲尔德——一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个生物学和文学的爱好者，对这一问题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非凡的思想。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乐观依然停留在理性之中。作为有伦理的生命，我们一直向良好的理性进化，并试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行为范围内免受伤害。从关于圣莫尼卡高速公路的谈判到普通的商务活动，社会合作的所有方式，都依赖于菲尔德赞美和解释的美好本能。菲尔德已经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通俗易懂，极具权威，是对那些在霍布斯沙丘上嬉戏玩耍的、支配我们的社会科学但是不能想像各种社会为何紧密相关的学者一次回击。
——Deirdre MeCloskey，UIC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and Tinbergen Professor，Erasmusuniversiteit Rotterdam.
本书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和引人入胜的猜想，是关于经济学、社会学、进化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几个学科的共同问题。它将促使上述学科的职业学者以一种新型的方式来审视那些相同的问题。
——Melvin Reder,lsidore Brown and Glalys J.Brown Professor Emeritus of Urtan and Labor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亚历山大·菲尔德跨学科地投下他的一张巨网来应对经济学家们通常回避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类是利他主义的？他的雄辩值得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关注。
—— Gavin Wright. Department of Econonics，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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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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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 7:11-12 和合本)
If you, then, though you are evil, know how to give good gifts to your children, how much more will your Father in heaven give good gifts to those who ask him!So in everything,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for this sums up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Matthew 7:11-12 NIV)
IN 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