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我还在家乡九江上高中，虽然离高考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暑假也是无所事事，经常穿着宽松的T恤和裤衩，踏着人字拖和同学在街上溜达。
九江是一座长江边的城市，老城依江而建，城内有两条和长江平行的东西向主干道，由北向南依次叫大中路和浔阳路，在主干道和长江之间，无数小巷交错，处处通达，基本上从浔阳路向北穿过两条小巷，就到了江边上的码头。
记得是8月初的一天，我正站在九江老城区内一条叫浔阳路的路边巷口等同学会合了去打扑克。
我左顾右盼了一会儿，忽然看见无数人从一条条小巷里出来，汇集到浔阳路上，然后形成一股巨大的人流，高速向东流动。随着人流一起扩大和流动的，还有传言：大水到一马路（一马路是九江西边新城区的一条路）了，大水到新桥头（新桥头那时是九江新老城区的分界线）了，大水到四码头（四码头是九江老城区内的一个地名）了，似乎大水就在身后，只有不断向前跑，才能逃出生天。
离我站的地方不远的，就是一个超市，人流过去，超市里米面粮油和生活日用货架上已经空空如也。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所以我扑克也不打了，赶紧回到家，打开电视，才知道，九江大堤决口了。
九江决口的事，在98年抗洪的过程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到前线视察，大骂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现在这个词还一直被人引用来形容恶劣的质量。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大堤8月7日决口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8月9日上午，我跟着母亲所在的学校职工队伍一起，到新桥头的抗洪前线慰问解放军官兵。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道6米高6米厚的完全用沙袋堆起的人工城墙已经成形，工地上人头涌动：解放军战士不断把沙袋扛起，传递到墙头；老百姓分工合作，有人撑袋口，有人铲沙，埋头装着沙袋；像我们这样的妇孺老幼不停帮每个人准备着降暑的绿豆汤和擦汗的毛巾。
此时此景，距离决口不过一天半的时间，而直到最后，大水也没有到“一马路”、“新桥头”这些奔跑中不断被传说已淹没的地方。
当时来九江支援抗洪的部队很多，有一支部队就驻扎在我住的小学院子里，很多战士跟我年龄相仿，大概都是16、7岁。他们7月底到九江，那时候按照长江汛期的规律，严峻的时候基本过去，所以部队轮流上堤，他们换防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院子里踢球，聊天。
7日以后，学校院子里就没有人了，再见到他们回院子里，已经是五天后。
再看到他们时，似乎年龄就不相仿了。他们脸上的皮肤煺了一层又一层，却仍然是如焦炭一般，在学校操场边的水龙头冲澡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很多人自大腿往下都溃烂了，而更大的变化是，他们中很多人开始沉默不语了。
后来，我看电视，知道了他们在没到胸口的水里奋战了超过72小时，他们一开始往决口丢沙袋，把汽车推进去，后来把装满沙袋的船凿沉了去堵，都无济于事，直到最后他们做了框架式的工具，但是需要人去固定，有一些战友手拉着手，结果一不留神手松了，被水冲走了。
我还知道了他们部队有一个番号，叫硬骨头六连。每每回想到此，眼里噙满泪水，声音哽咽。因为我越回忆越清楚，如果不是他们在五天内的努力，整个九江将成为一片汪洋。
今日的疫情，一如当时的洪水。九江人民见惯了大水，大水不可怕，怕的是决堤。
一旦决堤，首先带来的，就是流言和无尽的恐慌，当年烈日暴晒下九江路上奔跑的人，哪个看见了洪水，看见了决堤的惨状？不过是因为流言造成的慌不择路，这时候，就是拿着大喇叭在马路上喊，也丝毫不会减缓人群奔跑的速度。有形的洪水尚如此，无形的病毒的恐惧可想而知。
可今日再想，此情此景，不是九江人，不当时站在街上，又怎能知道其实洪水并没有那么严重？当时若是有互联网，会不会所有人都以为九江已经沦陷了，这些谣言能帮助九江人对抗恐慌吗？
洪水一经决口，原来的防汛体系就击溃了，任其一泻千里，6米高6米厚的沙袋城墙就只是摆设，但为什么我们还要不遗余力地去筑呢？因为没有这道城墙，九江人的心理大堤就真的击溃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大家一起身体力行投入到抗洪的工作中，反而觉得洪水并没有那么可怕，这长达几公里的白色堡垒，其实是修在了心里，这个叫众志成城。
决口的形式一天比一天严峻，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决口只会扩大，我们对决口的认识也在更新，尝试了无数的办法，征用了无数的资源，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最后用5天把决口堵住了。我深深知道，这个决口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堵住，一定不是因为互联网上有人指责了豆腐渣工程，而是从全国源源不断过来支援的官兵、专家、物资，和前线泡在水里奋战几天几夜的人。
这两天一直在想，如果九江成为了一片汪洋，等到洪水退去，九江人的生活仍然会继续，谈不上好坏，这座城市也仍然存在，但是如果没有那五天的奋战，九江人的心理就崩溃了，这座城市不会因为经历了一场洪水而对洪水产生群体免疫，反而洪水会像梦魇一样，一直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的心头挥之不去。
这不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永远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