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从各种角度关心社会现实生活，并努力以写实的笔触写出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作家的创作，他们努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引起文坛瞩目，被人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
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把创作视为面向大众的艺术，立志忠实于生活。他们的小说独特的创作取向，主要表现在：
首先，贴近新的生活，迅速及时地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何申在题为《贴近新的生活》一文中指出：“一些中篇小说更贴近新的生活，我觉得那样会描述得更真实，更少附带虚假，于是读者对我们‘编’故事的印象就会淡化，就会喜爱。”“于是，这些年我的小说的主攻方向非常明确，就是下大力气写我身旁的这片山乡，写这里新的变化，写这里新的矛盾，写这里新的生活，写这里新的人和事。”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以强烈的责任感从事创作。谈歌说：“对于小说家来说，今天的写作，应该是对于当下的历史和生活的敏捷的应对。”在他们的笔下，许多当下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得到了迅速的反映：大中型企业的经济困境，企业股份制的实施，企业破产的申报与判定，企业三角债的问题，农民的收入问题，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乡村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继承并且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光荣传统，成为对目前文坛上愈益脱离社会现实的‘贵族化’倾向的有力反驳。”这是中肯的评价。
其次，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努力描写普通人的辛酸苦辣。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与底层百姓生活有过亲密接触，他们有的当过农民，有的做过工人，就是当了机关干部以后与基层社会也有着较频繁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创作十分关注描写底层百姓的生活，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的甜酸苦辣。这成为创作取向的主要特点之一。谈歌的《大厂》及其续篇描写厂长吕建国与职工一起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奋斗，《天下大事》、《车间》描写车间主任为了工人的不幸而奔走相助。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红雀东南飞》描写普通农民、渔民的苦难与挣扎，《大雪无乡》、《太极地》描写乡村社会摆脱贫困的奋斗与坎坷。何申的《村长》、《村民组长》描写乡村基层干部如何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良辰吉日》、《乡镇干部》描写在新形势下普通的乡镇干部的思考与艰难。刘醒龙的《伤心苹果》、《菩提醉了》描写县文联、文化馆里新的矛盾，《分享艰难》、《路上有雪》描写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分享艰难。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着普通人，这使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平民色彩。
最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在生活俗事的描写中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谈歌说道：“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常常弄得人们焦头烂额，苦于摆脱不开。有人说日常生活像一张网，任你跳来跳去，还是在网里。这话说得挺无奈，却是真实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并不努力去构想惊心动魄的史诗故事，也不精心去营构曲折离奇的爱情情节，他们所描写的几乎都是平平常常的事，虽平俗却十分生动，虽琐碎却不失深刻，真实地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现实。
新现实主义作家们摆脱了对自我心灵与情感的关注，努力对于当下的历史和生活作出敏捷的应对，他们的创作摆脱了对精英阶层的礼赞，努力为大众写作，为大众代言。他们的创作摆脱了贵族化的姿态与追求，努力关注下层社会中的世俗人生，这使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忠实于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
然而，新现实主义小说也有它的不完美处：对生活素材的缺少深入思考与开掘，对道德伦理的忽略和漠视，对艺术形式的缺乏追求与探索，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难以掩饰的不足与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