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的年底，生完孩子没多久，我就离婚了。

把东西搬到娘家的那天，本来在上班的爸爸接到母亲电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假回来，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你这样简直是乱来，蠢得要死的家伙，造孽啊……”

“累赘”

他简直气疯了，脸上的肌肉不自主地微微颤抖。

妈妈在一旁边流泪边劝道：

“孩子也不想离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离都离了，她心里也难受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爸爸勃然大怒，指着妈妈的鼻子说：

“当初生了她哥哥我就说不要再生了，就是你，非要生，现在好了，生出这么一个东西来，你去养她一辈子吧。”

说完爸爸就把门一关，往村东头他的好哥们李老头家去了。

爸爸骂我骂的这样声嘶力竭，可是我却并不怪他。想到将来我这样一个生过孩子的独身女人处境的艰难，又是在这样一个风俗守旧的乡下。他是爱之切，责之深。

家里有了一个离婚的女人，说出去多少有点低人一点的味道，对于他这样一个能干好强了一辈子的人，当然很不是滋味。

90年代初，在那个只有大领导和非常有钱家庭才能开得起小轿车的时候，爸爸成为了村里第一个货运司机。货车司机只要不出事故，收入还是可观的。他开车很稳，在将近20年的货车司机生涯中，除去一点小小的蹭刮，从来没有出过一起交通事故。在全国经济都欣欣向荣的形势下，客源更是源源不断。

我们家建起了村里第一栋三层小洋楼。直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一家过屋住新房的时候，爸爸宴请村里的亲戚、乡亲们喝酒时那种意气风发的样子，那是一种男人在事业成功时焕发的自信的迷人风采。

后来，在爸爸的带动下，村里组建了第一支货运车队，几乎包揽了周边几个县市的长途货运业务。

作为村里小学的一名普通的小学生，我也感受到了有钱带来的种种小小特权。这种特权包括，我总是和班上成绩最好的班长明华坐在一起，既不是吃粉笔灰的前两排，也不是成绩不好和坏学生聚集地的最后三排，而是正正中中的第三排，对眼睛视力来说最适宜的第三排，老师写完板书一回头，视线范围内最好的第三排。

我不是班干部，而这只是我的一种选择，原因是我觉得班干部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班长要记表现不好的、上课爱讲话的人的名字，这虽然是一种特权，但是也是很得罪人的。我亲耳听到班上那个最调皮的阿成知道自己被记名字时扬起拳头，恨恨地说：“等着瞧，我要他这个明华好看。”这职位有点危险，我想。

组长和课代表呢，更不行了，没有特权不说，还要管别人交作业和背课文。对于一些后勤或者他们的同学放弃呢，放学了也不能及时的做好作业、背好课文，于是他们就要牺牲自己的课外时间，完成老师赋予他们的职务使命。当然有些人视这为是一种荣耀，但是我没有，我从小就是一个务实派，对不能带来实质性好处的东西向来是不以为然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当了班干部，每当自己想调皮一下，或者偷一下懒的时候，老师就会说：“某某某，你作为一个班干部，应该发挥好自己的模范带头的作用。”这实在是大大地限制了我的自由。

因为爸爸是跑运输的，所以我常常能够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时髦的，好吃的好玩的东西。不要说送给别人，我只需要拿出这些东西，和同学们小小的分享一下，他们就会蜂拥而至，各种讨好我。

我相信小时候读书时，每个班里都应该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学习成绩也不是那么拔尖，但是因为身上特殊的“技能”，所以别人都要礼让他三分，遇到一般人处理不了的事，他们就化身那个“搞得定别”的人。这项技能包括：会某一样乐器，长的漂亮，说话好听，玩游戏的高手……而我的技能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家里有钱。

2.

初中也是在离家里不远的镇上中学读的。老师，班主任，校长什么的爸爸也都认识，碰上过年过节，爸爸还请老师们到家里来吃饭，酒过三巡，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里，校长涨着一张通红的脸说道：“丽丽这个孩子是个可造之材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

经过校长鉴定的可造之材，老师们自然不敢马虎。

可以说，在整个小学初中我都在一种令人愉快的优越感中度过。

在爸爸的屁护下，老师们爱护我，同学们讨好我，在一种过于和善的环境里，我获得了一种与自身实际情况不相称的自信，这种自信让我对未来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成年之后，在想象中的期待指引下，我制定了自己的择偶标准，毫无疑问，这种标准是高于实际的，这种高于实际的择偶标准预示着我将来不幸的婚姻。

而我当时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