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路径依赖是人类思想史上关于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1993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从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好的路径会对当下和未来起到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飞轮效应，发展因而进入良性循环；不好的路径会起到负反馈的作用，就如厄运循环，事业可能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想起鲁迅说过的近乎绕口令的一段话，“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里绵延起伏几千年的暴力革命，正是一种醒目的路径依赖现象，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因此被锁定在一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暴力循环和革命循环里，所有人乐此不疲。无论是哪个阵营，其实都遵循着同样的暴力解决路径，在轮转的过程中是一个走不出的历史怪圈。由此，我们这些中国读书人观察分析问题，也形成了习惯性路径——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看到世上诸多离奇之事，若去翻翻历史有时会哑然失笑：有何离奇的？古亦有之。为什么将古代和今天的此类事件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事情发展的脉络、社会原因庶几相近，有些甚至可以说雷同，为什么这种以古观今的方法如此有效？因为历史与现实确实近似，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路径依赖绵延几千年没有取得实质突围啊！

为什么不改弦更张，跳出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做出一些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呢？当一个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乱象丛生，一定证明了其治理方式或解决路径存在着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拿捏不定的情况下，到底是向历史转，重走熟悉的道路，还是面向未来，积极寻求一条此前没有走过的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崭新路径，需要勇气，亦需要智慧。站在进与退、新与旧之间，摆脱路径依赖是如此困难，被锁定的命运，使多少国家或民族陷入踌躇不前的态势。观念的转变是转型的必经之路，但是，最难转变的正是观念，尤其是人们早已习焉不察的思维僵局。

如何选择和确立通往现代文明社会的全新路径模式，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社会悬而未决的一项重大课题。在这个重大的课题面前，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惯性，其实还是在吃存粮，而并未拓展出新的社会路径和解决方案。旧思维、旧模式与全新的历史发展态势的不兼容，总会迸发出种种疑难杂症，并呈现出内在枯竭的各种症候。为什么一些国家、一些个人，成长到一定阶段就停住了，一朝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因为他们无法突破路径依赖，总认为路径是单选而非多选题，他们被牢牢锁定而不自知。

凡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都是柔软而弹性的，而凡是僵死的地方都是固化而坚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看《奇葩说》的原因。《奇葩说》以辩论的形式，展现的却是寻求认同的各种路径与可能——理性的逻辑分析、感性的情绪表达甚至基于个人魅力的胡搅蛮缠，它创造了一种松弛的、宽容的弹性讨论语境，在“唯一正确”、“绝对正确”之外开辟了一个“我们谈一谈”的空间，“奇葩”是我们这个路径多样化时代的镜像折射与精神产物。

在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未来学家凯文·凯利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网络的：当一个节点断开，数据会自动选择别的路径，使整个网络不受影响。而由于不停的有新的节点加入进来，或者一些旧有的节点之间产生了新的连接，网络看起来就像是自我修复了一样。——我喜欢这个路径多样、自我修复而不断迭代更新的世界。当这个世界受到攻击时，基本不会遭受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世界无法击垮，因为它是无数的链路，是计算不出来的拓扑。

面对时代转换的不确定时，我们个体生存也需要不断省视自己的路径依赖，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不确定意味着很难一击即中，必须要试错，要迭代，要多种方案，要多手准备。世界有不同的路径，千百条路径，瞬息万变的历史动态，意味着任何最优路径都是暂时的，不断迭代的，真理永远在路上，怎么可能只有一套装备包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