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的秋天到1929年的夏天，老舍先生一直在伦敦住了五年。多亏手头的钱紧，英国的旅馆和通行也都不便宜，让他没法子去到各处跑。除了寒暑假节，和极少数的外出游玩，老舍先生这五年，眼里尽是伦敦这个大城市了。在这期间，大概有很多时候他是泡在图书馆里写小说，和现在的我们泡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恐怕是一般姿态。出走的时候只拎了一个皮箱，伦敦五年，带回了三本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还有《二马》。先生说：“假期内，学院里清静极了，只有图书馆还开着，读书的人可也并不甚多。我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大部分是在这里写的，因为这里清静啊。那时候，学院是在伦敦城里。四外有好几个火车站，按说必定很乱，可是在学院里并听不到什么声音。图书馆靠街，可是正对着一块空地，有些花木，象个小公园。读完了书，到这个小公园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现在，据说这个学院已搬到大学里去，图书馆与课室——一个友人来信这么说——相距很远，所以馆里更清静了。哼，希望多喒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上面这段出自老舍先生的杂文《东方学院》。不光是《二马》，杂文我也挑着读了几篇。按理说，杂文写的是生活，小说讲的是故事。但都读了，才发现，故事或许是虚的，但故事里的生活可不虚，过的是真日子，越看越觉得真事儿一般。竟分不清哪儿是生活，哪儿是故事了。先生笔下的伦敦，是百年前的历史，还是眼前的现在？我倒真有些含糊了。有时候是真像，九十多年前的过往，眨眼像昨天；有时候是真不同，让我感慨生在当今的幸与不幸。

从二马到达伦敦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混淆了：在利物浦车站，爷俩跟来接的伊牧师碰了头，转运了行李，喝了杯啤酒，吃了块点心，坐着地道火车去了温都娘俩的住处。（地道火车就是地铁，在英国叫tube。那时候就有地铁了，是中央线centralline，现在还在，还叫着同样的站名。）这是在小说里讲的故事，而在杂文《头一天》中老舍先生写了他真实的伦敦初印象：“啊，来了救兵，易文思教授向我招手呢。他的中国话比我的英语应多得着九十多分。他与我一人一件行李，走向地道车站去；有了他，上地狱也不怕了。坐地道火车到了Liverpool Street。这是个大车站，把行李交给了转运处，他们自会给走到家去。然后我们喝了杯啤酒，吃了块点心。。。”九十年后，和老舍先生一样，也和所有来伦敦的青年一样（老舍先生初到伦敦时是25岁），我也对伦敦有个初印象：我当然不能是向他们一样坐船来的。那天飞机降落在希斯罗（老舍先生恐怕对希斯罗不大熟悉），我也是有一个“救兵”来接。我这个朋友够意思，怕我受累，没有引着坐“地道火车”，而是雇了小汽车。于是，我对伦敦的初印象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的，玻璃擦得挺干净，挂着雨点儿。6月的天蒙着一层细雨，心不在焉的下一会停一会，街上人人夹一把长伞，不到雨点大时绝不往起撑。穿长风衣的居多，我当时就觉着，这个天气，再加上街上人的穿戴，绝对就是英伦范儿了，别的地方比不了的。

转天，我也像马威跟着伊牧师那样，由之前接我那个朋友带着，出门逛了逛伦敦。伊牧师带着马威去的是三个地儿：伦敦故宫（Towerof

London）（就手看伦敦桥Tower bridge），圣保罗教堂和上下议院。Towerof

London我也去了，但没人跟我说它也叫伦敦故宫，那之后我们没去圣保罗教堂，而是直接往西去了议会大厦看大本钟和伦敦眼。大本钟还是那时候的大本钟，但伦敦眼恐怕是那时候看不着的。

塔桥今夕

议会大楼今夕

圣堡罗教堂今夕

后来在伦敦这几年，但凡书中出现过的地名，我都走了个遍：从圣保罗教堂出来，沿着泰晤士河边溜达，穿过贾灵十字街（Charingcross），就到了马威和李子荣看戏买票的皮开得栗。现在看戏还是在这，也有买票的亭儿，但年轻人都爱在网上买票了。演的戏剧和那时候也应该不大一样，现在经典的是歌剧魅影，悲惨世界，流行的有哈利波特狮子王。过了皮开得栗就是瑞贞大街了，书中马威给李子荣买表的地方，现在街两旁都是奢侈品店，那时候也是个贵卖的地方吧，要不李子荣一见马威要往里走，扯着他就跑呢。

"皮开得栗"今夕

再往前走就是牛津圈，拐个弯就是购物的天堂牛津街。在老舍先生那个年代，牛津街就是最热闹的所在，“从太阳一出来直到半夜，牛津大街总是被妇女挤满了的。这条大街上的铺子，除了几个卖烟卷儿的，差不多全是卖妇女用的东西的。她们走到这条街上，无论有什么急事，是不会在一分钟里往前挪两步的。铺子里摆着的花红柳绿的帽子，皮鞋，小手套，小提箱儿……都有一种特别的吸力，把她们的眼睛，身体，和灵魂一齐吸住。伊牧师的宗教上的尊严到了这条街上至少要减去百分之九十九：往前迈一大步，那支高而碍事的鼻子非碰在老太太的小汗伞上不可；往回一煞步，大皮鞋的底儿（他永远不安橡皮底儿）十之八九是正放在姑娘的小脚指头上；伸手一掏手巾，胳臂肘儿准放在妇人提着的小竹筐儿里，……。”这些话用在牛津街身上真可以适用个一百年，即便不指名道姓，只要在伦敦待过的，问说的是哪儿，谁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牛津街往西是玉石牌楼——海德公园的东北角，每到夏天，大人们孩子们晒太阳的景象，和那时候一模一样：“青草地上的男男女女，也有脸对脸坐着的，也有搂着脖子躺着的，也有单人孤坐拿着张晚报，不看报，光看姑娘的腿的。一群群的肥狗都撒着欢儿乱跳，莫明其妙的汪汪的咬着。小孩儿们，有的穿着满身的白羊绒，有的从头到脚一身红绒的连脚裤，都拐着胖腿东倒西歪的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奶妈子们戴着小白风帽，唠里唠叨的跟着这些小神仙们跑。”不同的是，再没人叫眼前这座门楼“玉石牌楼”了，人们所知道的名字就只有MarbleArch。这是西边儿，牛津街往东是老马带温都太太买戒指被怼的地方：猴儿笨大街。猴儿笨吗？猴儿不笨，哪来的猴儿啊，是老舍先生开了个玩笑，人家叫Holborn，嗯，也确实叫的没错。现在的猴儿笨附近有不少学校，跟着饭馆咖啡馆商店什么的也都不少。哪家店的服务员也再不敢对中国人傲慢无礼了。

“玉石牌楼”今夕

由猴儿笨大街往北走，就到了二马的住所，戈登胡同（Gordon st）。这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UCL就在隔壁，老舍先生当年任教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也搬到了这，现在改叫了亚非学院。书里说“这一带胡同住着不少中国学生”，到现在也是，且不只限戈登胡同，也不只限中国人，游思顿（Euston）一片儿有很多亚洲面孔：中国人、日本人加上韩国人，让这一带的各种亚洲餐馆都顶兴盛了，让附近UCL的学生都有了口福。这边的中餐和中国城的不大相同，中国城的中餐大多是香港广东的粤菜系，我一个北方人，还真有点吃不惯。点菜的时候菜名都认得，菜端上桌的时候，就对不上号了。想象和现实虽然总有差距，但一个鱼香肉丝，还能相差到哪去呢？别说，还真就让你认不出来了。Euston这边就好多了，虽然名气不如那头大，但菜炒的是真家常，面煮的是真筋道，在伦敦还能吃到肉夹馍我也是真知足了。老舍先生在伦敦那时候，恐怕没这么些个好吃的，他在杂文《头一天》里说起在伦敦的饮食：“饭是大块牛肉。由这天起，我看见牛肉就发晕。英国普通人家的饭食，好处是在干净；茶是真热。口味怎样，我不敢批评，说着伤心。…………”书里的中国人也是一样，除了老马先生舍得常花钱到馆子里吃顿好的，别人“天天就是一碗茶，两块面包，和一块甜点心。真想吃好的，这里也没有；好在也吃不起好的。”

顺着游思顿大街往西（往东去是伊牧师给老马介绍的教会），就进了瑞贞公园，就是老马小马温都太太和拿破仑都常去的公园。它现在也仍然是那副模样：“花池子满开着花，深红的绣球，浅蓝的倒挂金钟，还有多少叫不上名儿来的小矮花，都象向着阳光发笑。土坡上全是蜀菊，细高的梗子，大圆叶子，单片的，一团肉的，傻白的，鹅黄的花，都象抿着嘴说：“我们是‘天然’的代表！我们是夏天的灵魂！”两旁的大树轻俏的动着绿叶，在细沙路上印上变化不定的花纹。树下大椅子上坐着的姑娘，都露着胳臂，树影儿也给她们的白胳臂上印上些一块绿，一块黄的花纹。。。”

在瑞贞公园找个长凳坐下，或是干脆往草地上一躺，管它有没有阴凉。这个长凳或是这块草坪，会不会是老舍先生当年坐过的，要不就是书中的温都太太抱着小狗拿破仑坐过的。这种感觉真好，像是和从未见过的人成了好朋友，虽交谈不了，但透过城市里的这些地方，倒好像真有了共鸣。老舍先生的故事，有种微妙的真实感，联通了故事中的人，先生自己，甚至是百年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在伦敦，我并不觉得一百年太远，它或许就是身边这个长凳，门口这条街，街角那家咖啡馆。在伦敦极好的一点是，可以和历史擦肩而过，历史在书里在博物馆里，又不全在，它也在脚掌迈过的每一步中。走在这里，仿佛和老舍先生也能擦肩而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