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有轨电车失去了控制，前方轨道上有五个人，而旁边岔道上也站着一个人，司机可以任凭电车继续前进撞死前方的五个人，或将电车转向到旁边岔道上撞死另一个人。
问题：司机是否应该改变电车行使轨道？
这就是由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于1967年提出的“电车难题”，此后关于“电车难题”的讨论一直在社会各界人士之间进行，至今都没有一个结果。
托马斯·卡思卡特在其著作《电车难题》中模拟了一桩案例，从检察官、辩方、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普通人角度出发，探讨了社会中不同身份、职业的人对案件的判断。可以说整本书就是一场头脑风暴式的讨论，各种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让人读起来爱不释手。
模拟案件的案情：
2013年1月22日，达芙妮·琼斯亲眼目睹了一辆失控的列车朝着轨道上的五个人驶来，而达芙妮正好站在转向按钮的旁边，扳动按钮就可以使列车转向到旁边的岔道上，但不巧的是旁边岔道上也站着一个人。在千钧一发之际，达芙妮扳动了岔道，导致在旁边岔道的法利先生死亡。
社会各界人士对达芙妮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下是我的阅读体会。
一、不同的声音
有罪与无罪是两个完全对立的结论，为什么有些人赞同达芙妮扳动岔道的选择，而有些人不能接受？
判断的差异可能与我们的成长背景、工作经历、社会角色……有关。总而言之，它与我们所处的环境紧密相连。
1、不同的职业/身份
我们的工作类型常常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总会不同。
有五个不同职业的人来到乡下，建筑学家对乡下的房屋建筑感兴趣；植物学家着迷于乡下品种繁多的植物；气象学家留意天气的变化；作家会期待乡下轻松的氛围能激发创作灵感；而经济学家则专注于乡下的经济水平与发展。
在这个模拟案件中，各界人士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功利主义者认为判断应该基于“利大于弊”的原则，做到在有限的资源中达到最大的效益，所以他们赞成达芙妮扳动岔道的选择；
而人权主义者则认为不管达芙妮的初衷如何，她的选择都侵犯了他人（法利）的权利，达芙妮应该获罪；
对政治家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其中的社会关系，当事人的社会背景、社会影响力，并以此做为判断的依据。“如果法利先生是位家喻户晓的社会名人，并且对社会做出过极大的贡献，那么生命的天平又会倾向于哪一边呢？”
对创作者来说，他们的判断依据更富有想象。他们想先知道轨道上每个人的资料信息，然后再做出判断。他们会对每个轨道上人展开联想，“他们跑到轨道去做什么呢？”“这会不会是这5个人设的局呢？”“达芙妮拯救的5个人中会不会有个罪犯呢？”等等，在不知道信息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不扮演上帝”；
对驾驶员来说，他们会赞成达芙妮的选择。因为他们更容易将自己代入到达芙妮案的情境中，作为驾驶员，在行驶中遇到危险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是需要首先考虑的事情。
2.性别角度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将这个问题看成数学问题，人只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数字，而女性更倾向于将问题看成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
男性是理性动物，而女性是感性动物。
男性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有较大可能会奉行英国伦理学家杰里米·边沁的“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的理论。他们理性的头脑会简单地认为5个人的生命要大于1个人的生命，所以认为达芙妮无罪。
而女性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感性的她们会构造一些故事背景。
“如果旁边轨道站着的是我们的朋友、亲戚、孩子，我也能这么选择吗？”
“法利先生长得就跟我的父亲一样，看起来那么地和蔼可亲，这样死去太可怜了……”
纵使她们知道“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的理论，但选择也很可能不一样。
不同身份/职业的人对电车难题的判断都基于他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基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是否真地就能确定哪一个立场是正确的？
二、5:1效益最大化
“一个行为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其造成的后果；而我们的行为准则，应当是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目的。”——杰里米·边沁
模拟案件中又引出了另一个案例：
创伤外科医生梅普斯擅自摘取了一位年轻病人的各个器官，以挽救其他五位生命垂危且急需不同器官移植的患者。梅普斯站在其职业责任的高度上说道：“我觉得一个病人的死，比五名病人死亡的结果要好。”
这个案子的审判没有达芙妮案这么有争议，最后这个医生被判有罪。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无偿地捐献自己的器官或骨髓，更何况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其他人，他们有权拒绝。那个被剥夺器官的人难道就没有拒绝的权力吗？同样的，被选择轧死的那个人也有拒绝的权利。
这可不是简单的算数问题。
判断一件事情的效益，不能只局限于眼前的情况，而应该考虑更广泛的因素。
5:1的效益问题不仅是不公的问题，更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教师把全部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到学业优秀的学生上，对其他资质一般的学生持放弃状态；律师可以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污蔑一个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人而保全其他人；医生可以随意地剥夺他人的生命只为去挽救更有价值、更成功的人；甚至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警察可以随意地闯入我们家中，只为摘取我们的器官去挽救他人的生命，我们会觉得安全吗？
单从表面的效益来看，牺牲一个人而拯救五个人似乎是最佳选择，但是这很可能会误导社会走向，引起全民恐慌，那么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自由公平的世界将会沦为荒谬的地狱。
所谓“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原则应该考虑更广泛的因素，应该站在更长远的利益角度上，去做出最有效的选择。
在日常生活中，最能体现长远效益的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我们从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到现在“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的转变，不就是为了子孙后代幸福、人类可持续发展而做的努力吗？
三、“好”的演变
我们是否有时会以道德论证来为直觉寻找理由？当然如此。
但缜密的道德论证是否也能改变我们对某一行为是否正确的直觉？
那么所谓的直觉来自哪里？
——世代延续的生命。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并且一直在改变。
1.如何判断“好”
模拟案件中的一位心理学家提出：
人类作出道德判断的方式是与生俱来的。
换句话说，我们做出道德判断的依据已经深深印在了我们的基因序列中。
今天的人类既具有基因和情感上的对于“亲身”杀人的反感，也具有基因和情感上的对于打破社会禁忌（如亲身杀人）的反感。
大家对徒手夺取他人的性命（如医生手术刀）与扳动岔道致人死亡的反应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害怕被他人故意杀害有关。如果某人将电车转向而导致他人死亡的事件也变得常见，那么我们是否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由此，我不禁感慨，我们感觉的“好”是否就是正确的。
如何判断一个事物是否是“好”？
它有科学依据吗？
科学实验只能验证得出一个事物的客观属性，而判断“好”的标准更多的是基于我们的价值概念。
而我们的价值观又来自何处？
——来自我们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结果，这些给了我们定义一个事物“好”与“坏”的情感依据。但这不一定是真理。
2.当时的“好”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很低，长期遭受欺压与不公。但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很“正常”的现象，在古人的眼中甚至连女性自己都觉得女性地位低是“对”的，因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一直都被人们奉为圭臬，这就是的情感标准。
但是，在追求独立、自由、人权的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极其荒谬的思想。如今我们否定了当时的“好”，我们会抨击男权主义盛行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我们判断“好”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当时仍被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
而现在我们知道过失杀人和谋杀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是，在当时就是“好”的判定，就是“好”官的体现。
奴隶制度在我们看来是极其残忍、野蛮、错误的历史。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买卖奴隶是合理的，甚至有人还用贩卖奴隶谋取大量的财富。但现在我们主张“人人平等”。一些当时出版的著作中有奴隶制度的影子，我们都会抨击其社会制度的不人道，但其实作者的重点可能并不是奴隶制度，他们有别的用意。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将此看成是稀松平常的事。
奴隶制度的废除，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拥有一种直觉的人们，在思考上胜过了拥有另一种直觉的人。
这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直觉、价值判断的标准实际上是与我们的发展一起变化的？也许很久过后，我们现在的一些思想也会被否定，也会被抨击。
电车难题难就难在我们都是基于自己的伦理情感来做出判断，而这种人伦情感是无法用科学依据、实验数据来判断的，并且它一直在发展变化中。
《电车难题》这场头脑风暴式的模拟案件讨论，作者在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判定结果，在我看来这就是无解。我们无法解开复杂的伦理情感问题，因为它们没有科学依据。
除了可以通过科学实验、科学依据判定的事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判断都是基于我们认知中的伦理情感为依据的。但是伦理情感问题又是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电车难题”很难有所谓正确的结论。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复杂的伦理、情感问题的产生。或许我们可以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发展，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高超的医疗水平、安全的公共设施来保障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