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杉曰：

刘义隆这封家书，司马光特意把它写进历史，曾国藩也把他抄录在自己的笔记里。这封信体现了刘义隆的修养，也让我们了解，他为什么能创造“元嘉之治”，缔造刘宋的极盛时期。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我们再学习一下：

[if !supportLists]第一，  [endif]说刘义恭的性格：“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这是一种典型性格，就是犟，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他就非干不可，不可被说服，你越说，他越不服，你说那样干会吃亏，会闯祸，他也差不多听懂了，但他更要试一试，其欲必行，看看到底能吃多大亏，闯多大祸。

这种性格，往往搭配着还有另一面，就是“意所不存，从物回改。”什么意思呢，就是突发奇想，本来没那个想法的，突然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受了启发，就有了想法。或者本来坚持非要干什么，“其欲必行”，谁都拉不住的，突然看见什么东西，触动了他，他自己就放弃了。很小很小的触动，也能让他改变很大很大的想法，就是这么神奇。

和这样的人相处，他要干什么事情，你不能去劝阻他，因为你越劝，他就越坚定，他“志之所滞，其欲必行”，你阻滞他了，就更激起了伸展自己意志的欲望。你只能在“不经意间”说些别的事情，一定不能是针对他的，但是又和他的事相关，他就“意所不存，从物回改”，自己就改变了。是他自己改变的，他能接受；你要改变他，他绝不接受。

[if !supportLists]第二，  [endif]如何矫正自己的性格。

“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

卫青对士大夫有礼，对小人有恩。这在《资治通鉴》里之前讲过，对上对下，都没毛病，与人相交，最重要是“忘势”，忘掉自己和对方的地位和势力，不要因为对方位置比自己高，就卑躬屈膝；更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对方地位比自己低，就盛气凌人。

关羽、张飞就相反。关羽是对下有恩有礼，平易近人，但是轻视文官，藐视权贵。陈寿说关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吕蒙说关羽：“吕蒙：“性颇自负，好凌人。”关羽之败，就是和东吴孙权，和自己的部下靡芳等，关系都没处好，众叛亲离。

张飞呢，张飞之死，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张飞因为暴而无恩，被部将范强、张达杀害。这都是自己作死的了。张飞和关羽相反，关羽是武将，但是以夜读《春秋》闻名，是一个读书的武将，他就要瞧不起读书人，显示我比你有文化。张飞是个大老粗，他敬重知识分子，但是轻视武将，因为觉得他们都不如自己。

对上有礼，对下有恩。是我们要学到的。还有一个背后的根本，就是不要把人分成“我瞧得起的”，和“我瞧不起的”。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大毛病，随时在跟人比，把自己当尺子，走到哪量到哪，遇到谁就测量谁。因为比较，以自己为标准，就分出上下，区别对待，这就是毛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弱点，性格弱点，就是人生的风险敞口，如何堵上这个敞口呢，就是“西门、安于，矫性齐美”的故事了。西门，是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安于，就是董安于，又叫董安，春秋时赵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韩非子》记载：“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弦统以自急。”西门豹知道自己性格刚急，所以身上总是佩带柔软的皮绳，提醒自己要柔缓；董安知道自己性格太柔缓，就随身带一根弓弦，提醒自己要刚急。两人都是借用象征物件，来提醒自己矫正性格弱点。

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西门豹和董安都善于矫正自己的性格弱点，成为千古美谈。关羽、张飞则任性妄为，最终死于非命。

[if !supportLists]第三，  [endif]慎无以喜怒加人。

作为领导者，不要以喜怒爱憎为标准来对待他人。不以喜怒爱憎为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呢？以是非善恶为标准。这一条为至难！因为所有所有的决策和行为背后，都有情绪的参与。休谟的《人性论》，甚至认为善恶标准的底层逻辑，就是情绪，就是喜怒。他说，所有的善，就是使人愉悦的，比如乐善好施，你慈善施舍，是让他人愉悦，就是善；偷盗抢劫，是让他人痛苦，就是恶。

愉悦他人与愉悦自己，就是修养的分际。

[if !supportLists]第四，  [endif]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

作为领导者，在下属面前显示自己的英明，不是一个好习惯。尽量把正确决策的功劳让给下属，不必担心大家不把美誉归之于你。如果你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谁也不敢反驳，但是大家干起来就没意思了。

[if !supportLists]第五，  [endif]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

 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了，给钱赏赐可以稍微任性，但是决不可把国家名气，爵位官位随意给人。对身边人尤其要注意，不能偏心，因为你领导的人很多，而物理上能接近你身边的人很少，如果对身边人偏心，离得远的人就没有盼头了，你就不能有效的领导所有人。